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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出版的的音乐图书中，《中国音乐理论书目大全：1949—1999》（陈建华，陈洁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书目大全》）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工具性图书的一种。该书版权页信息显示，第一次印刷数量3100册，2004年9月第二次印刷已是5200册。总量虽不大，但对于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目而言亦实属不易了，足见人们对这部书目的关注。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书目大全》属于一种专科性书目。书目编纂工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音乐书目方面，先后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现代音乐书目》（1960）、王世襄先生编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1961）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集先秦到1949年中国音乐图书之大成的《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音乐书谱全目》（1984年第1版，1994年第2版）等。这些书目的编纂出版，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是音乐研究、教学人员全面了解、掌握和检索专业图书资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目大全》延续了音乐书目编纂这一优秀的传统，收录的音乐理论图书自1949起至1999年，历时半个世纪。其面世，对音乐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幸事。本文拟从目录学的视角，结合笔者在使用该书中的体会以及碰到的问题作一些评议。
首先，《书目大全》全面揭示报道了建国50年来我国音乐理论图书的出版成就，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浏览一条条书目，犹如漫步音乐书林，《书目大全》为人们学习、研究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书目大全》为部分图书作了较为详细的内容提要，既可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对专业研究人员也不乏参考价值，编者是费了心力的。图书著录如果仅描述书名、著者、出处等外部特征，其结果即是“题录”。显然，题录式书目以揭示书名等图书外部信息为主，不涉及图书内容，著录项目少，加工层次较浅。而加上为深入揭示图书内容而撰写的提要之后，“题录”体书目即深化为“叙录”体书目，从而更有助于读者确认某一图书、了解图书内容，起到宣传、推荐乃至指导阅读的作用。
作为一种专科性书目，《书目大全》所具备的报道性、资料性、检索性等特点，使之在音乐理论学习、研究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参考性和实用性，成为学者宏观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现状的量化依据。如蔡良玉研究员在阐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国音乐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即以《书目大全》所提供的信息，按国家、地区、图书涉猎内容等，详细统计了有关外国音乐的图书出版情况，进而论证了由于学术交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这些巨大的学术成就的取得①。此外，由于《书目大全》的上述参考性实用性以及收录图书的时间范围上顺延了《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音乐书谱全目》，所以该书目与后者一起，共同成为专业老师指引学生步入专业化、系统化学习、研究的门径。如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在其“乐律学”课程上，即特意为学生们推荐上述两部书目②。
下面谈谈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
1.检索途径单一 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钱亚新先生认为：“一本好的书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索引，要失掉它一半的价值……索引不仅是一书的锁钥，并且是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③遗憾的是，《书目大全》仅仅提供了唯一一种检索途径，即分类途径。编者将所收全部图书分为音乐理论、音乐史记、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赏析五个大类，每类下设二——六个小类。首先，这种分类体系比较粗疏，逻辑上亦不尽合理，类名表达也欠精确。笔者以为，编者在全书唯一的分类编排途径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近些年来越来越使用广泛的《中图法》分类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分类检索习惯上的变化。其次，分类体系只可能满足人们族性检索的需求。事实上，对于图书的检索来说，人们最常用的还有书名途径和著者途径。笔者认为，编者完全可以通过书后辅助索引的形式增加上述读者常用的两种检索途径。具体做法很简单，即在正文分类编排的基础上，于每一条款目前加上序号——这样做，既可以通过序号清晰反映全书乃至大、小类目所收入图书的数量，又可以为编制书后辅助索引节约篇幅。编制辅助索引（如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乃至关键词索引等）时，只需将每一种图书对应的序号按检索点（如书名、著者或图书内容关键词等）的顺序（如音序法、笔顺法）编排即可（这方面可以参考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报刊索引》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报刊资料索引》的做法）。读者若有书名、著者以至图书内容方面的检索需求，通过相应的辅助索引，首先索得所需图书的序号，再按该线索一索即得该图书的基本信息。如此一来，对读者而言《书目大全》的使用效果必然大有不同。
2.体例结构不尽完善一般来说，无论资料性工具书（如辞典、百科全书、年鉴等），还是线索性工具书（如书目、索引、文摘等）都应该有一个完善的体例结构。就与本文相关的后者来说，主体部分是将著录款目按分类（或主题、字顺）等可检顺序排列而构成的全书的核心内容。另外，还应该有前面提及的辅助索引，辅助索引与正文编排方式共同形成工具书的检索系统。除此以外，还应该有编纂说明、体例介绍等。《书目大全》除未具备完善的检索系统外，编制说明、体例介绍等部分也以“前言”笼统代之。一些本应在这两部分详细说明、交待的内容如编制目的、使用对象、书目信息的来源、收录时的取舍、收录的数量以及著录的格式、使用的符号、互著问题（文中有许多互著现象）、正文详细排序问题、检索示例等，均在前言部分一笔带过或一略而过。作为“书目大全”，如此体例结构，难免影响该书目的严谨性。
3.编校不够仔细，差错率偏高工具书由于其工具性，人们对其准确性要求明显高于普通图书。作为报道图书信息、引导人们检索利用图书的书目来说，编校差错率过多，将会直接影响到使用者对图书信息的把握，造成误检、漏检等。经查对，《书目大全》中的差错主要有：（1）书名错误，如313页《阿申达》，申应为伊；111页《现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析（出）乐谱目录》，析应为折。（2）著者错误，如：15页华慰芳，慰应为蔚；25页于润祥，祥应为洋；38页赵枫，枫应为沨；98页任国栋，任应为伍；李继一，继应为纯；154页朱谦文，文应为之；308页马步岭，马应为冯；杨桦，杨应为李，等等。（3）时间错误《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正确的出版时间应该是1998年10月，而非1994年。上述错误，必然会影响该书目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应有的地位。
编制一部时间跨度大、专业性强的书目，其艰苦、细微、琐碎程度可想而知，当然为人们带来的学术便利也是不言而喻的。《书目大全》的编者立意甚高，立足基础性书目工作，尤其在学界长期以来资料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更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书目工具书的编制毕竟是一项细致严谨的系统工作，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质量，也使其应有的工具性、检索性受到质疑。在此，殷切希望该书目在再版过程中能有较大的改观。
①蔡良玉．呼唤深层次的中外音乐学术交流[Ａ]． 庆贺钱仁康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Ｃ]．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４
②一蓑烟雨．ｈｔｔｐ：／／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ｃｎ／ｂｂｓ／ｄｉｓｐｂｂｓ，２００５．９．１６
③周柏康．关于书后索引现状的几点思考[Ｊ]．中国索引，２００５（２）２—４
景月亲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书目大全》属于一种专科性书目。书目编纂工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音乐书目方面，先后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现代音乐书目》（1960）、王世襄先生编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1961）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集先秦到1949年中国音乐图书之大成的《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音乐书谱全目》（1984年第1版，1994年第2版）等。这些书目的编纂出版，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是音乐研究、教学人员全面了解、掌握和检索专业图书资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目大全》延续了音乐书目编纂这一优秀的传统，收录的音乐理论图书自1949起至1999年，历时半个世纪。其面世，对音乐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幸事。本文拟从目录学的视角，结合笔者在使用该书中的体会以及碰到的问题作一些评议。
首先，《书目大全》全面揭示报道了建国50年来我国音乐理论图书的出版成就，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浏览一条条书目，犹如漫步音乐书林，《书目大全》为人们学习、研究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书目大全》为部分图书作了较为详细的内容提要，既可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对专业研究人员也不乏参考价值，编者是费了心力的。图书著录如果仅描述书名、著者、出处等外部特征，其结果即是“题录”。显然，题录式书目以揭示书名等图书外部信息为主，不涉及图书内容，著录项目少，加工层次较浅。而加上为深入揭示图书内容而撰写的提要之后，“题录”体书目即深化为“叙录”体书目，从而更有助于读者确认某一图书、了解图书内容，起到宣传、推荐乃至指导阅读的作用。
作为一种专科性书目，《书目大全》所具备的报道性、资料性、检索性等特点，使之在音乐理论学习、研究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参考性和实用性，成为学者宏观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现状的量化依据。如蔡良玉研究员在阐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国音乐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即以《书目大全》所提供的信息，按国家、地区、图书涉猎内容等，详细统计了有关外国音乐的图书出版情况，进而论证了由于学术交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这些巨大的学术成就的取得①。此外，由于《书目大全》的上述参考性实用性以及收录图书的时间范围上顺延了《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音乐书谱全目》，所以该书目与后者一起，共同成为专业老师指引学生步入专业化、系统化学习、研究的门径。如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在其“乐律学”课程上，即特意为学生们推荐上述两部书目②。
下面谈谈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
1.检索途径单一 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钱亚新先生认为：“一本好的书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索引，要失掉它一半的价值……索引不仅是一书的锁钥，并且是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③遗憾的是，《书目大全》仅仅提供了唯一一种检索途径，即分类途径。编者将所收全部图书分为音乐理论、音乐史记、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赏析五个大类，每类下设二——六个小类。首先，这种分类体系比较粗疏，逻辑上亦不尽合理，类名表达也欠精确。笔者以为，编者在全书唯一的分类编排途径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近些年来越来越使用广泛的《中图法》分类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分类检索习惯上的变化。其次，分类体系只可能满足人们族性检索的需求。事实上，对于图书的检索来说，人们最常用的还有书名途径和著者途径。笔者认为，编者完全可以通过书后辅助索引的形式增加上述读者常用的两种检索途径。具体做法很简单，即在正文分类编排的基础上，于每一条款目前加上序号——这样做，既可以通过序号清晰反映全书乃至大、小类目所收入图书的数量，又可以为编制书后辅助索引节约篇幅。编制辅助索引（如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乃至关键词索引等）时，只需将每一种图书对应的序号按检索点（如书名、著者或图书内容关键词等）的顺序（如音序法、笔顺法）编排即可（这方面可以参考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报刊索引》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报刊资料索引》的做法）。读者若有书名、著者以至图书内容方面的检索需求，通过相应的辅助索引，首先索得所需图书的序号，再按该线索一索即得该图书的基本信息。如此一来，对读者而言《书目大全》的使用效果必然大有不同。
2.体例结构不尽完善一般来说，无论资料性工具书（如辞典、百科全书、年鉴等），还是线索性工具书（如书目、索引、文摘等）都应该有一个完善的体例结构。就与本文相关的后者来说，主体部分是将著录款目按分类（或主题、字顺）等可检顺序排列而构成的全书的核心内容。另外，还应该有前面提及的辅助索引，辅助索引与正文编排方式共同形成工具书的检索系统。除此以外，还应该有编纂说明、体例介绍等。《书目大全》除未具备完善的检索系统外，编制说明、体例介绍等部分也以“前言”笼统代之。一些本应在这两部分详细说明、交待的内容如编制目的、使用对象、书目信息的来源、收录时的取舍、收录的数量以及著录的格式、使用的符号、互著问题（文中有许多互著现象）、正文详细排序问题、检索示例等，均在前言部分一笔带过或一略而过。作为“书目大全”，如此体例结构，难免影响该书目的严谨性。
3.编校不够仔细，差错率偏高工具书由于其工具性，人们对其准确性要求明显高于普通图书。作为报道图书信息、引导人们检索利用图书的书目来说，编校差错率过多，将会直接影响到使用者对图书信息的把握，造成误检、漏检等。经查对，《书目大全》中的差错主要有：（1）书名错误，如313页《阿申达》，申应为伊；111页《现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析（出）乐谱目录》，析应为折。（2）著者错误，如：15页华慰芳，慰应为蔚；25页于润祥，祥应为洋；38页赵枫，枫应为沨；98页任国栋，任应为伍；李继一，继应为纯；154页朱谦文，文应为之；308页马步岭，马应为冯；杨桦，杨应为李，等等。（3）时间错误《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正确的出版时间应该是1998年10月，而非1994年。上述错误，必然会影响该书目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应有的地位。
编制一部时间跨度大、专业性强的书目，其艰苦、细微、琐碎程度可想而知，当然为人们带来的学术便利也是不言而喻的。《书目大全》的编者立意甚高，立足基础性书目工作，尤其在学界长期以来资料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更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书目工具书的编制毕竟是一项细致严谨的系统工作，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质量，也使其应有的工具性、检索性受到质疑。在此，殷切希望该书目在再版过程中能有较大的改观。
①蔡良玉．呼唤深层次的中外音乐学术交流[Ａ]． 庆贺钱仁康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Ｃ]．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４
②一蓑烟雨．ｈｔｔｐ：／／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ｃｎ／ｂｂｓ／ｄｉｓｐｂｂｓ，２００５．９．１６
③周柏康．关于书后索引现状的几点思考[Ｊ]．中国索引，２００５（２）２—４
景月亲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