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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政党治理也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题。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治党不严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和一定程度上，消极腐败现象泛滥，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党的肌体遭到了严重侵蚀。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讲“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出现治党不严的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还是对政党执政规律把握不够。一部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如何既利用执政党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同时又防止权力被异化、腐蚀，是一个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且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重大课题。苏联、东欧的惨痛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反思。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这就提示我们，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的执政党，如果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必然就会危及这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体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与坚强意志。从严治党，无论是目标追求、思想遵循還是动力支撑，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最重大的实践。
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就是从推进从严治党的角度上展开的。他强调：“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多次阐述了“自我革命”的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把勇于自我革命与从严管党治党连在一起，并称这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治党必须从严，从根本上说，在于我们党在百年的奋斗中所坚持和发展的政治文化。我们党坚持的政治文化，展示了党的历史使命和远大理想，这样的崇高使命和理想，揭示的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发展规律，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彰显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
而实现这样的崇高使命和理想，其内在逻辑和前提就是必须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必须是一支集合在崇高理想信念下的、高标准严要求的、不断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先锋队”。因此，列宁曾经指出：“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
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的政治文化，自然也丰富了我们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为我们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建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称为“伟大工程”。今天，这个伟大工程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新的伟大工程”。因此，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对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指出：必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突出治党问题必须全面从严，与我们党今天必须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密切相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我们党的执政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也还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种危险，我们必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都要求我们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突出治党问题必须全面从严，还因为我们的治党与治国兴国是高度统一的。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同一个政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兴衰成败已经不仅是一个政党的自我行为，而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和民族强大振兴的整体性、全局性问题。在我国，党强则国强，党危则国危。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事实。
其一，我们党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的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一是从“利益代表”维度，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二是从功能维度，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三是从效果维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断裂的弊端。我们这样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如果领导党和执政党出了问题，后果自然非常严重。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如果出问题，根子就在共产党内。
其二，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局势千变万化。而我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肩负领导责任的党自身建设状况如何，更是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关联。
党要管党，管好自己，不但是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因此，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治党和国家、民族命运密切联系的宽广视野，明确了管党治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作用。
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的深刻含义，就应该看到：治党和治国兴国同属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统筹、整体设计、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渗透于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效果也要通过治国理政的成效来体现。
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教授）
“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出现治党不严的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还是对政党执政规律把握不够。一部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如何既利用执政党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同时又防止权力被异化、腐蚀，是一个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且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重大课题。苏联、东欧的惨痛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反思。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这就提示我们，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的执政党，如果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必然就会危及这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体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与坚强意志。从严治党，无论是目标追求、思想遵循還是动力支撑，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最重大的实践。
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就是从推进从严治党的角度上展开的。他强调：“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多次阐述了“自我革命”的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把勇于自我革命与从严管党治党连在一起，并称这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新的伟大工程”
治党必须从严，从根本上说，在于我们党在百年的奋斗中所坚持和发展的政治文化。我们党坚持的政治文化，展示了党的历史使命和远大理想，这样的崇高使命和理想，揭示的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发展规律，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彰显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
而实现这样的崇高使命和理想，其内在逻辑和前提就是必须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必须是一支集合在崇高理想信念下的、高标准严要求的、不断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先锋队”。因此，列宁曾经指出：“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
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的政治文化，自然也丰富了我们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为我们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建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称为“伟大工程”。今天，这个伟大工程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新的伟大工程”。因此，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对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指出：必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突出治党问题必须全面从严，与我们党今天必须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密切相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我们党的执政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也还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种危险，我们必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都要求我们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党强则国强，党危则国危
突出治党问题必须全面从严，还因为我们的治党与治国兴国是高度统一的。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同一个政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兴衰成败已经不仅是一个政党的自我行为，而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和民族强大振兴的整体性、全局性问题。在我国，党强则国强，党危则国危。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事实。
其一，我们党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的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一是从“利益代表”维度，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二是从功能维度，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三是从效果维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断裂的弊端。我们这样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如果领导党和执政党出了问题，后果自然非常严重。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如果出问题，根子就在共产党内。
其二，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局势千变万化。而我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肩负领导责任的党自身建设状况如何，更是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关联。
党要管党，管好自己，不但是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因此，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治党和国家、民族命运密切联系的宽广视野，明确了管党治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作用。
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的深刻含义，就应该看到：治党和治国兴国同属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统筹、整体设计、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渗透于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效果也要通过治国理政的成效来体现。
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