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选题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提到，他的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在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
　　蔡定剑说，这些人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那他们的诉求就有可能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
　　于是，我循着一个朋友的指点，来到了唐家岭。
　　我在这里呆了4天，写出了封面报道《向下的青春》。此后，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又据此写出了一本广受关注的书《蚁族》。
　　六年过去，唐家岭已然翻天覆地。
　　昔日的城乡结合部，正在变成一个森林公园。来自官方的说法是，这块地建成后将是北京中关村最大的森林绿地，它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名字：中关村的“绿肺”。
　　当年在唐家岭和我一起喝酒的“蚁族”已经星散，蔡定剑先生已经仙逝，廉思到了高校任教，我也离开媒体数载。
　　而那被命名为“蚁族”的群体，随着更多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正在迅速膨胀，往城市更边缘的角落延伸。

从“向下的青春”到“蚁族”

　　那是2007年7月，我花了一晚写完《向下的青春》。
　　写完时，天已放亮，下起了小雨。我坐最早一班公交车，历经一个半小时来到单位，交了稿。之后回到家，关掉手机，开始昏天黑地地大睡。
　　第二天开始，各种反响接踵而来，远远超过我的预期。平心而论，对于一个已经从业多年的深度调查记者而言，这实在不能够对我有更多的刺激，反而是《中国新闻周刊》总编宣布它获得当年的最佳作品奖时，我欣喜不已。
　　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打电话给我，已经是差不多一年之后的事情了。在一番致敬的客套话之后，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团队写了一本名为《蚁族》的书，问我是否可以把我的文章放进去。我才意识到，之前三个出版社的约稿被我拒绝后，终于还是有人来写这样一本书了。
　　廉思在书中是如此讲述它的缘起：“那是在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真实经历。文中的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这并不让人意外。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膜由来已久。每天给我们送水供菜的人我们尚且一无所知，更惶论那些窝在城乡结合部狭小空间里的大学毕业生们。
　　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选定《蚁族》一书作为特别致敬，要我来为廉思及其背后的80后调查团队草拟致敬词。我在其中写道：“一个新的弱势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在《蚁族》出版后不久，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极，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这一段话，我无非想说，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功德。
　　廉思命名“蚁族”后，这个词以我所未曾想到的速度迅速在中国流传开来，连续几年跃居中国社会热点词的前列。2008年，它还有了一个搭配：蜗居。
　　那几年的两会期间，总有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前往唐家岭，“全国政协委员唐家岭落泪访蚁族”的照片在网络上至今可见。很多提案、议案，都以蚁族来说事。
　　那时，奥运在即，北京城市建設正如火如荼。不久，就传出政府相关部门调研、唐家岭准备改造的消息。
　　与此相伴，在“蚁族”“胶囊公寓”和“树人”等先后成为社会热点的同时，政府再三表态，要解决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未曾改变的蚁族

　　2010年3月29日，北京市启动了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建设中的唐家岭森林公园。
　　唐家岭拆迁令下达后，四五万个住户无处可去。于是，在唐家岭村的南侧，几栋逃脱了拆迁命运的平房，不再整间出租，而是加盖数层，一间间地隔断。
　　在这里，一间10余平米的屋子，月租金要700余元，而当年房租只要400元左右。就是这样的房子，如果今天下午有房间腾退，明天就有人等着搬进来。
　　唐家岭村拆迁后，公交车绕道，不再走唐家岭路。最近的公交车站是东北旺北，来回千余米的路上，唯一的通勤工具便是三轮车。
　　上班高峰期时，年轻人往往要在租住的院子口排队，等三轮车来回三四趟后，才能挤进去。每趟能拉四五个人，一人一元钱。“我认识一个朋友，专门辞职来做这个生意，你猜一个月挣了多少？8000元！”一个在这里住了5年的年轻人告诉回访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一个河北口音的三轮车司机对记者诉苦：“老有城管来抓我们，可是我们不开三轮车接送人，这么长的路怎么走？”
　　如今，唐家岭附近已重新聚集起了五六千人。更多的人，则由于房租的涨价，向更远处迁移。
　　在《向下的青春》一文中，我曾列出了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的迁移路线图：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小营而现在，这些地方基本全都成了“居大不易”的地方。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在一次谈话中，将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几年后，我亲眼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不再是数年前我在唐家岭遇到的所谓“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俨然混迹于蚁族，成为蚁族了。
　　2010年，廉思和他的团队又出版了《蚁族2》一书。对全国多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蚁族远非北京所独有。在更多的城市，更多的蚁族过着更为艰难的人生。

胜负未分的竞赛

　　在《向下的青春》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相同话题的文章、书籍与视频，如书籍《向下的青春，向上的奋斗》（作者林少波）、电视剧《蚁族的奋斗》，甚至还有专门的蚁族网。在其后的几年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过这个群体。 　　在传媒和社会的关切中，那些被定义为蚁族的人们，生活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前途是更有希望还是更渺茫，实在是有太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当年的采访对象，我早已失去联络。只有一个，听闻回到了农村老家，在花了一大笔钱后，终于在县法院谋得了一个书记员的职位。
　　起码目前，还很难看到他们的境遇会有怎样的改变。城市在飞速地扩大，更多的蚁族进入，被挤到更为边缘的城郊，然后城市再次扩大——如同一种宿命。
　　其实我一直认为，在当下，蚁族未必能够形成某种具有指向性的社会力量，真的成为一“族”。
　　而且，这一群体也未必应当受到较之其他弱势群体更多的关照。蚁族生活或许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人年轻时候总有困苦、迷茫的时候。何况，即使是在传统被颠覆的当代中国，相对于中国的农民和下岗工人而言，他们并不是最弱势的群体。
　　但无法回避的是，这一群体正在飞速地壮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看不到一蹴而就解决的希望。

　　关键的問题，一如《向下的青春》和《蚁族》中的呼吁：给他们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也正如《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员秋风所写：“要让他们看到未来，就必须拆除这道（创业及产权）壁垒，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创造精神的机会。”
　　在“年度传媒”致敬辞里我曾写到：我们看到他们的辛酸与无奈，听到他们的呼吁与希望，我们既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又能不无惊心地触摸到可能的未来。
　　这或许真是一场竞赛。是社会终于给他们提供了通道与希望，使他们有了一个清晰的未来，还是他们始终找不到出路，最终撞向这个社会？
　　现在的唐家岭路，一直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只有来往的大货车能照亮道路。
　　夜晚7点半的东北旺北站，不断有人从公交车上挤下来，往唐家岭去。一辆公交车进站，不到20秒，等在站上的三轮车的后座上就塞满了人。
　　没有车灯的三轮车，一路慢行，小心地绕过路上的车辆、行人，消失在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