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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冰雪灾难，春运也在难上加难，这跟体制有关
党国英：春运确实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人口流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家庭的人分割开了。如果农民进城，家里的一些主要亲人也在城市，那可能很多人就不回去了。现在社会体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农民为什么大规模回家然后春节后再回来？这跟体制有关系。
王桂新：这些社会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但这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春运矛盾才应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更重视、更应该花大力气优先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解决春运问题的意义。或者说，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春运问题更加重要的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国外已有不少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我个人认为，其关键主要取决于执政党和执政政府能否自觉改革现有的“官本位”和“终身制”，推进和实现“民主化”和“平等化”。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扎根的现象不应长期持续下去
王桂新：城市化包括丰富的内涵。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经历从农村迁向城市的集中化阶段，完成了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在其后却受阻于制度性障碍，停滞于由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市民化阶段，不能完成城市化的全过程。正如你所说的，城市化谈了很多年，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完成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不能扎根的情况（即完成由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市民化过程）也延续了几十年。
这是由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力度和进度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既得利益集团在各种利益集团搏弈过程中能继续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这一现象是否还会长期持续下去，还可能持续多久，关键也取决于此。个人认为，这一现象不应长期持续下去，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但使这一现象不再持续下去的改革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2007年北京一份经济导报做了一个版面的关于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在被采访和参加讨论的人员中，只有我一个外地教授主张，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应该率先进行改革。由此可见其困难之一斑。
今年春运偶遇重大雪灾，使更多问题显现出来
王桂新：今年春运偶遇重大雪灾，更多问题显现出来。如滞留火车站旅客爆增、大量旅客途中受困、各种春运交通设施一时“瘫痪”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春运本身的问题，有些根子在其他而仅仅是通过春运表现出来。从本质来看，今年春运所暴露出来的更多的问题，都不是春运本身的问题。因为即使今年春运客流比往年有所增加，也不至于导致这么严重。
党国英：其中电网建设的问题值得反思。一方面涉及到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的问题，另一方面出现一个现象是有些年份的铁塔倒得多，有些年份的铁塔倒得少，那倒得多的这些年份就值得研究了，其中深层次因素跟经济结构甚至腐败都有关系。另外本来我们应该多开发些坑口发电，核电站现在看起来我们也上得太晚，这样一些问题如果过去解决得好的话，就不至于现在供电上这么脆弱。
王桂新：这次春运也考验了我国目前的危机管理体（机）制和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总的来讲，我国政府还是比较好地应对了这次重大雪灾下的“春运危机”，其中广大回乡民众、特别是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更是做出了关键性的具体贡献。农民工们对应对这次重大雪灾下的“春运危机”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朴实和伟大。当然，对今年重大雪灾下“春运危机”的应对，从中央到地方和部门，方方面面都还有不少值得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的地方。
改善春运“回家难”的根本，还是要大胆推进改革，
王桂新：从近期来看，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大众百姓为重的服务理念，对春运客流主体——农民工多一些人文关怀，把他们的“回家过年“作为一件大事列入重要日程，周密计划，统一协调，抓早、抓好；大学很早就开始错开寒暑假放假时间，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和企事业单位也可借鉴这一经验，通过一些合理的安排和奖励手段，适当错开他们“回家过年”的时间；交通运输部门一定要掌握客流动态，尽力挖掘潜力，增加运力，特别要搞好各种运输工具的协调、配接和调度，提高服务质量和客运输送能力。
就长远而言，要大胆推进改革，积极发展经济，逐步解决以上谈到的一些造成目前春运不正常的各种体制问题和社会矛盾，使春运尽快恢复本来的正常“面貌”，使春运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党国英：最关键还是要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我做过一个粗略估算，假设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我国种植业农户以每年6%的速度减少(目前的速度已经是1.6%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大中城市贡献3%，其他小城市和新兴小城市(可以发展1万座小城市2-3万人)贡献3%。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在30年以后，我国可以剩下5000万农户，其中粮食种植3000万户，其他农户2000万户。这个目标实现以后，农村人口将显著减少，大批村庄将消失，城乡差别将基本不存在。那时，中国农村的基础将是富裕农民组成的小的居民点，不以农业为主的家庭将居住在小城市，而更多的农民将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化率可达到80%左右。
党国英：春运确实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人口流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家庭的人分割开了。如果农民进城，家里的一些主要亲人也在城市，那可能很多人就不回去了。现在社会体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农民为什么大规模回家然后春节后再回来？这跟体制有关系。
王桂新：这些社会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但这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春运矛盾才应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更重视、更应该花大力气优先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解决春运问题的意义。或者说，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春运问题更加重要的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国外已有不少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我个人认为，其关键主要取决于执政党和执政政府能否自觉改革现有的“官本位”和“终身制”，推进和实现“民主化”和“平等化”。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扎根的现象不应长期持续下去
王桂新：城市化包括丰富的内涵。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经历从农村迁向城市的集中化阶段，完成了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在其后却受阻于制度性障碍，停滞于由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市民化阶段，不能完成城市化的全过程。正如你所说的，城市化谈了很多年，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完成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不能扎根的情况（即完成由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的市民化过程）也延续了几十年。
这是由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力度和进度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既得利益集团在各种利益集团搏弈过程中能继续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这一现象是否还会长期持续下去，还可能持续多久，关键也取决于此。个人认为，这一现象不应长期持续下去，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但使这一现象不再持续下去的改革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2007年北京一份经济导报做了一个版面的关于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在被采访和参加讨论的人员中，只有我一个外地教授主张，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应该率先进行改革。由此可见其困难之一斑。
今年春运偶遇重大雪灾，使更多问题显现出来
王桂新：今年春运偶遇重大雪灾，更多问题显现出来。如滞留火车站旅客爆增、大量旅客途中受困、各种春运交通设施一时“瘫痪”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春运本身的问题，有些根子在其他而仅仅是通过春运表现出来。从本质来看，今年春运所暴露出来的更多的问题，都不是春运本身的问题。因为即使今年春运客流比往年有所增加，也不至于导致这么严重。
党国英：其中电网建设的问题值得反思。一方面涉及到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的问题，另一方面出现一个现象是有些年份的铁塔倒得多，有些年份的铁塔倒得少，那倒得多的这些年份就值得研究了，其中深层次因素跟经济结构甚至腐败都有关系。另外本来我们应该多开发些坑口发电，核电站现在看起来我们也上得太晚，这样一些问题如果过去解决得好的话，就不至于现在供电上这么脆弱。
王桂新：这次春运也考验了我国目前的危机管理体（机）制和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总的来讲，我国政府还是比较好地应对了这次重大雪灾下的“春运危机”，其中广大回乡民众、特别是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更是做出了关键性的具体贡献。农民工们对应对这次重大雪灾下的“春运危机”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朴实和伟大。当然，对今年重大雪灾下“春运危机”的应对，从中央到地方和部门，方方面面都还有不少值得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的地方。
改善春运“回家难”的根本，还是要大胆推进改革，
王桂新：从近期来看，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大众百姓为重的服务理念，对春运客流主体——农民工多一些人文关怀，把他们的“回家过年“作为一件大事列入重要日程，周密计划，统一协调，抓早、抓好；大学很早就开始错开寒暑假放假时间，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和企事业单位也可借鉴这一经验，通过一些合理的安排和奖励手段，适当错开他们“回家过年”的时间；交通运输部门一定要掌握客流动态，尽力挖掘潜力，增加运力，特别要搞好各种运输工具的协调、配接和调度，提高服务质量和客运输送能力。
就长远而言，要大胆推进改革，积极发展经济，逐步解决以上谈到的一些造成目前春运不正常的各种体制问题和社会矛盾，使春运尽快恢复本来的正常“面貌”，使春运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党国英：最关键还是要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我做过一个粗略估算，假设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我国种植业农户以每年6%的速度减少(目前的速度已经是1.6%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其中大中城市贡献3%，其他小城市和新兴小城市(可以发展1万座小城市2-3万人)贡献3%。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在30年以后，我国可以剩下5000万农户，其中粮食种植3000万户，其他农户2000万户。这个目标实现以后，农村人口将显著减少，大批村庄将消失，城乡差别将基本不存在。那时，中国农村的基础将是富裕农民组成的小的居民点，不以农业为主的家庭将居住在小城市，而更多的农民将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化率可达到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