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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材料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占有独特且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可由亲历者的相关记述探求，由此便又产生了依据亲历者记述追求史事本相所得之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称亲历者记述为一手史料，研究成果为二手史料，而且往往重视一手史料，强调它保留着当时当事更为本真的状态。然而这两类材料并非并列关系，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说：“历史学家研究的事实本质上是他自己绝对无法见证的。对于我们之前的时代，我们因而只能根据证据来言说。”[1]作为未亲历过自己研究对象的研究者，其研究成果必然要依托亲历者的记述方能形成。因此，一、二手史料的称呼并不足以表现这两类材料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关联。若不加引导地将材料按一、二手史料分类抛给学生，容易使学生对历史材料的理解过于简单，无法体会历史学的本质特征。以下笔者以四道由浅入深的思考题为例，提出引导学生理解亲历者记述和研究成果之间关系的教学设计，供同仁参考。
一、史学研究何以进行
材料一：1898年冬季以来殃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是促成义和团运动飞速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干旱使许多年轻人无活可干，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心烦意乱，有许多空闲时间。干旱持续时间越长，遭饥荒的人口越多，到1899年冬，当义和团运动开始继续蔓延时，干旱已在很多地区持续较长时间了。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2015）
材料二：老百姓非常可怜。将近一年时间里滴水未下。土地荒芜，根本无法开耕，庄家也种不上，地太干太硬。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人无事可做，陷入了饥饿、不满和绝望状态，他们愿意加入任何组织。
现在终于开始下雨了，如果大雨持续不断，我认为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义和团”了。
——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May 8， 1900，FRUS.
问题：（1）两段材料的创作主体有什么区别？（2）两段材料在内容上有什么相同之处？（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同之处？
这道题目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材料创作主体的区别，一部分学生会关注学者和外交官员的区别，但若徇此路径便无法解释为何两段材料关于义和团起源会有相同的判断——长时间的干旱是义和团爆发的原因之一。教师可提示学生关注兩段材料的落款时间，一部分学生能明白出自“FRU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第二段材料是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美国驻华公使的记述;第一段材料则是后世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确定了先后顺序，少数逻辑能力强的学生可意识到，柯文很可能是看到了材料二的电报，才写下了类似的结论。事实上，《Mr. Conger to Mr. Hay》也确实被柯文引到了《历史三调》中。
理解了研究者依据亲历者记述生成研究成果的过程后，学生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学者不会说谎”，一切依据亲历者记述得出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很多学生体会不到历史材料的创作者都是个人，都有其主观性，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亲历者的记述同史事之间都存在着偏差。
二、史学研究的偏差何以出现
材料一：为了保证养活城市居民，为了满足国外订货，恰恰在此期间，大幅提高了从农村征购粮食的指标。在一份只发给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参加者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额度，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扭转了国内市场的优先权。出口高于内需，必须保证出口：“我们应该少吃”。“抓紧”和“抓狠”是战争时期解决实际问题的保障。“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吃饱”。（注释：毛的谈话纪要，甘肃，1959年3月25日）
——（荷）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2012）
材料二：当讲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说：
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
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方法。
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
——《主席在上海会议中的插话》，甘肃省档案馆（1959年3月25日）
问题：（1）两段材料有什么联系？通过具体例子指出。（2）冯客的历史叙述存在什么漏洞？
有了上一题的训练以及材料一文末的注释，学生能很快意识到两段材料的本质区别，材料一依托材料二形成。并且能够找到它们当中类似的词句：“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吃饱”/“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
第二问则涉及到史学研究会出现偏差乃至谬误的问题，教师提示学生精读材料，把握其各自论述的内容，同时关注材料二的标题，思考它的具体形式。材料二是一段“插话”，是毛泽东打断了某一正在进行的报告，对其内容做出评论。通读材料二可以发现，毛泽东所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指向的是工业，1958年大跃进以来上马了过多工业项目，此时应当从1078项削减到500项。“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方法”，因此要“死一半”，让另一半人（剩下的500个项目）吃饱。而冯客则把“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这句话用于论述毛泽东的粮食政策，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毛泽东这句话本意是调整工业发展战略，纠正大跃进出现的偏差，到了冯客书里则成了不顾人民死活的“证据”，历史由此完全被曲解。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合理推断冯客论述出现偏差的原因：一是冯客汉语水平可能不过关;二是他有意为之，抹黑新中国。由此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研究成果的合理性会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三、史学研究对亲历者记述的挑战 史家的研究成果可能存在问题，亲历者对史事的记述同样会出现偏差。不能简单地说亲历者的记述优于学者的研究，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合理性做出科学的评判。2019年北京市历史抽样测试卷第四题是关于这两种材料价值比较的很好的例题：
材料一：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
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
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问题：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谈谈你对茅海建观点的看法。
这道题目的关键在于体会亲历者记述和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二者的合理性做出评判。有学生认为“学者不会说谎”，肯定茅海建的观点，这类答案过于简单化，说明他对两类材料的理解还不到位。由于时过境迁，我们无法“还原”历史，只能通过康、茅二人的论述过程评判二人观点的合理性。
首先，应当引导学生找到二人论述的矛盾点。康有为提出自己上了书，但督察院没有收自己的上书。茅海建则通过查阅清宫档案，指出就在康有为自述上书的同一天，督察院收了内容相似的上书十五件，上书主体也不乏赶考的举子，因此康有为实际上并没有上书。
之后便可对二者的论述进行分析，根据茅海建的考证，康有为很有可能在说谎。至于他说谎的原因，可能是为了美化自己，夸大自己的功绩。亲历者出于种种需要，也并非会对史事如实直书，它和客观历史之间同样会存在偏差。
然而，茅海建的论述也并非无懈可击。康有为的上书没有被他在档案中检阅到，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并非只因康有为没有提交。教师此时可引导学生思考其他合理的解释，如：事过百余年，档案可能发生遗失;督察院当天已收太多同类上书，认为没必要再收康有为的上书;康有为错过了督察院拟定的提交时间，等等。不能因为档案中没有留下康有为的上书，就认为康有为没有过上书的行为。
四、模拟历史学家的工作
经过前面三道思考题，学生对于两类历史材料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刻，对于史学研究成果的生成过程也有所体会。最后，可以引导学生实践通过亲历者记述生成历史结论的过程，2020年山东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第18题可用于此。该题节选《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片段，要求考生说明其内容对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史料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论从史出”的过程，但有了之前的铺垫，学生能够更好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模拟历史学家的工作。
面对材料，首先要判断它的形成过程。虽然出处标明编写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但细究其内容，乃是经过整理出版的苏寺村党支书的工作笔记，这正是史家探究相关史事需要依托的亲历者记述，价值很高。《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上下两册，是中国当代民间史料辑刊的一部分，原稿由这位村支书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海荣教授提供，华东师大整理出版时并未对笔记内容进行改动。高水平的学生或许能在研究性学习等课程中接触到这套史料，若有相关知识背景，解题会更加游刃有余。
明确它的史料价值之后，学生需要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通过亲历者记述去尽可能“还原”史事。这里不需要得出具体结论，只提出可以通过工作笔记研究的问题即可，难度不大。
小结
已然发生的史事不可改变，但时光流逝，不经意间留下种种痕迹——档案、报刊、书信、日记……它们作为历史亲历者对所见史事的记述，成为沟通后世学人和客观历史的桥梁。然而亲历者无论怎样详尽地记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立场有别，利害各异，其记述难免同客观历史产生偏差。由此衍生出的研究成果，又经历了学者的事后解读，更是难以“还原”客观历史。历史学家既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加杂念地通过亲历者记述探究客观史事;又要对亲历者漏记、错记的内容进行考证和合理推断，方能形成对历史相对客观的解释。以上内容涉及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又较为抽象，若能结合精心选取的材料通过教学过程传递给学生，既有利于激发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兴趣，改变对中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的片面认知;又能切实提升他们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使他们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社会。
【注释】
[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一、史学研究何以进行
材料一：1898年冬季以来殃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是促成义和团运动飞速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干旱使许多年轻人无活可干，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心烦意乱，有许多空闲时间。干旱持续时间越长，遭饥荒的人口越多，到1899年冬，当义和团运动开始继续蔓延时，干旱已在很多地区持续较长时间了。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2015）
材料二：老百姓非常可怜。将近一年时间里滴水未下。土地荒芜，根本无法开耕，庄家也种不上，地太干太硬。其结果是，许多中国人无事可做，陷入了饥饿、不满和绝望状态，他们愿意加入任何组织。
现在终于开始下雨了，如果大雨持续不断，我认为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义和团”了。
——Mr. Conger to Mr. Hay， Le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kin， China， May 8， 1900，FRUS.
问题：（1）两段材料的创作主体有什么区别？（2）两段材料在内容上有什么相同之处？（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同之处？
这道题目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材料创作主体的区别，一部分学生会关注学者和外交官员的区别，但若徇此路径便无法解释为何两段材料关于义和团起源会有相同的判断——长时间的干旱是义和团爆发的原因之一。教师可提示学生关注兩段材料的落款时间，一部分学生能明白出自“FRU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第二段材料是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美国驻华公使的记述;第一段材料则是后世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确定了先后顺序，少数逻辑能力强的学生可意识到，柯文很可能是看到了材料二的电报，才写下了类似的结论。事实上，《Mr. Conger to Mr. Hay》也确实被柯文引到了《历史三调》中。
理解了研究者依据亲历者记述生成研究成果的过程后，学生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学者不会说谎”，一切依据亲历者记述得出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很多学生体会不到历史材料的创作者都是个人，都有其主观性，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亲历者的记述同史事之间都存在着偏差。
二、史学研究的偏差何以出现
材料一：为了保证养活城市居民，为了满足国外订货，恰恰在此期间，大幅提高了从农村征购粮食的指标。在一份只发给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参加者的绝密会议纪要中，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额度，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扭转了国内市场的优先权。出口高于内需，必须保证出口：“我们应该少吃”。“抓紧”和“抓狠”是战争时期解决实际问题的保障。“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吃饱”。（注释：毛的谈话纪要，甘肃，1959年3月25日）
——（荷）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2012）
材料二：当讲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说：
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
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方法。
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
——《主席在上海会议中的插话》，甘肃省档案馆（1959年3月25日）
问题：（1）两段材料有什么联系？通过具体例子指出。（2）冯客的历史叙述存在什么漏洞？
有了上一题的训练以及材料一文末的注释，学生能很快意识到两段材料的本质区别，材料一依托材料二形成。并且能够找到它们当中类似的词句：“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吃饱”/“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
第二问则涉及到史学研究会出现偏差乃至谬误的问题，教师提示学生精读材料，把握其各自论述的内容，同时关注材料二的标题，思考它的具体形式。材料二是一段“插话”，是毛泽东打断了某一正在进行的报告，对其内容做出评论。通读材料二可以发现，毛泽东所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指向的是工业，1958年大跃进以来上马了过多工业项目，此时应当从1078项削减到500项。“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方法”，因此要“死一半”，让另一半人（剩下的500个项目）吃饱。而冯客则把“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这句话用于论述毛泽东的粮食政策，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毛泽东这句话本意是调整工业发展战略，纠正大跃进出现的偏差，到了冯客书里则成了不顾人民死活的“证据”，历史由此完全被曲解。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合理推断冯客论述出现偏差的原因：一是冯客汉语水平可能不过关;二是他有意为之，抹黑新中国。由此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研究成果的合理性会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三、史学研究对亲历者记述的挑战 史家的研究成果可能存在问题，亲历者对史事的记述同样会出现偏差。不能简单地说亲历者的记述优于学者的研究，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合理性做出科学的评判。2019年北京市历史抽样测试卷第四题是关于这两种材料价值比较的很好的例题：
材料一：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
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
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问题：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谈谈你对茅海建观点的看法。
这道题目的关键在于体会亲历者记述和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二者的合理性做出评判。有学生认为“学者不会说谎”，肯定茅海建的观点，这类答案过于简单化，说明他对两类材料的理解还不到位。由于时过境迁，我们无法“还原”历史，只能通过康、茅二人的论述过程评判二人观点的合理性。
首先，应当引导学生找到二人论述的矛盾点。康有为提出自己上了书，但督察院没有收自己的上书。茅海建则通过查阅清宫档案，指出就在康有为自述上书的同一天，督察院收了内容相似的上书十五件，上书主体也不乏赶考的举子，因此康有为实际上并没有上书。
之后便可对二者的论述进行分析，根据茅海建的考证，康有为很有可能在说谎。至于他说谎的原因，可能是为了美化自己，夸大自己的功绩。亲历者出于种种需要，也并非会对史事如实直书，它和客观历史之间同样会存在偏差。
然而，茅海建的论述也并非无懈可击。康有为的上书没有被他在档案中检阅到，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并非只因康有为没有提交。教师此时可引导学生思考其他合理的解释，如：事过百余年，档案可能发生遗失;督察院当天已收太多同类上书，认为没必要再收康有为的上书;康有为错过了督察院拟定的提交时间，等等。不能因为档案中没有留下康有为的上书，就认为康有为没有过上书的行为。
四、模拟历史学家的工作
经过前面三道思考题，学生对于两类历史材料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刻，对于史学研究成果的生成过程也有所体会。最后，可以引导学生实践通过亲历者记述生成历史结论的过程，2020年山东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第18题可用于此。该题节选《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片段，要求考生说明其内容对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史料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论从史出”的过程，但有了之前的铺垫，学生能够更好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模拟历史学家的工作。
面对材料，首先要判断它的形成过程。虽然出处标明编写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但细究其内容，乃是经过整理出版的苏寺村党支书的工作笔记，这正是史家探究相关史事需要依托的亲历者记述，价值很高。《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上下两册，是中国当代民间史料辑刊的一部分，原稿由这位村支书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海荣教授提供，华东师大整理出版时并未对笔记内容进行改动。高水平的学生或许能在研究性学习等课程中接触到这套史料，若有相关知识背景，解题会更加游刃有余。
明确它的史料价值之后，学生需要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通过亲历者记述去尽可能“还原”史事。这里不需要得出具体结论，只提出可以通过工作笔记研究的问题即可，难度不大。
小结
已然发生的史事不可改变，但时光流逝，不经意间留下种种痕迹——档案、报刊、书信、日记……它们作为历史亲历者对所见史事的记述，成为沟通后世学人和客观历史的桥梁。然而亲历者无论怎样详尽地记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立场有别，利害各异，其记述难免同客观历史产生偏差。由此衍生出的研究成果，又经历了学者的事后解读，更是难以“还原”客观历史。历史学家既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加杂念地通过亲历者记述探究客观史事;又要对亲历者漏记、错记的内容进行考证和合理推断，方能形成对历史相对客观的解释。以上内容涉及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又较为抽象，若能结合精心选取的材料通过教学过程传递给学生，既有利于激发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兴趣，改变对中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的片面认知;又能切实提升他们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使他们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社会。
【注释】
[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