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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我第一次在班级实行民主管理以来，每接一个新班，我都要“从零开始”地引导新生制定《班规》。每一个班的学生情况不完全一样，所以，制定的《班规》中某些具体的条文也不完全一样，但是《班规》的“可行性”“广泛性”“互制性”的基本原则和民主、平等的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
我接手初中2000级三班班主任后，又开始在班上引导同学们制定《班规》。这次，在要不要“惩罚”的问题上，学生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本来，这个问题在我实行民主管理之初就犹豫过，因为“惩罚”在教育中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然而，无数教育者的实践都证明：教育不能动辄惩罚，但离开了一定的惩罚，教育将是苍白无力的！
当然我这个观点绝不能强加给学生，关于《班规》中要不要惩罚，还是应通过讨论甚至辩论，由班上学生投票决定。而且，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我就将难题交给学生。因为我坚信，五六十个大脑无论如何也比我这一个大脑聪明！
《班规》大辩论
于是，我利用一节班会课搞了一次讨论。在讨论中，赞成惩罚的学生（简称“赞成派”）与反对惩罚的学生（简称“反对派”）几乎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学生都把目光投向我，想让我来做最后裁决。
我毫不怀疑我在这些孩子心中的权威地位，只要我说出我的意见，至少大多数人都会赞同。但是，我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孩子，还是应该在尊重他们的前提下引导他们自己做主。
恰好这时，崔涛同学发言了：“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的《班规》暂时不要惩罚，试行一段时间看看。如果需要惩罚，我们再加进去。”
崔涛的建议，不但说出了我本来想说的话，而且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意，于是我说：“还是那句老话，班集体是大家的，班上无论什么事都应大家商量着办。既然多数人都同意崔涛的建议，那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定了吧！”
孩子毕竟是孩子，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自觉性不可能很强，这就使有些时候班上的纪律不能得到保证。凡遇上违纪情况，我们都是按《班规》批评教育，但对一些学生来说显然力度不够。有一天上自习课，纪律很不好，班委说了几次都不起作用。放学以后，班长向启找到我：“李老师，看来不要惩罚是不行的，还是应该在《班规》里加上惩罚的内容。这样，纪律才有强制性。”
我说：“好，我们再开一次班会，就这个问题搞个辩论，怎么样？”
班会开始了，我让向启向全班同学总结了一下近期班上的纪律情况，然后在班上就“是否在《班规》中加上惩罚内容”举手表决。结果，“赞成派”显然人数大大增加，“反对派”的人数则要少得多。按理说，就凭这个表决结果此事便可定下来，但是我想通过辩论让每个人都来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我叫“赞成派”和“反对派”各坐一边，准备辩论。
先是邹冰代表“赞成派”发言：“我认为，《班规》里应该有惩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班里的情况已经证明，没有惩罚是绝对不行的！”
“反对派”的林媛站起来反驳：“惩罚只能让违纪同学行动上受约束，而不能让他们真正心服。”
向启立刻站了起来：“要让每一位违纪的同学都心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的纪律绝不能迁就这些同学！”
张杨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她的看法：“李老师最近为我们读了《爱的教育》，书中的老师对学生从来不惩罚，因为他爱孩子，信任孩子。我想，我们班也不应该要惩罚，而应该有‘爱的教育’。”
她的话音刚落，就有“赞成派”的同学反驳她：“对违纪同学进行惩罚与‘爱的教育’并不矛盾，惩罚也是一种教育。《爱的教育》中，那位一贯不守纪律的弗兰提最后不是被开除了吗？请问，这不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吗？”
但“反对派”仍然据理力争：“违纪的同学毕竟是少数，如果《班规》里规定惩罚就是对全体同学而言，这公平吗？”
“赞成派”：“对于多数遵守纪律的同学来说，根本不必担心受惩罚。国家法律规定抢劫、杀人就要劳改或枪毙，可抢劫、杀人的毕竟是极少数，请问这又公平不公平呢？”
“反对派”：“我们不否认惩罚会让一些违纪同学有所收敛，但这同时也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我们为什么不用说服和感化来让他们口服心服呢？”
“赞成派”：“开学以来的班风已经证明，对少数同学来说，仅仅靠感化和说服是不起作用的。而且，我们在采用惩罚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嘛！”
…………
同学们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同学们的辩论很有意义。不管赞成惩罚的，还是反对惩罚的，都是在关心我们班集体的建设。因此这场辩论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决定是否‘惩罚’，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同学们通过辩论已经不知不觉地在进行自我教育，在尝试着以班级主人的身份思考民主治班的问题了。至于是否在《班规》中加进惩罚内容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再尝试一段时间的‘无惩罚’《班规》。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辩论，少数经常违纪的同学一定受到了教育，我更相信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下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了。咱们再试试不要惩罚吧！当然，如果多数同学都认为现在就非加进惩罚不可，我服从班上多数人的意见。”
说实话，理智告诉我，对于没有良好行为习惯的学生来说，应该通过纪律惩罚强制性地让他们养成良好习惯；但感情告诉我，如果不要惩罚就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良好的纪律风貌，那多好啊！
最后，同学们举手表决，多数同学赞成暂时维持现状，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情况修改《班规》。
但班会结束之后，班上特别调皮的几个学生却找到我说：“李老师，我们要求《班规》有惩罚，不然，我们老是控制不住自己。如果我们想到违反了纪律将受到惩罚，可能会随时提醒自己遵守纪律的。”
这些经常违纪的学生居然要求《班规》中有惩罚，实在令我高兴。但我仍然对他们说：“刚才班上已通过的事情，我怎么能随便改变呢？不过，你们愿意接受惩罚，这说明你们有着强烈的改正缺点的愿望。希望你们随时提醒自己做一个守纪律的同学。”
教育中的惩罚
我对教育中的惩罚是这样看的：真正的教育首先是充满情感的教育。在学校，任何形式的体罚都必须根绝，因为离开了对学生的爱与尊重，就谈不上任何教育。但是，科学而成功的教育却不能没有惩罚。应该说，教育本身就包含有惩罚的因素。教育，不仅意味着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知识能力水平，同时意味着按文明社会与他人交往的准则规范人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养成教育”。这种“养成教育”带有某种强制性，但这种促使人养成良好文明习惯的“强制性”与我们现在反对的思想专制不是一回事。作为社会人，不遵循起码的公共规则和秩序是很难与人交往的。同时，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人违纪必然妨碍其他更多的人学习。这样，为了尊重多数人学习的权利，有时不得不暂时“剥夺”个别人的学习权利，也就是说，必须予以必要的惩罚。
我理解的“教育惩罚”，是对不良行为的一种强制性纠正。这既可以体现在精神上，也可以体现在行为上。前者如扣操行分或纪律处分（警告、记过等），对严重影响课堂秩序的学生甚至可以请出教室（对把学生“请出教室”我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让其反思过失；后者是某些过失补偿性行为（比如值日不认真而罚其重做等）。这些惩罚与尊重学生并不矛盾，正如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确定整个惩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的要求他。但我要说明的是，不管怎样的教育惩罚，都不能是体罚。
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科学的教育惩罚不仅仅是制止违纪现象的手段，而且还应该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与法治精神的途径。也就是说，教育惩罚不应该只是来自教育者，而应该来自学生的集体意志。比如在我的班上，所有的惩罚都来自学生民主讨论后无记名投票通过的《班规》，因此，这“惩罚”已不是来自教师的“铁腕”（如果这样，很容易导致教师不自觉的“专制倾向”），而是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集体意愿。更重要的是，教育惩罚不能仅仅针对学生，同样应该针对教育者。也就是说，在一个集体中，班主任和学生都应该遵循共同的“规则”，而不能有任何凌驾于集体规则之上的特殊成员。在这里，教育惩罚充满了师生平等的法治精神。从教至今，我多次因不慎违规而被学生依据共同制定的《班规》惩罚。我觉得，这不是我有意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或者显示“打铁先要自身硬”，真正的民主教育理应如此。
总之，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惩罚不是体罚，而且我们提倡的教育惩罚应该充满现代民主精神。这样的教育惩罚使民主精神真正深入学生心灵：学生与班主任享有一样的权利，班主任与学生具有同等的义务。在这样的机制中，学生开始尝试着自我教育与民主管理的实践，切身体验着集体与个人、民主与法制、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自尊与尊他的对立统一关系，潜移默化地感受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尊严与人格的平等。这样的教育惩罚，实际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受到民主精神、法治（注意，不仅仅是“法制”）观念、平等意识、独立人格的启蒙教育——而这正是面向未来的现代教育所应该包含的基本要义。
（责 编 晓 月）
我接手初中2000级三班班主任后，又开始在班上引导同学们制定《班规》。这次，在要不要“惩罚”的问题上，学生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本来，这个问题在我实行民主管理之初就犹豫过，因为“惩罚”在教育中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然而，无数教育者的实践都证明：教育不能动辄惩罚，但离开了一定的惩罚，教育将是苍白无力的！
当然我这个观点绝不能强加给学生，关于《班规》中要不要惩罚，还是应通过讨论甚至辩论，由班上学生投票决定。而且，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我就将难题交给学生。因为我坚信，五六十个大脑无论如何也比我这一个大脑聪明！
《班规》大辩论
于是，我利用一节班会课搞了一次讨论。在讨论中，赞成惩罚的学生（简称“赞成派”）与反对惩罚的学生（简称“反对派”）几乎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学生都把目光投向我，想让我来做最后裁决。
我毫不怀疑我在这些孩子心中的权威地位，只要我说出我的意见，至少大多数人都会赞同。但是，我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孩子，还是应该在尊重他们的前提下引导他们自己做主。
恰好这时，崔涛同学发言了：“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的《班规》暂时不要惩罚，试行一段时间看看。如果需要惩罚，我们再加进去。”
崔涛的建议，不但说出了我本来想说的话，而且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意，于是我说：“还是那句老话，班集体是大家的，班上无论什么事都应大家商量着办。既然多数人都同意崔涛的建议，那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定了吧！”
孩子毕竟是孩子，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自觉性不可能很强，这就使有些时候班上的纪律不能得到保证。凡遇上违纪情况，我们都是按《班规》批评教育，但对一些学生来说显然力度不够。有一天上自习课，纪律很不好，班委说了几次都不起作用。放学以后，班长向启找到我：“李老师，看来不要惩罚是不行的，还是应该在《班规》里加上惩罚的内容。这样，纪律才有强制性。”
我说：“好，我们再开一次班会，就这个问题搞个辩论，怎么样？”
班会开始了，我让向启向全班同学总结了一下近期班上的纪律情况，然后在班上就“是否在《班规》中加上惩罚内容”举手表决。结果，“赞成派”显然人数大大增加，“反对派”的人数则要少得多。按理说，就凭这个表决结果此事便可定下来，但是我想通过辩论让每个人都来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我叫“赞成派”和“反对派”各坐一边，准备辩论。
先是邹冰代表“赞成派”发言：“我认为，《班规》里应该有惩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班里的情况已经证明，没有惩罚是绝对不行的！”
“反对派”的林媛站起来反驳：“惩罚只能让违纪同学行动上受约束，而不能让他们真正心服。”
向启立刻站了起来：“要让每一位违纪的同学都心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的纪律绝不能迁就这些同学！”
张杨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她的看法：“李老师最近为我们读了《爱的教育》，书中的老师对学生从来不惩罚，因为他爱孩子，信任孩子。我想，我们班也不应该要惩罚，而应该有‘爱的教育’。”
她的话音刚落，就有“赞成派”的同学反驳她：“对违纪同学进行惩罚与‘爱的教育’并不矛盾，惩罚也是一种教育。《爱的教育》中，那位一贯不守纪律的弗兰提最后不是被开除了吗？请问，这不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吗？”
但“反对派”仍然据理力争：“违纪的同学毕竟是少数，如果《班规》里规定惩罚就是对全体同学而言，这公平吗？”
“赞成派”：“对于多数遵守纪律的同学来说，根本不必担心受惩罚。国家法律规定抢劫、杀人就要劳改或枪毙，可抢劫、杀人的毕竟是极少数，请问这又公平不公平呢？”
“反对派”：“我们不否认惩罚会让一些违纪同学有所收敛，但这同时也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我们为什么不用说服和感化来让他们口服心服呢？”
“赞成派”：“开学以来的班风已经证明，对少数同学来说，仅仅靠感化和说服是不起作用的。而且，我们在采用惩罚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嘛！”
…………
同学们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同学们的辩论很有意义。不管赞成惩罚的，还是反对惩罚的，都是在关心我们班集体的建设。因此这场辩论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决定是否‘惩罚’，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同学们通过辩论已经不知不觉地在进行自我教育，在尝试着以班级主人的身份思考民主治班的问题了。至于是否在《班规》中加进惩罚内容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再尝试一段时间的‘无惩罚’《班规》。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辩论，少数经常违纪的同学一定受到了教育，我更相信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下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了。咱们再试试不要惩罚吧！当然，如果多数同学都认为现在就非加进惩罚不可，我服从班上多数人的意见。”
说实话，理智告诉我，对于没有良好行为习惯的学生来说，应该通过纪律惩罚强制性地让他们养成良好习惯；但感情告诉我，如果不要惩罚就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良好的纪律风貌，那多好啊！
最后，同学们举手表决，多数同学赞成暂时维持现状，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情况修改《班规》。
但班会结束之后，班上特别调皮的几个学生却找到我说：“李老师，我们要求《班规》有惩罚，不然，我们老是控制不住自己。如果我们想到违反了纪律将受到惩罚，可能会随时提醒自己遵守纪律的。”
这些经常违纪的学生居然要求《班规》中有惩罚，实在令我高兴。但我仍然对他们说：“刚才班上已通过的事情，我怎么能随便改变呢？不过，你们愿意接受惩罚，这说明你们有着强烈的改正缺点的愿望。希望你们随时提醒自己做一个守纪律的同学。”
教育中的惩罚
我对教育中的惩罚是这样看的：真正的教育首先是充满情感的教育。在学校，任何形式的体罚都必须根绝，因为离开了对学生的爱与尊重，就谈不上任何教育。但是，科学而成功的教育却不能没有惩罚。应该说，教育本身就包含有惩罚的因素。教育，不仅意味着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知识能力水平，同时意味着按文明社会与他人交往的准则规范人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养成教育”。这种“养成教育”带有某种强制性，但这种促使人养成良好文明习惯的“强制性”与我们现在反对的思想专制不是一回事。作为社会人，不遵循起码的公共规则和秩序是很难与人交往的。同时，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人违纪必然妨碍其他更多的人学习。这样，为了尊重多数人学习的权利，有时不得不暂时“剥夺”个别人的学习权利，也就是说，必须予以必要的惩罚。
我理解的“教育惩罚”，是对不良行为的一种强制性纠正。这既可以体现在精神上，也可以体现在行为上。前者如扣操行分或纪律处分（警告、记过等），对严重影响课堂秩序的学生甚至可以请出教室（对把学生“请出教室”我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让其反思过失；后者是某些过失补偿性行为（比如值日不认真而罚其重做等）。这些惩罚与尊重学生并不矛盾，正如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确定整个惩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的要求他。但我要说明的是，不管怎样的教育惩罚，都不能是体罚。
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科学的教育惩罚不仅仅是制止违纪现象的手段，而且还应该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与法治精神的途径。也就是说，教育惩罚不应该只是来自教育者，而应该来自学生的集体意志。比如在我的班上，所有的惩罚都来自学生民主讨论后无记名投票通过的《班规》，因此，这“惩罚”已不是来自教师的“铁腕”（如果这样，很容易导致教师不自觉的“专制倾向”），而是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集体意愿。更重要的是，教育惩罚不能仅仅针对学生，同样应该针对教育者。也就是说，在一个集体中，班主任和学生都应该遵循共同的“规则”，而不能有任何凌驾于集体规则之上的特殊成员。在这里，教育惩罚充满了师生平等的法治精神。从教至今，我多次因不慎违规而被学生依据共同制定的《班规》惩罚。我觉得，这不是我有意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或者显示“打铁先要自身硬”，真正的民主教育理应如此。
总之，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惩罚不是体罚，而且我们提倡的教育惩罚应该充满现代民主精神。这样的教育惩罚使民主精神真正深入学生心灵：学生与班主任享有一样的权利，班主任与学生具有同等的义务。在这样的机制中，学生开始尝试着自我教育与民主管理的实践，切身体验着集体与个人、民主与法制、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自尊与尊他的对立统一关系，潜移默化地感受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尊严与人格的平等。这样的教育惩罚，实际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受到民主精神、法治（注意，不仅仅是“法制”）观念、平等意识、独立人格的启蒙教育——而这正是面向未来的现代教育所应该包含的基本要义。
（责 编 晓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