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作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保存中共中央及中央收到的各地、各方面报送的重要历史文件资料的秘密基地，保存的都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资料。为了保证文库安全，规定每遇险情，必须搬迁，每更换一次负责人，就要搬一次“家”，因而中央文库在上海市内曾经迁徙过多次，仅在陈来生管理期间，搬迁就达四次之多。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包括租界在内的整个上海，同时强化军政警特，实施清乡和保甲制度，使日伪的统治网络延伸到乡村，深入到社会基层。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若想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安全转移两万多份文件，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陈来生却凭着自己的智慧与胆识，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安全转移的奇迹。
　　
　　安全接管并转移中央文库
　　
　　1942年8月，在上海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老缪的家里，隔三岔五地出现一位身穿邮差服装的青年人，将堆在老缪家墙角的一个个大包袱装进邮包里拿走。他就是奉党组织命令，接替老缪掌管中央文库的年轻党员陈来生。1919年，陈来生出生在沪杭公路松江站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里，家住上海闸北贫民区。原名甄来生，参加革命后改姓陈。幼年家贫，加上父亲失业，只好退学，与两个弟弟拾煤核、当童工或跑单帮做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八一三淞沪战争前夕，地处战区的陈来生一家随难民逃到黄浦江南岸的成都北路。白天上街卖报，晚上便睡在江边路旁，不久公共租界巡捕房整顿市容，他们一家被收容进上海浙江北路慈愿难民所。一开始那些发难民财的人贪污公款克扣粮食，每天要饿死几十个难民。后来中共上海地下党接管了难民所，难民生活才有了改善。地下党还在难民中讲述列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讲述共产党、毛泽东、延安，讲述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陈来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1938年7月2日，对陈来生来说终身难忘，这一天，经难民所两名地下党员介绍，陈来生在霞飞路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从此以后，这位年仅2０岁的工人阶级的儿子就坚定地踏上了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他先在市内搞地下工作，尔后又参加了郊县的游击队，1939年组织又将他调回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他以对党的全部赤诚战斗在这条隐蔽战线上，机智勇敢，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正因为如此，1942年7月，由于中央文库第四任管理者缪谷稔身患重病，党中央考虑到其身体原因，指示更换管理人员，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年仅20多岁的陈来生肩上。
　　按照中央规定，谁负责管理中央文库，谁自己选择新的库址并转移文件。陈来生临危受命，接管中央文库后第一件事就是选择新的库址。陈来生几经筹划，以两个弟弟出面，通过弟弟熟人的关系租下了新闸路944号弄庚庆里街头的过街阁楼，用来保存中央文库。选好了库址，重要的是如何将两万多件、一百多包文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搬入新库。
　　当时日寇在沦陷区搞“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到处布岗设卡，一些主要马路的十字路口都有敌人岗哨和铁丝网，大街封锁，小巷堵口。沿街沿巷还时有巡逻的宪警，经常对行人进行从头到脚的全身搜查，谓之“抄靶子”。敌人自称这是“一张天罗地网，抗日分子等有翅难逃”。陈来生不畏敌，不信邪!敌人有天罗地网，他偏要来个“小鱼钻网眼”，把敌人的罗网冲破。他利用跑单帮卖赤豆沙等炒货的便利，走街串巷秘密查访，侦察敌情，摸清敌人的行动规律，哪条街上封锁线无人把守，哪个里弄口没有敌人岗哨，大街小巷中哪个地方可隐身躲藏，选定了几条可避开敌人岗哨的路线。路线虽然侦察好了，但在敌人如此严密的监视之下，凭陈来生一人将几百包文件转移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经请示领导同意，他动员自己的父亲甄德荣、弟弟甄福顺和甄常顺以及两个妹妹甄雨珍、甄惠民来帮助他搬运文件。陈来生对他们说：“我请你们秘密搬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密，什么机密，你们不必知道，但搬时不准开包翻看，不准对任何人说起，要按照我的要求搬运。路上你们一旦遇到危险，宁可牺牲自己，决不可牵连他人。有此决心跟着我干，否则别干。”转移档案的那天，他郑重地向家人作了布置：每次搬运都要绕过敌人岗哨走，边走边观察前方情况。如遇日伪武装警察抄靶子，千万不能流露出惊慌的神色，要很自然地转变拐进附近弄堂或转进店铺，等抄靶子过去后再走。万一发生不测，就说自己不识字，这几包废纸是从垃圾箱里拣的，准备向收购破烂的换铜板。陈来生一家本来是跑单帮做小本生意的，不用化装，父亲挑担卖香烟瓜子糖，妹妹挎菜篮子，弟弟们骑自行车驮面粉，走街串巷跑单帮。他将家人带到老缪家附近的马路边、弄堂口、混在人群中，自己则装扮成邮差到老缪家将一包包档案分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包装纸里，这些包装纸都是用上海各大著名商号的，有的是糕点纸，有的是包衣服的杂货纸，纸包密封还用绳子拴牢。这些纸包有的藏在菜篮子底下，有的夹在面粉袋当中，一包一包地零星搬运。他将这些交给家人，分别从不同的路线搬到新闸路庚庆里的阁楼上，在街坊四邻看来，这一家子跑单帮的正忙着搬运养家糊口的货物。就这样，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蚂蚁搬家”式的搬运，终于将全部两万多件档案安全转移到了新库房。文件运来了，怎样收藏才能不被敌人搜查出来，是摆在陈来生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当时的上海，日军登陆总指挥部和伪警察署在上海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凡藏有共产党文献书报者，立即交出，否则严惩不贷”的告示，同时宪兵特务加紧入户搜查，使文库的安全保管更加困难。陈来生想出一种暗藏文件的绝妙方法，他将存放文件的阁楼用木板隔成两小间，里间放上文件箱子，外面木板用报纸糊上，这板墙夹层就成了中央文库。外间由二弟甄来生居住，同时守护中央文库。同时在阁楼旁弄堂口摆上卖花生、瓜子、赤沙豆的杂货摊，安排四个弟妹轮流看守摊位，既能赚钱来维持生计和管理文库所需开支，又能起到掩护作用，两全其美。
　　
　　安全起见，中央文库再次转移
　　
　　然而，新的库址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原来，新库址启用不久，上级党组织就注意到，这里的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太多，敌人又在这里增设了岗哨，增大了不安全因素。显然这里不够安全，组织指示，文库必须另迁它处。为更妥善、更安全地保管珍贵文件，陈来生不得不寻找保管条件更适合的新库，于是他租下成都北路972弄3号楼的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对外卖面粉、切面作掩护。当陈来生一家将一袋袋面粉卸车搬进店里时，邻居们都以为新面坊忙着进货要营业开张，谁也想不到里面藏的竟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他将这些文件搬运到面坊阁楼上，为了防虫蛀他把烟叶夹在每包档案里，再把一包一包档案靠南北两面墙壁整齐地码好，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而后，顺着“文件墙”的外面钉了一层木板，木板上糊上报纸，做成一堵夹壁墙。
　　
　　直接领导人被捕，
　　中央文库被迫转移
　　
　　新的库址倒是安全了，但天有不测风云，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负责中央文库的吴成方不幸被捕。原来，一天夜间日本宪兵巡逻时，发现有一个人从重庆南路一间洋房里出来，就进楼搜查。洋楼的主人正是吴成方。因不知敌人来意，吴成方只是客气地请坐让茶，不正面回答敌人的问话。日本人于是把他带回宪兵队。第二天，陈来生即从吴成方的二房东那里得到这个坏消息。他的被捕给中央文库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虽然陈来生知道吴成方是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资历深，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不会泄露文库的秘密。但按规定只要遇到险情文库必须搬迁，为防不测，陈来生让三弟出面，凭往日里的生意关系，租下了新闸路488号大饼店的灶披间阁楼，用来秘密存放文件。陈来生又借来伪警官服，让两个弟弟和妻弟穿上，一趟又一趟地搬运文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将中央文库紧急转移过来。这间房子前边高后边矮。高的一边住人，矮的一边藏文件。文件用油布包好，放在地下，上面盖上旧家具破衣服。这种方法对敌人的搜查很起作用，一直未露破绽。再说被捕后的吴成方，经过几次较量，他猜出敌人仅仅是怀疑，“通共”之说是敌人的诈术，故而一口咬定自己是买卖人，夜间从自己家出去的是小偷。无凭无据，审讯毫无结果。未几，形势急转，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释放政治犯，随即吴成方获释。1946年，大饼店转行，要收回租出的灶披间扩大营业铺面，陈来生同时考虑到现存文件的灶披间地下潮湿，不利于文件安全保管，遂带领一家人秘密将中央文库迁回成都北路972弄3号“向荣面坊”阁楼的夹墙内，就这样夹壁藏档，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才将文件安全移交给上海市委组织部。
　　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环境险恶，瞬息万变，为应付突发事件，保证档案库的绝对安全，陈来生曾让二弟出面，租下闸北大统路175号店面房子开了一家店，作为后备库址；同时还找了我党内同志位于溧阳路蓝心里一号和浙江中路原先施公司对面的天禄糖果店的房子作为后备库址。由于原库址掩护工作做得好，这几处后备库址均未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