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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城市的“猎物”，是被血缘/亲情的诱饵“钓”到城里来的。
近几个月来，我常听周围的人说，某某的爸爸妈妈又怎样怎样了。一开始，我想当然地以为，“人到中年万事忧”，“爸爸妈妈”成为话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根本不必大惊小怪，更不用喋喋不休。因为，人总是会面临一个自然规律的问题。
然而，听得多了，时间久了，我慢慢意识到，似乎不对。朋友与邻居唠唠叨叨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群特殊的“城市移民”。于是，我警觉起来，并有意识地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
这次调查，区域选在上海市宝山区的一些居民小区。宝山地处上海北部，属于离市中心较近的郊区，“新移民”聚居。
调查对象是上海新移民的父母，年龄从55岁到75岁不等，都是从农村来上海，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女或孙辈，后者有的刚呱呱坠地，有的已上小学。
我原以为，这些老人，已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了一辈子，到了晚年，跟着儿女来到上海，既可开眼界，又能享清福，还儿女绕膝，是一件令人羡慕也充满天伦之乐的事，挺好的。
但调查下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原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被打乱了，也被颠倒了，被剥夺了。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原来在农村用6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的日常生活的“被失去”，而且体现在他们目前在城市中所面临的新的日常生活的“被形成”。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胃”上。因为，他们非常不习惯上海的饮食。
石阿姨今年65岁，来自四川，她是吃辣的，一日无辣，就没法进食。她说，在老家，自己已吃了一个甲子的辣了，所以胃只认辣食，对其他的一概排斥。而上海的饮食，虽然看似已“全球化”了，但还是以偏甜、清淡为底色。
到上海后，她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饭吃。她仔细回忆了一下，6年里，她在外面吃过的饭菜，不超过5次，还都是在女儿的“威逼利诱”和女婿三番五次的讨好下才去的，且全是去的重庆或四川菜馆。原因很简单，她觉得“上海化”了的饭店里的川菜，是无法享受和忍受的，也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去了。
在家里吃饭，也存在难题。她女儿告诉我，刚到上海时，妈妈照顾怀孕的她，在家里实行的是“一锅两制”，即用同一个锅，先后做两种菜，重辣的自己吃，微辣和不辣的给女儿女婿吃；孩子出生后，家里只能实行“两锅两制”了。
两个月前，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她顺便在医院给妈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发现其体重比刚来时下降了30多斤，已经严重营养不良，连血常规中的一些指标都已下降得很厉害。
像石阿姨这种被“胃”给“缠住”的人，在调查中，几乎是一边倒的现象。这里，只再提及一个顽固的老人。他就是宋大爷，山东人，今年64岁，来上海5年半了。
他非常想念老家，尤其是老家的饭菜。在上海，这些年，他是坚定的“馒头派”。平时，早上喝玉米或杂粮粥，午饭和晚上都是吃馒头，一粒米也不沾的。因为，他觉得午饭和晚饭吃米饭不仅吃不饱，而且还会“醋心”，时间长了，就诱发老胃病。一旦犯了，不仅不能照顾小孩，还要连累女儿照顾他。
所以，他就格外小心，常年是一日两餐吃馒头，做到万无一失。他跟小区门口馒头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好老乡，多年来，不管天气如何，他都每天按时去买馒头。如万一去晚了，老板会自动给留着。
对这类老人来说，无法忍受的不仅是饮食，还有气候。张大爷是东北人，今年62岁，他有家族遗传性哮喘，在老家时，冬天从来不出门，屋里很暖和，哮喘就不会发作。但在上海的这三年，每个冬天都会犯病，因南方冬天阴冷，室内又没暖气，也不能生火取暖。冷得厉害时，空调根本不能把室温升上去，且他知道女儿省吃俭用，在艰难地维持着生计，节约了一辈子的他，根本不舍得一直开着耗电量很大的空调，只能忍着。
此外，还有李阿姨、赵阿姨……
这些人，本来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习惯了当地农村的饮食、气候和环境，当在六七十岁这样一个可塑性已大大减少的年龄，突然被迫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过起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方式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气候和环境，不仅各种不适应，而且还很排斥。
首先，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与时间有关。杨大爷63岁，湖北人，跟着儿子看孩子，早上8点之前把孙子送到学校，下午4点左右接回来。白天的8个小时，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他在老家的田里耕作了一辈子，闲不住，但在上海，除了接送孙子，其他任何事，儿子都不让伸手。
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甚至连电视都不喜欢看，看多了会头疼，还打瞌睡，而一旦打瞌睡，夜里就会失眠。同时，他也不会上网，儿子教过他多次，但还是连电脑的开关机都没学会，只好放弃。在房间里，他坐了躺，躺完了坐。从房间到客厅，坐在沙发上，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像蹲监狱一样。
在楼里待久了，还会感觉闷，在青山绿水间忙碌了一辈子的他，现只待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地方，时间久了，受不了，就要多出去走走。逛菜市场，去商店，去公园，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为的就是消磨时间。
他说，自己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不知怎么用才好。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苍白的，每天只有一个“熬”字，从物理时间到心理时间，再到精神世界，都是如此。
其次，有一个问题与语言有关。龚阿姨75岁，新疆人。除了给儿子做一日三餐，她并没有其他事可干。儿子白天还要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搞科研，忙着升副教授，她不便打扰，就只能从房间里出来到外面走走。
城里到处都是楼房，左邻右舍互不见面，甚至不认识，也就无法串门，她就只好在外面瞎转。她经常找各种理由，想和楼下来往的人搭讪。但发现，说普通话的年轻人步履匆忙，根本停不下来，没人与她聊天；老年人是在小区里闲逛，但说的话，不是上海话就是外地方言，她一句也听不懂，根本无法插话。 另外，让她在心里感觉到难过的是，上海本地人排外很厉害，在上海的这几年，她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上海人与她主动讲过一句话，更不用说聊天了。有的上海人，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她。慢慢地，她在外面也就天聋地哑一样了。
再次，有一个问题与空间有关。林大爷72岁，陕西人。他无法忍受上海多雨的天气和分不清方向的生活，更忍受不了分不清东西南北的空间感。他说，自己出门就像钻山洞一样，看着一样的楼房和一样的街道，分不清方位，感到心里很塞，最后造成精神过度紧张，也就不大敢出门。
再有，他觉得上海的夜晚太亮太吵了。他已习惯了老家那漆黑和安静的夜。这一年多，晚上一直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慢慢导致心慌和精神恍惚，最近已接近精神崩溃了。他说，自己下个月就要回家了。至于孙子由谁来看，自己已顾不了了。现在，他感觉精神从里到外，仿佛已被抽空了一样。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想进行改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对日常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重建。
比如，石阿姨吃瓶装辣酱，并皈依了佛门，在女儿家的客厅里供起了佛像，一日多次诵经，平时走路时也口中念念有词。女儿经常给她一些钱，让她到菜市场买一些活鱼，到小区附近的河里去放生。
宋大爷不仅和馒头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还和很多外地来的老年人成了牌友和舞友。他除了接送孩子上学，白天打扑克牌，晚上还到小区外的广场上去跳舞。他不会跳舞，也从不认真学，只是站在那里跟着别人瞎比划，而一阵子乱比划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然后，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了。第二天，重复前一天的步骤。
龚阿姨皈依了基督教。每个周末，风雨无阻，都坐车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非周末的白天，儿子不在家时，她就带着老花镜和放大镜看《圣经》，还让儿子给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随手查。有时，还会在本子上抄写《圣经》里的一些段落。同时，她还会唱很多基督教歌曲，在小区里走路时，嘴里就哼着。
赵阿姨在小区里捡起了废品。接送孩子上学外的时间，她都在小区的垃圾桶或楼道里捡废品，有时还去附近的小区捡。报纸、纸箱、塑料瓶、酒瓶、废铁器等各种废品，她都捡起来，并把有的折叠捆好，定期让女儿开着轿车载着废品到收购点去卖掉。
有时女儿忙，她捡的废品就一直堆在楼道里，邻居还向居委会投诉过她，后来居委会了解到她捡废品不是为了谋生，实属处于无奈，纯粹为了打发时间，也就不了了之了。
总之，他们在以自己可能的方式，尽量打发着日子，努力适应和改变饮食，尽力让精神世界充实一点儿。
说到这里，其实应仔细想想“他们是谁”这个问题了。
很显然，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村父母，也不是以打工谋生的保姆，而是城市里的别样保姆。他们做的是保姆的活，呵护着儿女一家，但不以挣钱为目的，更不愿留在城里，而是在责无旁贷、无人替代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被迫来到城里的。
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村老人。他们进过城，还待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当然，他们也不是城市的新移民，因为他们与已定居的儿女一代完全不同，注定是要回农村老家的。
在我看来，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的“猎物”，是被血缘/亲情的诱饵“钓”到城里来的。由于他们的儿女是第一代城市移民，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在大城市里安家落户的经济条件先天不足，根本请不起保姆看孩子，但上班时间又非常紧张，只能“啃老”。
而他们又非常不愿离开家乡：不仅对故土有牵绊，而且对家乡的老父母和儿孙们有想念和牵挂。他们不熟悉也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因其生命的一个甲子就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们是不自愿又不得不地来到城市的。
另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的“过客”，奉献一段时间后，就转身离去，身归故里。而走时不带走城里的“一片云彩”。他们是属于乡村与城市间的“单栖型”老人，而不像年轻人，可能是“两栖型”的。
进城后，他们用自己坚韧的性格，最大地发挥主体性，使自己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是，囿于一生的生活经验、身体感觉和文化观念，他们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都遭遇了阵痛和无奈，且有一种无法超越自我之处，最后只能在现实中做相应的自我调整，寻找和选择替代性方案。可是，种种替代性方案，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且还是以他们的生活、精神、情感的牺牲为代价的。
这种代价，成全上海新移民最起码地维持最基本的婚姻/家庭生活并立足。但该维持，是靠一种建立在至亲的血缘/情感基础之上的困难/危机转嫁式的代际补偿机制来运行的，有一种特殊的自愿和不自愿相结合的成分在内：因为血缘和亲情，父母自愿帮助儿女，进行单向度的代际补偿；因为不愿进城也不适应城市生活，父母不自愿地被转嫁了儿女家庭里的困难和危机。当然，父母也收获了一些天伦之乐，但比起付出的代价来，显得微不足道。
近几个月来，我常听周围的人说，某某的爸爸妈妈又怎样怎样了。一开始，我想当然地以为，“人到中年万事忧”，“爸爸妈妈”成为话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根本不必大惊小怪，更不用喋喋不休。因为，人总是会面临一个自然规律的问题。
然而，听得多了，时间久了，我慢慢意识到，似乎不对。朋友与邻居唠唠叨叨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群特殊的“城市移民”。于是，我警觉起来，并有意识地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
这次调查，区域选在上海市宝山区的一些居民小区。宝山地处上海北部，属于离市中心较近的郊区，“新移民”聚居。
调查对象是上海新移民的父母，年龄从55岁到75岁不等，都是从农村来上海，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女或孙辈，后者有的刚呱呱坠地，有的已上小学。
日常生活
我原以为，这些老人，已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了一辈子，到了晚年，跟着儿女来到上海，既可开眼界，又能享清福，还儿女绕膝，是一件令人羡慕也充满天伦之乐的事，挺好的。
但调查下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原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被打乱了，也被颠倒了，被剥夺了。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原来在农村用6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的日常生活的“被失去”，而且体现在他们目前在城市中所面临的新的日常生活的“被形成”。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胃”上。因为，他们非常不习惯上海的饮食。
石阿姨今年65岁，来自四川，她是吃辣的，一日无辣，就没法进食。她说，在老家，自己已吃了一个甲子的辣了，所以胃只认辣食，对其他的一概排斥。而上海的饮食，虽然看似已“全球化”了，但还是以偏甜、清淡为底色。
到上海后，她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饭吃。她仔细回忆了一下，6年里，她在外面吃过的饭菜，不超过5次，还都是在女儿的“威逼利诱”和女婿三番五次的讨好下才去的，且全是去的重庆或四川菜馆。原因很简单，她觉得“上海化”了的饭店里的川菜，是无法享受和忍受的，也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去了。
在家里吃饭，也存在难题。她女儿告诉我，刚到上海时，妈妈照顾怀孕的她，在家里实行的是“一锅两制”，即用同一个锅，先后做两种菜，重辣的自己吃，微辣和不辣的给女儿女婿吃；孩子出生后，家里只能实行“两锅两制”了。
两个月前，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她顺便在医院给妈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发现其体重比刚来时下降了30多斤，已经严重营养不良，连血常规中的一些指标都已下降得很厉害。
像石阿姨这种被“胃”给“缠住”的人，在调查中，几乎是一边倒的现象。这里，只再提及一个顽固的老人。他就是宋大爷，山东人，今年64岁，来上海5年半了。
他非常想念老家，尤其是老家的饭菜。在上海，这些年，他是坚定的“馒头派”。平时，早上喝玉米或杂粮粥，午饭和晚上都是吃馒头，一粒米也不沾的。因为，他觉得午饭和晚饭吃米饭不仅吃不饱，而且还会“醋心”，时间长了，就诱发老胃病。一旦犯了，不仅不能照顾小孩，还要连累女儿照顾他。
所以，他就格外小心，常年是一日两餐吃馒头，做到万无一失。他跟小区门口馒头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好老乡，多年来，不管天气如何，他都每天按时去买馒头。如万一去晚了，老板会自动给留着。
对这类老人来说，无法忍受的不仅是饮食，还有气候。张大爷是东北人，今年62岁，他有家族遗传性哮喘，在老家时，冬天从来不出门，屋里很暖和，哮喘就不会发作。但在上海的这三年，每个冬天都会犯病，因南方冬天阴冷，室内又没暖气，也不能生火取暖。冷得厉害时，空调根本不能把室温升上去，且他知道女儿省吃俭用，在艰难地维持着生计，节约了一辈子的他，根本不舍得一直开着耗电量很大的空调，只能忍着。
此外，还有李阿姨、赵阿姨……
精神世界
这些人，本来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习惯了当地农村的饮食、气候和环境，当在六七十岁这样一个可塑性已大大减少的年龄，突然被迫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过起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方式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气候和环境，不仅各种不适应，而且还很排斥。
首先，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与时间有关。杨大爷63岁，湖北人，跟着儿子看孩子，早上8点之前把孙子送到学校，下午4点左右接回来。白天的8个小时，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他在老家的田里耕作了一辈子，闲不住，但在上海，除了接送孙子，其他任何事，儿子都不让伸手。
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甚至连电视都不喜欢看，看多了会头疼，还打瞌睡，而一旦打瞌睡，夜里就会失眠。同时，他也不会上网，儿子教过他多次，但还是连电脑的开关机都没学会，只好放弃。在房间里，他坐了躺，躺完了坐。从房间到客厅，坐在沙发上，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像蹲监狱一样。
在楼里待久了，还会感觉闷，在青山绿水间忙碌了一辈子的他，现只待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地方，时间久了，受不了，就要多出去走走。逛菜市场，去商店，去公园，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为的就是消磨时间。
他说，自己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不知怎么用才好。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苍白的，每天只有一个“熬”字，从物理时间到心理时间，再到精神世界，都是如此。
其次，有一个问题与语言有关。龚阿姨75岁，新疆人。除了给儿子做一日三餐，她并没有其他事可干。儿子白天还要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搞科研，忙着升副教授，她不便打扰，就只能从房间里出来到外面走走。
城里到处都是楼房，左邻右舍互不见面，甚至不认识，也就无法串门，她就只好在外面瞎转。她经常找各种理由，想和楼下来往的人搭讪。但发现，说普通话的年轻人步履匆忙，根本停不下来，没人与她聊天；老年人是在小区里闲逛，但说的话，不是上海话就是外地方言，她一句也听不懂，根本无法插话。 另外，让她在心里感觉到难过的是，上海本地人排外很厉害，在上海的这几年，她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上海人与她主动讲过一句话，更不用说聊天了。有的上海人，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她。慢慢地，她在外面也就天聋地哑一样了。
再次，有一个问题与空间有关。林大爷72岁，陕西人。他无法忍受上海多雨的天气和分不清方向的生活，更忍受不了分不清东西南北的空间感。他说，自己出门就像钻山洞一样，看着一样的楼房和一样的街道，分不清方位，感到心里很塞，最后造成精神过度紧张，也就不大敢出门。
再有，他觉得上海的夜晚太亮太吵了。他已习惯了老家那漆黑和安静的夜。这一年多，晚上一直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慢慢导致心慌和精神恍惚，最近已接近精神崩溃了。他说，自己下个月就要回家了。至于孙子由谁来看，自己已顾不了了。现在，他感觉精神从里到外，仿佛已被抽空了一样。
代际补偿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想进行改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对日常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重建。
比如，石阿姨吃瓶装辣酱，并皈依了佛门，在女儿家的客厅里供起了佛像，一日多次诵经，平时走路时也口中念念有词。女儿经常给她一些钱，让她到菜市场买一些活鱼，到小区附近的河里去放生。
宋大爷不仅和馒头店的老板成了好朋友，还和很多外地来的老年人成了牌友和舞友。他除了接送孩子上学，白天打扑克牌，晚上还到小区外的广场上去跳舞。他不会跳舞，也从不认真学，只是站在那里跟着别人瞎比划，而一阵子乱比划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然后，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了。第二天，重复前一天的步骤。
龚阿姨皈依了基督教。每个周末，风雨无阻，都坐车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非周末的白天，儿子不在家时，她就带着老花镜和放大镜看《圣经》，还让儿子给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随手查。有时，还会在本子上抄写《圣经》里的一些段落。同时，她还会唱很多基督教歌曲，在小区里走路时，嘴里就哼着。
赵阿姨在小区里捡起了废品。接送孩子上学外的时间，她都在小区的垃圾桶或楼道里捡废品，有时还去附近的小区捡。报纸、纸箱、塑料瓶、酒瓶、废铁器等各种废品，她都捡起来，并把有的折叠捆好，定期让女儿开着轿车载着废品到收购点去卖掉。
有时女儿忙，她捡的废品就一直堆在楼道里，邻居还向居委会投诉过她，后来居委会了解到她捡废品不是为了谋生，实属处于无奈，纯粹为了打发时间，也就不了了之了。
总之，他们在以自己可能的方式，尽量打发着日子，努力适应和改变饮食，尽力让精神世界充实一点儿。
说到这里，其实应仔细想想“他们是谁”这个问题了。
很显然，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村父母，也不是以打工谋生的保姆，而是城市里的别样保姆。他们做的是保姆的活，呵护着儿女一家，但不以挣钱为目的，更不愿留在城里，而是在责无旁贷、无人替代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被迫来到城里的。
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村老人。他们进过城，还待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当然，他们也不是城市的新移民，因为他们与已定居的儿女一代完全不同，注定是要回农村老家的。
在我看来，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的“猎物”，是被血缘/亲情的诱饵“钓”到城里来的。由于他们的儿女是第一代城市移民，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在大城市里安家落户的经济条件先天不足，根本请不起保姆看孩子，但上班时间又非常紧张，只能“啃老”。
而他们又非常不愿离开家乡：不仅对故土有牵绊，而且对家乡的老父母和儿孙们有想念和牵挂。他们不熟悉也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因其生命的一个甲子就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们是不自愿又不得不地来到城市的。
另一方面，他们是城市的“过客”，奉献一段时间后，就转身离去，身归故里。而走时不带走城里的“一片云彩”。他们是属于乡村与城市间的“单栖型”老人，而不像年轻人，可能是“两栖型”的。
进城后，他们用自己坚韧的性格，最大地发挥主体性，使自己适应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是，囿于一生的生活经验、身体感觉和文化观念，他们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都遭遇了阵痛和无奈，且有一种无法超越自我之处，最后只能在现实中做相应的自我调整，寻找和选择替代性方案。可是，种种替代性方案，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且还是以他们的生活、精神、情感的牺牲为代价的。
这种代价，成全上海新移民最起码地维持最基本的婚姻/家庭生活并立足。但该维持，是靠一种建立在至亲的血缘/情感基础之上的困难/危机转嫁式的代际补偿机制来运行的，有一种特殊的自愿和不自愿相结合的成分在内：因为血缘和亲情，父母自愿帮助儿女，进行单向度的代际补偿；因为不愿进城也不适应城市生活，父母不自愿地被转嫁了儿女家庭里的困难和危机。当然，父母也收获了一些天伦之乐，但比起付出的代价来，显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