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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5月11日起，“建福宫成私人会所”事件在流言——调查——辟谣——揭秘的过程中持续发酵。
在此期间，媒体又爆出“避暑山庄内建起豪华会所”——这家名为“皇家会馆”的会所会籍费为10万元。密集的新闻让“会所”成为街头巷尾热词，这些让许多老百姓感到神秘的地方，它们的存在究竟有些什么特殊的必要性？
商人爱官员
阿娟在一家高端会所已做到领班。
来消费的，都不是一般人。“会员”这个称谓使得“众生平等”。但客人中有些气质不是能随着外套一起脱掉的，最脱不掉的是官腔。“来的客人哪个是官、哪个官最大，我们能一眼辨出。”
有媒体将北京的顶级会所定位为“官产学的结合”，并在一家理事会名单上找到不少高曝光率的名字，其中也包括央企高管、政府部门干部。
鉴于会员们的结交心理，行政部门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成了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
“官员来，多是吃饭，吃完就走，也不多说。”会员经常直接打电话给阿娟订餐，阿娟就根据预算来配菜，谁血糖高、谁吃素，她都熟记于心，还会注意把左撇子的杯具摆在不与邻座“撞筷”的位置。
人脉结交地
冯总是浙商，标本式的“富二代”。
他有多张会员卡，是为了结识更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外界总把‘富二代’妖魔化成纨绔子弟，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守住家业，又急于做出点成绩给父辈看看。”
冯家的产业属于制造业，不少“富二代”跟他有一样的通病，对制造业尤其不愿继承，对金融、房地产、艺术品和演艺等赚快钱的行业倒是颇有兴趣。
“高端会所，作为一个大的信息和人脉集散地，很值得去。”冯总分析。
在他印象中，越是级别高的“官二代”，越是谨言慎行。“他们会说，家父定了严厉家规……”特别是有北京背景的，生活轨迹就是家到单位，两点一线，不熟的人绝对不见。
也有个别胆大的。冯总说，他参与过一个饭局，那个包房的最低消费标准有点吓人。一通海吃海侃后，山西煤老板将某干部子弟搀送到车上，顺手放下一个箱子。车主人借着“酒上头”的劲儿笑纳了。汽车发动后，车主人对搭车的冯总说，“这帮土老帽，不收白不收。”
“后来，收礼方再也没和送礼方联系过。”冯总说，他了解到那个箱子里装着钱。“也不能算白送，像这个当官的，不会记得谁给他送过礼，但会记得谁没有送过礼。”
“‘中国式送礼’的尴尬是烧香找不到庙门，这个煤老板是送得急了点，但好不容易拜到一个码头，难免急吼吼的。”冯总分析，“通常的程序是循序渐进，开始谁也摸不透谁，不敢贸然行事，体面地吃顿饭算是开场白，之后的发展要看‘勾兑’的效果了，只要他敢收，我就敢送！”
冯总认为，超高档会所的另一个好处是“把一些官员也镇住了”，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也会稍显拘谨，有的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官架子卸下来就好谈了”。再者，这也给足了官员面子，“有的官员也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物质图腾。”
会所的两面性
在商与官的交游中，高端会所无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
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一名管理者介绍：“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度，同时又有着将高端庸俗化的本领，一旦会所被‘有心者’发现有利用价值，高端会所就从包揽上流阶层的闲暇时光，迅速过渡到充斥着浓重商业气息的交际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陈光金说：“在当今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尽管可能是为数很少的现象，人们也会提出中国社会会不会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
这在杭州第一会所“江南会”中得到印证。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发起投资建造的会所，授给会员一张只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需“江湖救急”，8位发起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会亲自赶来或委托实力人物在相应的范围内出手相助，这与金庸为会所题写的匾额相映成趣，颇有江湖气息。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与父辈的不同，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单打独斗发家的，奉行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守业更难，更要抱成一团。”冯总表示。
尖并尖的生活圈
吴总是顶级俱乐部的元老级会员。第一批外资银行登陆上海滩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行长。
“中国新贵已经从暴发户阶段进化了，他们需要一些情趣相投、‘吨位’也差不多的人，一同把玩闲趣。”
其实，与富商巨贾一同进化的还有官员们的品位。“公款吃喝已经走过了胡吃海喝的粗放型阶段，而是进入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大夫阶段。”吴总这样说。
2010年初，媒体爆料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在惠山湿地公园内办过一个“只准官员入内”的豪华会所。
会所会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供“专享”服务。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人员说，其总部曾帮一位会员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银河系的卫星。“能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人越少，就越感觉自己像是个大人物，”吴总如此分析会员们的心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欣将这种倾向称为“社会封锁”。他说：“这些人为了垄断性地占据自己的优越社会地位，常常使用某种自然或社會属性，比如血统、门第、财富等标准，作为自己成员的资格。”
“总是要处在金字塔的顶尖，才有条件入内，这是一个尖并尖的生活圈。”刘欣指出。
还会所真面目
据调查，“北京四大”（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中国会、北京美洲俱乐部）的入会费都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上海基本上在5万元之内。
法律并没有禁止高端会所，只要守法合规都属于正常经营范畴。
但是，如果在“天价会所”中常见官影憧憧，就会引人发问：官员不是自己买单，那谁在买单？为什么买单？
刘欣教授认为，就当前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而言，所积累的财富能达到加入“天价俱乐部资格者”当属极少数。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类俱乐部所具有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功能，导致了一些官员的加入。这类俱乐部排除了一般餐馆酒店的市井嘈杂，环境优雅宁静，私密性强，利于聊天交流。同时，极少数官员自己想通过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将其权力资本转化为上流社会的社会资本。”
以编制富豪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说：“会所中的富人圈是一个类似于英国新贵的群体。英国女王赐予某人最高的荣誉，也意味着他要承担国家的责任。这群‘贵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应该被还原的高端会所真面目。”
摘自《时代邮刊》2011.8.30
在此期间，媒体又爆出“避暑山庄内建起豪华会所”——这家名为“皇家会馆”的会所会籍费为10万元。密集的新闻让“会所”成为街头巷尾热词，这些让许多老百姓感到神秘的地方，它们的存在究竟有些什么特殊的必要性？
商人爱官员
阿娟在一家高端会所已做到领班。
来消费的，都不是一般人。“会员”这个称谓使得“众生平等”。但客人中有些气质不是能随着外套一起脱掉的，最脱不掉的是官腔。“来的客人哪个是官、哪个官最大，我们能一眼辨出。”
有媒体将北京的顶级会所定位为“官产学的结合”，并在一家理事会名单上找到不少高曝光率的名字，其中也包括央企高管、政府部门干部。
鉴于会员们的结交心理，行政部门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成了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
“官员来，多是吃饭，吃完就走，也不多说。”会员经常直接打电话给阿娟订餐，阿娟就根据预算来配菜，谁血糖高、谁吃素，她都熟记于心，还会注意把左撇子的杯具摆在不与邻座“撞筷”的位置。
人脉结交地
冯总是浙商，标本式的“富二代”。
他有多张会员卡，是为了结识更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外界总把‘富二代’妖魔化成纨绔子弟，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守住家业，又急于做出点成绩给父辈看看。”
冯家的产业属于制造业，不少“富二代”跟他有一样的通病，对制造业尤其不愿继承，对金融、房地产、艺术品和演艺等赚快钱的行业倒是颇有兴趣。
“高端会所，作为一个大的信息和人脉集散地，很值得去。”冯总分析。
在他印象中，越是级别高的“官二代”，越是谨言慎行。“他们会说，家父定了严厉家规……”特别是有北京背景的，生活轨迹就是家到单位，两点一线，不熟的人绝对不见。
也有个别胆大的。冯总说，他参与过一个饭局，那个包房的最低消费标准有点吓人。一通海吃海侃后，山西煤老板将某干部子弟搀送到车上，顺手放下一个箱子。车主人借着“酒上头”的劲儿笑纳了。汽车发动后，车主人对搭车的冯总说，“这帮土老帽，不收白不收。”
“后来，收礼方再也没和送礼方联系过。”冯总说，他了解到那个箱子里装着钱。“也不能算白送，像这个当官的，不会记得谁给他送过礼，但会记得谁没有送过礼。”
“‘中国式送礼’的尴尬是烧香找不到庙门，这个煤老板是送得急了点，但好不容易拜到一个码头，难免急吼吼的。”冯总分析，“通常的程序是循序渐进，开始谁也摸不透谁，不敢贸然行事，体面地吃顿饭算是开场白，之后的发展要看‘勾兑’的效果了，只要他敢收，我就敢送！”
冯总认为，超高档会所的另一个好处是“把一些官员也镇住了”，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也会稍显拘谨，有的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官架子卸下来就好谈了”。再者，这也给足了官员面子，“有的官员也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物质图腾。”
会所的两面性
在商与官的交游中，高端会所无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
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一名管理者介绍：“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度，同时又有着将高端庸俗化的本领，一旦会所被‘有心者’发现有利用价值，高端会所就从包揽上流阶层的闲暇时光，迅速过渡到充斥着浓重商业气息的交际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陈光金说：“在当今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尽管可能是为数很少的现象，人们也会提出中国社会会不会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
这在杭州第一会所“江南会”中得到印证。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发起投资建造的会所，授给会员一张只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需“江湖救急”，8位发起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会亲自赶来或委托实力人物在相应的范围内出手相助，这与金庸为会所题写的匾额相映成趣，颇有江湖气息。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与父辈的不同，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单打独斗发家的，奉行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守业更难，更要抱成一团。”冯总表示。
尖并尖的生活圈
吴总是顶级俱乐部的元老级会员。第一批外资银行登陆上海滩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行长。
“中国新贵已经从暴发户阶段进化了，他们需要一些情趣相投、‘吨位’也差不多的人，一同把玩闲趣。”
其实，与富商巨贾一同进化的还有官员们的品位。“公款吃喝已经走过了胡吃海喝的粗放型阶段，而是进入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大夫阶段。”吴总这样说。
2010年初，媒体爆料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在惠山湿地公园内办过一个“只准官员入内”的豪华会所。
会所会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供“专享”服务。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人员说，其总部曾帮一位会员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银河系的卫星。“能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人越少，就越感觉自己像是个大人物，”吴总如此分析会员们的心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欣将这种倾向称为“社会封锁”。他说：“这些人为了垄断性地占据自己的优越社会地位，常常使用某种自然或社會属性，比如血统、门第、财富等标准，作为自己成员的资格。”
“总是要处在金字塔的顶尖，才有条件入内，这是一个尖并尖的生活圈。”刘欣指出。
还会所真面目
据调查，“北京四大”（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中国会、北京美洲俱乐部）的入会费都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上海基本上在5万元之内。
法律并没有禁止高端会所，只要守法合规都属于正常经营范畴。
但是，如果在“天价会所”中常见官影憧憧，就会引人发问：官员不是自己买单，那谁在买单？为什么买单？
刘欣教授认为，就当前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而言，所积累的财富能达到加入“天价俱乐部资格者”当属极少数。更可能的情况是，这类俱乐部所具有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功能，导致了一些官员的加入。这类俱乐部排除了一般餐馆酒店的市井嘈杂，环境优雅宁静，私密性强，利于聊天交流。同时，极少数官员自己想通过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将其权力资本转化为上流社会的社会资本。”
以编制富豪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说：“会所中的富人圈是一个类似于英国新贵的群体。英国女王赐予某人最高的荣誉，也意味着他要承担国家的责任。这群‘贵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应该被还原的高端会所真面目。”
摘自《时代邮刊》201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