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5周年纪念日。日本京都龙古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公布了一批史料，旨在警示日本国民，反思战争危害。其中一份题为《关东军对华宣传工作考察》的档案引起媒体的关注。它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视角，揭示了日本利用中国当时的主流媒体操控舆论，发动对华新闻宣传攻势，进而实施“策反战略”的历史真相。

《庸报》曾经是爱国大报

　　日本在中国本土发动的舆论战很早就开始了。1862年，由日本人经营的报纸《汉报》在中国创刊，中日甲午战争后，该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断刊载文章美化日本，竭尽全力消除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情绪。
　　1897年，日本方面筹措“外交公关资金”收购了福州的《闽报》。1901年，东亚同文书院福州支部的主任中岛真雄创办了《顺天时报》。之后，由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大部分都与日本政府和日军机构紧密相联，竭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日本的所谓“国策”摇旗呐喊。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的门户，天津是中国北方的交通枢纽和重要贸易港口，同时是中国唯一一座有着九国租界的大都市，因此，日本方面早就想对天津媒体实施渗透，进而操控当地舆论，美化日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打算将天津打造为继上海之后的对华新闻宣传工作第二据点。日方首先瞄准的是天津的大报之一——《庸报》。

　　1926年，中国人董显光创办了《庸报》。1928年，《庸报》与上海的《申报》展开合作，一跃成为天津四大报纸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随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月，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5倍的中国东北地区全部沦陷。不久后，在日本的扶持下，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
　　针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庸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呼吁“整个中华民族应当团结起来和日军战斗”。
　　1933年，关东军进占热河地区（包括今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等地），《庸报》随即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实施绥靖政策丧权辱国”。由此可见，《庸报》在创办后的一段时间，是一份爱国色彩浓重的报纸，日本关东军对这类带有强烈抗日与爱国色彩的中国报刊十分头痛。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全面加强了对华舆论战。当时的背景是“反伪满抗日”风潮席卷全中国，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声讨达到顶峰。1933年之后，中国各地频发“抵制日货事件”以及“抗日事件”。1935年11月9日，驻上海的日军特别陆战队一等水兵中山秀雄被射杀。11月15日，汉奸殷如耕发表“华北自治”通电。此声明遭到华北学生的强烈抵制，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很快遍及全国。12月24日，臭名昭著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宣布“独立”。中国上下痛骂其为“第二伪满洲国”，表示不满和愤慨。在此社会背景下，“抗日舆情”在中国全面爆发。

沦为日特的宣传机器

　　日本关东军意识到，操纵舆论极为重要。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档案显示：“满洲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从民众的意识形态下手，尽早部署针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新闻宣传工作，这类工作的重要性堪比满洲国的治安工作。”
　　1935年，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开始负责对北京、天津两地的抗日媒体进行压制，并秘密镇压抗日人士。之后，北京和天津的十多家报纸迅速被日本人收购，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庸报》。于是，这些报刊都被用于引导“亲日”舆论，竭力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
　　据日本龙古大学的资料记载，《庸报》刊登的文章反日色彩极其浓重。正因为如此，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授意下，关东军在津特务机关出资收购了《庸报》。交易发生于1935年，当时《庸报》的经营者蒋光堂把报社卖给了土肥原贤二，此次交易是秘密进行的。
　　在关东军看来，这笔交易必须完成，而报社的中方经营者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当时日军正步步进逼天津。之后，隶属于日本特务系统的人开始大举进入《庸报》担任社长、编辑以及记者。就这样，《庸报》在日本侵略军天津特务機关的改造下，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
　　《庸报》的转变引起了中国媒体人士的警觉。中国知名新闻学家任白涛曾撰文指出：“日本在华北之所以收购著名报社，是要干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即用被粉饰过的新闻去欺骗华北人民，这是一种非常阴险的手段。”1935年末，曾有其他中国媒体这样评价《庸报》：“该报有亲伪满倾向，对于反满的新闻，其报道力度很小。”一名曾在《庸报》工作的媒体人士回忆：“《庸报》的主要受众是华北的知识分子和经济界人士，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特务机关才想利用它来宣传亲日思想。”

关东军在华操控舆论

　　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在华操控舆论由来已久。以东北地区为例，早在1907年，在东北的日本人就纷纷办报，这些日本报纸的背后是日本官方力量，包括关东军和日本外务省等。这些报刊以贯彻日本政府的意志为目标，不断散布谣言。
　　在1931年举行的国际联盟大会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出，所谓的“满洲国建国”闹剧并非基于“民意”，而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第四科一手策划的阴谋。从那时开始，关东军第四科逐渐被外界所知。
　　关东军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后，伪满洲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以及针对东北地区民众的安抚工作都由第四科负责策划与执行。据关东军的档案记载，参谋本部第四科当时制定了如下目标：若要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各国的支持，首先要抹去人们对满洲国是“日本傀儡国”的印象。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所有第四科的工作人员竭尽所能，在报刊、广播以及电影中极力宣扬“满洲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假象。
　　当时关东军参谋本部第四科每月会召开一次有关舆论控制的例会。在1932年8月的第一次会议上，日方决定成立“满洲国通讯社”，负责宣传日本国策以及协调各新闻单位。第四科曾这样描述“满洲国通讯社”存在的意义：“成立由日本管控的新闻通讯机关，进而控制所有满洲国地区的新闻。通讯社将确立新闻审查制度，积极宣传于日方有利的新闻，强化舆论控制。如此这般，才能起到效果——按照日本政府的意思对舆论进行诱导。”
　　“满洲国通讯社”于1933年2月正式成立，该社首先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了分部，同年5月又在北京设立了另一个分部。日本之所以在华北地区建立“满洲国通讯社”的分支机构，主要有以下目的：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讯社分部的成立，能够使华北人了解东北民众的“真实情况”，进而促使华北民众尽早放弃抗日。由此可见，收买天津《庸报》也是关东军舆论操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日方的动员下，华北全境的亲日报刊大篇幅刊登亲日文章（被日本控制前，这些报刊一直称伪满洲国为“伪国”，后来它们改称之为“满洲国”），对民众进行“洗脑”。当时甚至有亲日媒体刊登了宣扬“打倒蒋介石政权”的檄文，令国民政府高层吃惊不小。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