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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出版业以传承、弘扬边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 结为己任，守正出新，充分开掘民族文化优势资源，着力打造民族文化艺术品牌，全方位、多层面地促进了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升了云南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云南出版业；民族政策；出版方针；民族文化；繁荣；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云南出版活动可追溯到南诏、大理时期的手抄本和写经，标志着出版业相对成熟的雕版印书则是“肇自元代，行于明季，精于清人”。但封建社会的文人有着强烈的汉儒文化优越感，并或多或少存有一定的民族偏见，致使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整理一直处于较低层次。云南出版活动真正有意识地以开掘和繁荣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为己任，是在有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的指导以后。
一、早期革命思想对云南出版活动的积极影响
1926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节孝巷55号正式成立。云南出版活动也在共产党先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的历史重任。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方，早期革命活动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不可避免地要和本地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1928年秋，时任中共云南临委书记的王德三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并亲自调查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编写了《苗夷三字经》（又称《夷经》）。《苗夷三字经》的刊印发行，为后人研究滇南少数民族文化积累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在早期革命进步思想影响下出版的与云南边地少数民族休戚相关的读物还有《农民四字经》《滇西人 民的道路》《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西南夷族考察记》，以及《阿细的先基》《滇西边区考察记》《大理古代文化》等优秀读物。
二、新社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出版方针促进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百花齐放”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2月，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云南首家出版社开始筹建，次年1月，出版了奠基图书《减租退押工作手册》。1954年7月，云南第一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阿诗玛》正式出版。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整理、出版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一大批关于云南民族 文化的优秀学术专著和文学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与广大读者见面。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学术著作有《南诏史话》《现代云南境内的土官和土司》《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农村戏曲史》，以及《白族文学史》《纳西族 文学史》等；文学艺术作品有《古老的傣歌》《玉龙第三国》《五朵金花》等脍炙人口的民族民间 文艺作品。“双百”方针保证了个人创造精 神的发挥，保证了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保证了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云南出版业在党中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及“双百”方针的正确指导下，得到了快步的发展，并迎来了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空前的发展与繁荣。
三、云南出版业在“文革”动乱中的坚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云南出版活动受到严重冲击。“文革”期间，除了印制马、列、恩、毛的著作、语录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中央报刊社论文选、样板戏剧本外，还有部分科技、医药和教科书的出版。出版作为社会文化庞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坚强的生命力。1973年发行的连环画《两只小孔雀》就是云南出版业在“文革”动乱中的一个亮点。坚强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动乱中等待着春天的来临。终于，在1977—1978 年拨乱反正期间，学术专著《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地理概况》《滇南本草》，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线秀》《一百零一朵花》，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作品《傣家金莲花》等相继出版，预示着云南出版业以及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春 天的来临。
四、云南出版业在改革与开放中对繁荣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出版业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以传承、弘扬边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为己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充分开掘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全方位、多层面地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云南是人类最早的生息繁衍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的共生带。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在云南这块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形成了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哲学、民族宗教以及民族社会学、历史民族学、跨境民族研究等全国领先的民族文化学科群。这些学 科丰硕的研究成果是云南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经过出版活动的选择和优化，将民族文化学科群的丰硕成果转化为优秀读物，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其中，曾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少数民族文化类图书有《东巴文化艺术》《见证历史的巨变——云南少 数民族社会发展纪实》《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民族史》《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等书系。这些优秀图书的出版，优化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满足了各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五、新常态下云南出 版业积极探索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出版业也面临着深化改革、融合发展等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云南出版业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出新常态下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特色路径。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有利条件。近些年来，云南出版业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度整合出版资源，努力提质增效，有效释放出版业的发展潜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为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共筑云南民族文化出版梦。出版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担负着文化传承使命。多年来，云南出版业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促进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中共筑云南民族文化出版梦。三是拓展“互联网 ”新技术新业态，多渠道繁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并行并重、优势互补、此长彼长，是现代出版企业发展的方向。云南出版业要以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为契机，积极适应并拓展“互联网 ”新技术新业态，着力解决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出版融合发展面临的技术短板，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提高出版业的影响力、传播力和竞争实力，多渠道繁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四是借“思路书香”工程实现云南民族文化出版面向西南“走出去”。“思路书香”工程是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云南出版业借助“思路书香”机遇，通过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云南出版业实现面向东南亚、南亚“走出去”的跨越式发展。
云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繁荣进步的过程，更是党和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践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重视民族文化全面发展的成功体现。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出版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云南出版业以传承、弘扬边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守正出新，充分挖掘并优化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不断增强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的内涵，维护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文化交流，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坚固的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云南省志卷七十六·出版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2]郑卫东，伍庆玲.百年云南图书出版与贸易[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4]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5]王亚南，刘荣.2013-2014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云南出版业；民族政策；出版方针；民族文化；繁荣；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云南出版活动可追溯到南诏、大理时期的手抄本和写经，标志着出版业相对成熟的雕版印书则是“肇自元代，行于明季，精于清人”。但封建社会的文人有着强烈的汉儒文化优越感，并或多或少存有一定的民族偏见，致使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整理一直处于较低层次。云南出版活动真正有意识地以开掘和繁荣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为己任，是在有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的指导以后。
一、早期革命思想对云南出版活动的积极影响
1926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节孝巷55号正式成立。云南出版活动也在共产党先进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的历史重任。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方，早期革命活动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不可避免地要和本地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1928年秋，时任中共云南临委书记的王德三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并亲自调查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编写了《苗夷三字经》（又称《夷经》）。《苗夷三字经》的刊印发行，为后人研究滇南少数民族文化积累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在早期革命进步思想影响下出版的与云南边地少数民族休戚相关的读物还有《农民四字经》《滇西人 民的道路》《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西南夷族考察记》，以及《阿细的先基》《滇西边区考察记》《大理古代文化》等优秀读物。
二、新社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出版方针促进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百花齐放”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2月，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云南首家出版社开始筹建，次年1月，出版了奠基图书《减租退押工作手册》。1954年7月，云南第一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阿诗玛》正式出版。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整理、出版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一大批关于云南民族 文化的优秀学术专著和文学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与广大读者见面。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学术著作有《南诏史话》《现代云南境内的土官和土司》《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农村戏曲史》，以及《白族文学史》《纳西族 文学史》等；文学艺术作品有《古老的傣歌》《玉龙第三国》《五朵金花》等脍炙人口的民族民间 文艺作品。“双百”方针保证了个人创造精 神的发挥，保证了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保证了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云南出版业在党中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及“双百”方针的正确指导下，得到了快步的发展，并迎来了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空前的发展与繁荣。
三、云南出版业在“文革”动乱中的坚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云南出版活动受到严重冲击。“文革”期间，除了印制马、列、恩、毛的著作、语录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中央报刊社论文选、样板戏剧本外，还有部分科技、医药和教科书的出版。出版作为社会文化庞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坚强的生命力。1973年发行的连环画《两只小孔雀》就是云南出版业在“文革”动乱中的一个亮点。坚强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动乱中等待着春天的来临。终于，在1977—1978 年拨乱反正期间，学术专著《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地理概况》《滇南本草》，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线秀》《一百零一朵花》，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作品《傣家金莲花》等相继出版，预示着云南出版业以及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春 天的来临。
四、云南出版业在改革与开放中对繁荣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出版业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以传承、弘扬边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为己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充分开掘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全方位、多层面地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云南是人类最早的生息繁衍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的共生带。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在云南这块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形成了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哲学、民族宗教以及民族社会学、历史民族学、跨境民族研究等全国领先的民族文化学科群。这些学 科丰硕的研究成果是云南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经过出版活动的选择和优化，将民族文化学科群的丰硕成果转化为优秀读物，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其中，曾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少数民族文化类图书有《东巴文化艺术》《见证历史的巨变——云南少 数民族社会发展纪实》《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民族史》《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等书系。这些优秀图书的出版，优化了云南民族文化资源，满足了各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五、新常态下云南出 版业积极探索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出版业也面临着深化改革、融合发展等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云南出版业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出新常态下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特色路径。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有利条件。近些年来，云南出版业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度整合出版资源，努力提质增效，有效释放出版业的发展潜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为服务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共筑云南民族文化出版梦。出版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担负着文化传承使命。多年来，云南出版业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促进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中共筑云南民族文化出版梦。三是拓展“互联网 ”新技术新业态，多渠道繁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并行并重、优势互补、此长彼长，是现代出版企业发展的方向。云南出版业要以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为契机，积极适应并拓展“互联网 ”新技术新业态，着力解决边地少数民族文化出版融合发展面临的技术短板，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提高出版业的影响力、传播力和竞争实力，多渠道繁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四是借“思路书香”工程实现云南民族文化出版面向西南“走出去”。“思路书香”工程是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云南出版业借助“思路书香”机遇，通过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云南出版业实现面向东南亚、南亚“走出去”的跨越式发展。
云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繁荣进步的过程，更是党和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践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重视民族文化全面发展的成功体现。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出版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云南出版业以传承、弘扬边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守正出新，充分挖掘并优化云南民族文化资源，不断增强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的内涵，维护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文化交流，提升了文化软实力，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坚固的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云南省志卷七十六·出版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2]郑卫东，伍庆玲.百年云南图书出版与贸易[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4]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5]王亚南，刘荣.2013-2014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