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众多的民俗中，传统节日习俗是其中最重要的民俗。自新一年的第一天元旦起，中国的传统节日贯穿了全年，春节、元宵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在这些传统节日中，影响面最大，参与人数最广，持续时间最长，规矩讲究最多的节日是春节，俗称“过年”。通过对本溪市颇有代表性的两个城乡区域调研比较，发现本溪市春节的“年气”不同以往，“年味”有所变化。
　　【关 键 词】春节习俗 民俗文化 传承情况
　　一、传统“年味”的浓郁
　　溪湖区柳塘街与桓仁县凤鸣村，分属本溪市城乡两地。
　　这两个地区的过年习俗，其实就是本溪市城乡居民过年民俗的缩影。通过这两个地区的民间俗信和民俗习惯，可以了解到本溪市民俗文化的传统形式和特点。
　　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秘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就是俗信”。[1]俗信虽然最先源于原始崇拜或迷信，但更多的是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累积，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反映。就柳塘地区居民过年的民俗而言，便包含了许多先人一辈辈传承下来的俗信，有的体现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溪市城区，人们过年实际是从上一年的阴历二十三“小年”开始的，直至正月初五。初六上班，恢复工作常态，但节日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城里人过年的程序是约定俗成的，阴历二十起开始筹备过年：打扫房间、清洗衣物、购置年货。就下来的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要做：“二十三，祭灶王”，“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年猪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会道友”。“三十，走油”，至此，过年的一切一应俱全，就等着除夕夜穿戴一新，老老小小一起高高兴兴包饺子，直至零点时分燃放鞭炮接“财神”。接过“财神”后，开始守岁，一家老小不睡觉，整夜不熄灯，熬夜一直到初一天明。由于“长明”与“长命”谐音，不熄灯，点长明灯有希望健康长寿的意思。在十天的筹备过程中，有着繁多的规矩、讲究不得怠慢，以祭拜灶王爷的隆重仪式为例，就可以感受到人们对这种规矩的一丝不苟。首先要“请”下灶台上方墙壁上的“灶王爷”，接着用灶糖抹在“灶王爷”的嘴上，然后跪着将“灶王爷”的画像连同用秸秆制作的车、马、人等一起烧掉，且口中振振有词地念叨：“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挎着枪，上上方见玉皇，好话多说，赖话少说”。这种习俗反映的是古人对“天”的敬畏和崇拜，还有对来年的一种期待。
　　在桓仁县凤鸣村，该村村民传统的过年习俗与市区的区别不是很大，备年货，清扫房间，给孩子买新衣等也都是必须做的事情。所购置的年货中，年画、蜡烛、鞭炮是必备的三样东西。当地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语：“买鞭不如点蜡，点蜡不如看画”。节俭惯了的村民还是为随烟花散尽、蜡烛成灰不见了踪影的钱而心疼不已。凤鸣村与柳塘地区过年习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年三十”除夕夜半的活动内容上。柳塘地区除夕夜的主要内容是在零点时分放鞭炮，接“财神”；凤鸣村在零点前放完鞭炮，要做“发子”、祭“门神”。做“发子”要在院子里进行：从祖坟地“接回”祖先，供上家谱，把准备好的祭品供奉在供桌上，上香点蜡。一切准备妥帖，家族中“当家的”磕头作揖，祭拜先祖，祈求祖先保佑全家来年五谷丰登，衣食无忧。祭拜完祖先，把供桌等一应祭品撤回屋内，开始祭“门神”。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门神是唐朝名将秦琼和尉迟敬德。据说有一天唐太宗生病了，夜间老睡不着觉，朦胧中听到宫外有鬼叫。受惊吓的唐太宗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大臣们。大臣们想到了秦琼和尉迟敬德在打江山、戍边疆方面的威猛和丰功伟绩，便出主意让他两人守护着皇上。两人全身披挂在唐太宗门外守护，晚上果然安然无事，太宗的病也好了。王公大臣们发现有此奇效，又不可能像唐太宗那样可以让秦琼和尉迟敬德亲自守护自己的家门，于是命画匠将他们的像画在门上，借以镇邪驱鬼。这种做法从大户人家流传开来，平民百姓也开始效仿。从此，秦琼和尉迟敬德就成了“门神”，他们的画像就成了“门神画”，贴门神的风俗传遍了全国上下。祭祖先体现的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反映的是一种传统的孝道，而祭门神迎合的是人们安居心理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春节的民俗都体现了人们祈盼安稳生活的最淳朴的情感，尽管两个区域在春节民俗的细枝末节上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本溪地区颇具特色的文化，应该加以繼承和完善。
　　二、如今“年味”的变化
　　现今，本溪市传统的春节习俗被部分地延续下来，“年气”虽不同以往，但还是充满喜庆；人们依旧早早地清理房间、置办年货，依旧张灯结彩、亲朋相聚，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感觉“年味”由浓郁变得寡淡了。
　　比之城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环境变化，农村的变化大多是草房变瓦房、旧房变新房，邻里间的沟通、交流还一如既往地方便、热络，所以过年习俗的传承也就较多。现在凤鸣村人过年，凌晨的“发子”，做的人家已经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大家”（人口多的人家）在做，因为这样的人家有老人健在，继承的就很好，很完整；年轻一族已不再信奉，甚至连什么是“发子”都不怎么清楚。年轻人对古老习俗的淡漠，一方面说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或许是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另一方面说明他们不再敬畏什么，少了敬畏之心。这后一个原因不免令人忧心忡忡：当人们什么都不敬畏的时候，就没了约束，凡事都敢做；当人们没有了对祖先的崇敬之心，敬老的美德是否已经缺失？
　　调查中发现，人们对过年“吃”的兴趣越来越淡，已不再像以往那样盼望过年吃上鸡鸭鱼肉、年糕饺子，更多的兴趣投向了休闲娱乐。扭秧歌已不是过年的最爱，要扭随时以健康为主要目的尽情地扭；跑旱船已鲜为人知，只有较大型的集体活动时才“跑”上一阵儿；高跷也已不再去踩，没有了酷寒的地面，薄冰是高跷踩不稳的。人们过年的娱乐方式更多的转变为麻将、扑克与网络，室外运动已经少之又少。 　　城里就更是“年味”趋淡。本人在柳塘地区生活了将近20年，儿时过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此次去调研，发现记忆中的柳塘已经不复存在，遍布漫山的石头平房已被在建的高楼取代，曾经热闹的街头巷里不见了人的踪迹。失望中质疑：“儿时的年味，现在会否依旧？”带着疑虑走进几户人家。果然，如今人们过年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年货还是要买，但已不再多买；灯笼照挂，但关注的人已经很少，早没了门前数灯笼的孩童；饺子还包，但已不再垂涎欲滴。看新春晚会取代了祭拜；只有打麻将的大人和上网的孩子才被动地守岁；压岁钱还是一定要给，但象征的意义淡化，只成了一种规矩，甚至变成了陋习。
　　纵观城乡过年习俗的变化，笔者觉得传承的不再是一种习俗，而是一种规矩，也就是说，传统过年的民俗内涵已经改变——或许是一种超越，传承下来的仅仅是这种民俗的形式。
　　三、“年味”变化的原因及民俗文化传承的思考
　　调查中发现，老一辈城乡居民谈论起“年味”的前后变化，脸上都划过一丝无奈和失落，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对老式热闹非凡的过年情形的怀念和眷恋。以往，一年一度的春节让人们全年都为那一段的美好时日卯足了干劲，生活因目标的具体变得忙碌、充实。如今，人们衣食无忧了，过年那段时日的美好散落在了生活中的每一天，春节也就与往日一般，不再特殊。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无疑是年味变淡的原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從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思想教育，特殊年代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精神，使他们不畏天地，藐视万物，自然不去敬神灵。7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了社会变革的初期，发展教育，重视科学使他们将全部精力投以学习知识，发展进步。“80后”和“90后”，受外来文化影响深重，个性张扬、另类、非大众化。他们遗弃中国传统的东西，向往西式生活的浪漫，中国传统的节日被他们冷落，西方极具商业色彩的节日被他们热捧。
　　第三，传统价值观的动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讲究诚信、热情、含蓄、勤劳、友爱、和谐等。千百年来，这种价值观融洽着中国人之间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培养了人们尊老爱幼、和谐相处、合家欢乐的生活习惯。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使得人们传统价值观已经或正在改变。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侵蚀着人们的心灵，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们变得自闭、慵懒起来。
　　第四，自然环境的变化。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提起过年，眼睛呈现的画卷是：皑皑白雪覆盖着街巷和村落，室外红灯高挂、呵气成冰，室内热气腾腾、笑语满屋，山坡爬犁鱼贯而下，平地高跷吱吱作响。现如今，这样的情形似乎只能梦中相见。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改变着自然环境，即便是地处北方的我们本溪，也不再有以往冬天的天寒地冻，所以爬犁和踩高跷就难觅踪迹。最纯朴的、与大自然最亲密接触的、令人魂牵梦绕的游戏消失了。
　　年味的变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成为品尝过浓浓年味的人们心中抹不去的痛。春节的许多俗信都属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祖宗流下来的一笔文化遗产，不加分辨地一味丢弃，实在是很可惜。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在统一社会行为、指导生活实践、调节心理障碍等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等到需要它时才为它的被丢弃而痛心疾首，我们应该做的是研究、挖掘、保护、创新利用这笔“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它取之于民间，又造福于民间。这才是我们面对民俗文化应采取的正确做法。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