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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理论被称作“我国经典的档案学理论”。新中国的档案工作就是伴随着这一理论成长起来的，这一理论为新中国档案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本人也是由这一理论武装起来的档案工作者。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理论观点。
一是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真的吗?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假的。文字材料(信息记录)在归档前后其自身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是人们的视角，转化是假象。
二是“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观点有事实依据吗?这一理论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其依据的是假象。其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一样是伪科学。
三是档案和文件到底是什么关系?档案和文件是文字材料的不同方面。文件是个性方面，档案是共性方面。档案和文件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四是有人会问：你说“档案和文件是文字材料的不同方面，文件是个性方面，档案是共性方面。档案和文件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你有证据吗?我有证据，但现在还不是提供的时候。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您的一些看法颇有道理，不过有些地方也不敢完全苟同。
其一，您对“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真的吗?”的认识，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尽管说所有的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似乎绝对了点(因为有些档案，尤其是历史档案在转化为档案前似乎并非都是文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但就现行机关档案而言，“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似乎成立。因此，我觉得您的“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假的”的观点很值得商榷。至于您说的“文字材料(信息记录)在归档前后其自身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是人们的视角，转化是假象”，我是这样认为的：文件在整理归档前是零乱的、不系统的。而整理归档后形成的档案一般来说是系统的且有密切联系的文件，再说并非所有的文件都转化成了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归档前的文件和归档后的档案“根本没有任何变化”似乎不太妥当，说“转化是假象”似乎也待商榷，因为明明一部分文件(经过整理归档)转化成了档案。
其二，您对“‘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观点有事实依据吗?”的认识，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因为并非所有的文件(主要是指现行机关文件)最终都转化为档案管理，只有“经过整理归档”的那部分文件才转化为档案管理，所以说“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吧?!说其是“伪科学”似乎欠妥吧?
其三，您对“档案和文件到底是什么关系?”的认识，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档案和文件是交叉关系，也就是说，文件中有一部分经过整理归档要转化为档案，但并非所有的文件最终都转化成了档案；档案中有一部分(主要是指现行机关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档案(尤其是历史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
其四，至于证据，您没有提供，我也不敢臆测妄断。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有问题向你请教!“档案和文件是交叉关系”，这部分有交叉关系的档案和文件，其每一个个体既是文件又是档案，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文件和档案是不是完全一样?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关于您对我的“档案和文件是交叉关系”观点而引发的“这部分有交叉关系的档案和文件，其每一个个体既是文件又是档案，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文件和档案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反问，谈点不成熟的个人看法。
我个人认为，就档案和文件交叉部分的每一个个体而言，回答文件和档案“完全一样”或“不一样”都似乎欠妥。因为这交叉部分的每一个个体，如果仅就其文字内容而言，归档前的“文件”和归档后的“档案”似乎可以说“完全一样”：但如果不加限制地说这交叉部分的每一个个体，归档前的“文件”和归档后的“档案”“完全一样”似乎又有点欠妥，因为中间毕竟经过了“归档”程序。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再有一问题请教，归档后的文件还是不是文件?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我个人认为，就“归档后的文件还是不是文件?”这一问题，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李先生都不会满意，会给以反驳。仅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讲，“归档后的文件是文件”似乎无可争议，就像“犯了罪的人是人”、“打了败仗后的军队是军队”等一样。但回答这样的问题，似乎又不能仅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是常骂“犯了罪的人”“还算是个人吗?”、常骂“打了败仗后的军队”“还算是军队吗?”照此类推的话，回答“归档后的文件是文件”又似乎欠妥。可若回答“不是”吧，实际工作中的“案卷文件目录”、“卷内文件目录”乃至“归档文件目录”中的“文件”我们又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清楚。至于“归档后的文件还是不是文件?”我确实很难给李先生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如果李先生非逼着我回答“是”还是“不是”的话，我只能回答三个字：“曾经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李先生不会满意。最后还是请李先生揭开谜底吧!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搞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是能发现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也许并不难，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即使解决了，能不能被认可也是问题。档案和文件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先人已给我们作过交代，我已解读了一次(见“读书有感”一帖)，不敢刻意坚持，惟恐解读有误愧对先人。档案和文件到底啥关系，你最好自己解读《柳边纪略》卷三中：“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日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日档案、日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这段记载。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刚才拜读了你的《读书有感——再谈档案和文件的关系》一帖，你对“档案和文件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精彩解读我很欣赏，可谓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和刘东斌先生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有点相像，我建议你就此写一篇详细阐述你的这种新观点的有深度的理论文章，我相信一定会引起轰动，也一定会和“刘文”一样引起许多档案界同仁争鸣的。
李振华：文件是物化的信息。自身性质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主要是由事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文件自身性质不变，它就不可能转化为档案：故“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理论观点必定不成立。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你的“文件是物化的信息，自身性质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主要是由事物自身 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文件自身性质不变，它就不可能转化为档案”的观点我不敢完全苟同。按照你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说“文件属于自身性质不变的一事物，不可能向另一事物(档案)转化”。那么，请问李先生，档案是否属于自身性质不变的一事物，是否有可能向另一事物(文件)转化?根据你《读书有感——再谈档案和文件的关系》一帖中对“档案和文件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精彩解读，是否可以说：“文件这个个性是由档案这个共性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文件是由档案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果真如此的话，是否可以说你的这一观点和刘东斌先生的“档案形成在前，是文件的前身，文件则是档案的复制件”的观点“不谋而合”?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档案和文件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观点和“档案形成在前，是文件的前身，文件则是档案的复制件”的观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人和男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能说“男人是由人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吗?我认为档案和文件的关系也应同理而论。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按照你的这种观点，档案和文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男人的关系一样。一般来说，人所具有的特性，男人也应该具有：人不一定是男人，但男人一定是人。同理，一般来说，档案所具有的特性，文件也应该具有：档案不一定是文件，但文件一定是档案。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档案不一定是文件，但文件一定是档案”的结论。若此结论成立的话，长期以来档案部门一直反对的“有文必档”看来是反对错了，是不是应该赶紧为“有文必档”“平反昭雪”?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文件一定是档案”和“有文必档”是两码事。“有文必档”中的档，我理解是指归档保存的意思，文件都是档案也不一定都必须保存，有保存价值的存，没保存价值的不存，所以我认为即使“文件一定是档案”成立，也没有为“有文必档”“平反昭雪”的必要!你说呢?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我赞同你的“文件一定是档案”和“有文必档”是两码事的观点，你对“有文必档”中的“档”的理解(是指归档保存的意思)我也没有异议，但对你的“文件都是档案也不一定都必须保存，有保存价值的存，没保存价值的不存”的说法不敢苟同。根据《档案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的规定，我觉得判断是不是档案应以“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等为条件，果真如此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档案都是有保存价值的，当然保存价值的大小是有区别的。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档案有学术意义上的和实践意义上的——即有广义、狭义之分。“文件一定是档案”，这里的档案是学术意义上的(广义的)，《档案法》中的档案是实践意义上的(狭义的)，理论上讲狭义的档案应是广义档案的子集。把“有保存价值的”作为狭义档案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沧海一粟：同意李先生对档案有学术意义上的和实践意义上的——即有广义、狭义之分的解读。
(摘自《档案界》网站)
一是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真的吗?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假的。文字材料(信息记录)在归档前后其自身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是人们的视角，转化是假象。
二是“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观点有事实依据吗?这一理论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其依据的是假象。其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一样是伪科学。
三是档案和文件到底是什么关系?档案和文件是文字材料的不同方面。文件是个性方面，档案是共性方面。档案和文件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四是有人会问：你说“档案和文件是文字材料的不同方面，文件是个性方面，档案是共性方面。档案和文件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你有证据吗?我有证据，但现在还不是提供的时候。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您的一些看法颇有道理，不过有些地方也不敢完全苟同。
其一，您对“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真的吗?”的认识，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尽管说所有的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似乎绝对了点(因为有些档案，尤其是历史档案在转化为档案前似乎并非都是文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但就现行机关档案而言，“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似乎成立。因此，我觉得您的“档案和文件之间的转化关系是假的”的观点很值得商榷。至于您说的“文字材料(信息记录)在归档前后其自身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是人们的视角，转化是假象”，我是这样认为的：文件在整理归档前是零乱的、不系统的。而整理归档后形成的档案一般来说是系统的且有密切联系的文件，再说并非所有的文件都转化成了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归档前的文件和归档后的档案“根本没有任何变化”似乎不太妥当，说“转化是假象”似乎也待商榷，因为明明一部分文件(经过整理归档)转化成了档案。
其二，您对“‘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观点有事实依据吗?”的认识，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因为并非所有的文件(主要是指现行机关文件)最终都转化为档案管理，只有“经过整理归档”的那部分文件才转化为档案管理，所以说“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一理论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吧?!说其是“伪科学”似乎欠妥吧?
其三，您对“档案和文件到底是什么关系?”的认识，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档案和文件是交叉关系，也就是说，文件中有一部分经过整理归档要转化为档案，但并非所有的文件最终都转化成了档案；档案中有一部分(主要是指现行机关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档案(尤其是历史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
其四，至于证据，您没有提供，我也不敢臆测妄断。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有问题向你请教!“档案和文件是交叉关系”，这部分有交叉关系的档案和文件，其每一个个体既是文件又是档案，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文件和档案是不是完全一样?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关于您对我的“档案和文件是交叉关系”观点而引发的“这部分有交叉关系的档案和文件，其每一个个体既是文件又是档案，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文件和档案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反问，谈点不成熟的个人看法。
我个人认为，就档案和文件交叉部分的每一个个体而言，回答文件和档案“完全一样”或“不一样”都似乎欠妥。因为这交叉部分的每一个个体，如果仅就其文字内容而言，归档前的“文件”和归档后的“档案”似乎可以说“完全一样”：但如果不加限制地说这交叉部分的每一个个体，归档前的“文件”和归档后的“档案”“完全一样”似乎又有点欠妥，因为中间毕竟经过了“归档”程序。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再有一问题请教，归档后的文件还是不是文件?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我个人认为，就“归档后的文件还是不是文件?”这一问题，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李先生都不会满意，会给以反驳。仅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讲，“归档后的文件是文件”似乎无可争议，就像“犯了罪的人是人”、“打了败仗后的军队是军队”等一样。但回答这样的问题，似乎又不能仅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是常骂“犯了罪的人”“还算是个人吗?”、常骂“打了败仗后的军队”“还算是军队吗?”照此类推的话，回答“归档后的文件是文件”又似乎欠妥。可若回答“不是”吧，实际工作中的“案卷文件目录”、“卷内文件目录”乃至“归档文件目录”中的“文件”我们又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清楚。至于“归档后的文件还是不是文件?”我确实很难给李先生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答案，如果李先生非逼着我回答“是”还是“不是”的话，我只能回答三个字：“曾经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李先生不会满意。最后还是请李先生揭开谜底吧!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搞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是能发现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也许并不难，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即使解决了，能不能被认可也是问题。档案和文件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先人已给我们作过交代，我已解读了一次(见“读书有感”一帖)，不敢刻意坚持，惟恐解读有误愧对先人。档案和文件到底啥关系，你最好自己解读《柳边纪略》卷三中：“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日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日档案、日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这段记载。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刚才拜读了你的《读书有感——再谈档案和文件的关系》一帖，你对“档案和文件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精彩解读我很欣赏，可谓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和刘东斌先生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有点相像，我建议你就此写一篇详细阐述你的这种新观点的有深度的理论文章，我相信一定会引起轰动，也一定会和“刘文”一样引起许多档案界同仁争鸣的。
李振华：文件是物化的信息。自身性质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主要是由事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文件自身性质不变，它就不可能转化为档案：故“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理论观点必定不成立。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你的“文件是物化的信息，自身性质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主要是由事物自身 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文件自身性质不变，它就不可能转化为档案”的观点我不敢完全苟同。按照你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说“文件属于自身性质不变的一事物，不可能向另一事物(档案)转化”。那么，请问李先生，档案是否属于自身性质不变的一事物，是否有可能向另一事物(文件)转化?根据你《读书有感——再谈档案和文件的关系》一帖中对“档案和文件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精彩解读，是否可以说：“文件这个个性是由档案这个共性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文件是由档案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果真如此的话，是否可以说你的这一观点和刘东斌先生的“档案形成在前，是文件的前身，文件则是档案的复制件”的观点“不谋而合”?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档案和文件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观点和“档案形成在前，是文件的前身，文件则是档案的复制件”的观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人和男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能说“男人是由人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吗?我认为档案和文件的关系也应同理而论。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按照你的这种观点，档案和文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男人的关系一样。一般来说，人所具有的特性，男人也应该具有：人不一定是男人，但男人一定是人。同理，一般来说，档案所具有的特性，文件也应该具有：档案不一定是文件，但文件一定是档案。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档案不一定是文件，但文件一定是档案”的结论。若此结论成立的话，长期以来档案部门一直反对的“有文必档”看来是反对错了，是不是应该赶紧为“有文必档”“平反昭雪”?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文件一定是档案”和“有文必档”是两码事。“有文必档”中的档，我理解是指归档保存的意思，文件都是档案也不一定都必须保存，有保存价值的存，没保存价值的不存，所以我认为即使“文件一定是档案”成立，也没有为“有文必档”“平反昭雪”的必要!你说呢?
沧海一粟：李振华先生，我赞同你的“文件一定是档案”和“有文必档”是两码事的观点，你对“有文必档”中的“档”的理解(是指归档保存的意思)我也没有异议，但对你的“文件都是档案也不一定都必须保存，有保存价值的存，没保存价值的不存”的说法不敢苟同。根据《档案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的规定，我觉得判断是不是档案应以“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等为条件，果真如此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档案都是有保存价值的，当然保存价值的大小是有区别的。
李振华：沧海一粟先生，我认为档案有学术意义上的和实践意义上的——即有广义、狭义之分。“文件一定是档案”，这里的档案是学术意义上的(广义的)，《档案法》中的档案是实践意义上的(狭义的)，理论上讲狭义的档案应是广义档案的子集。把“有保存价值的”作为狭义档案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沧海一粟：同意李先生对档案有学术意义上的和实践意义上的——即有广义、狭义之分的解读。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