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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三国演义》的众多女性人物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对貂蝉的分析多解读其品行，解读其思想境界，解读女性的被侮辱与被伤害。这种解读很容易偏离文学文本的本质，文学作品的解读更应该从文学的本质加以分析，分析其在文学上体现出的规律，进而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根本理解。小说在“杂取种种人”的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合理性是其艺术真实性的有力保障。貂蝉的行为是否有其内在的情感逻辑，这是分析其人物形象需要特别关注的。
关键词：小说人物 虚构 合理性 情感逻辑
就《三国演义》的众多女性人物来说，貂蝉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但又是一个彻底虚构的人物形象。如何解读这个人物，就成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文章大多解读其品行，解读其思想境界，解读女性的被侮辱与被伤害，都是煞有介事，信乎确有其人。这种解读很容易偏离文学文本的本质，只是将之当作了历史档案。
文学作品的解读更应该从文学的本质加以分析，不是一味地分析这个人物道德的高低、利害的轻重，而是分析在文学上体现出的规律，进而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根本理解。
福斯特曾指出：“他们（指人物）的本性仍旧是他（小说家）通过推己及人臆想出来的，是融入了他本人血肉的，并且受制于他的作品的其他各个方面。”a福斯特的话道出了一个本质：小说人物的塑造与小说的虚构密切相关，但却又必须要合乎情理。他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跟维多利亚女王一般无二——不仅是想象，而是一模一样——那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了，那整本小说，或者说跟这个人物有关的一切也就变作了回忆录。回忆录属于历史范畴，是以事实为基础。小说的基础却是事实加上或是减去一个未知数，这个未知数总会改变事实的效果，甚至将其整个儿改头换面”b。
因此，对貂蝉进行社会学或者历史学层面的解读，与小说艺术相去甚远，也不是文学阅读的目标所在。作为虚构的人物形象，其“杂取种种人”之后的合理性是其艺术真实性的有力保障，小说在人物形塑造上是否做到这点或者如何做到这点，这才是我们需要分析的。
一、先说虚构
在正史的记载中，完全没有貂蝉这个人物。《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记载：
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
这个记载中提到了“少妻”，未明指为貂蝉。而《三国演义》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傕听贾诩》却明指其为貂蝉：
临行，谓貂蝉曰：“吾为天子，当立汝为贵妃。”貂蝉已明知就里，假作欢喜拜谢。
在吕布的传记中，更能发现问题。《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记载：
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
从吕布的传记来看，可以与貂蝉隐约对应的是“私与傅婢情通”中的“傅婢”，而这个“傅婢”也很难证明而且基本不太可能是《董卓传》中记载的“少妻”。
因此整个记载与小说出入的地方就很明显了：王允并无一个名叫貂蝉的歌伎养女；董卓、吕布并非因同一个女子而反目，甚至董卓并未知晓吕布“私与傅婢情通”之事；是吕布主动找王允，而非王允主动用美人计离间二人。
从正史记载看，董卓之死中，吕布、王允等人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有一个女子真正扭转乾坤，于红粉场中安了天下。
那么，作者为何要塑造貂蝉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呢？
从《三国演义》作者的立场看，作者有强烈的正统观和忠义观，能集中表现这种观念的应该是后面的刘备及蜀汉政权的一干人等，王允与此关系不大。加之王允在处置蔡邕时刻薄寡恩，在处置董卓余党时缺乏远见，酿成了东汉王朝进一步的混乱，作者对这些是不太认同的，因此王允不是作者真正中意的人物。而吕布的所作所为，多见利忘义之举，缺乏忠君爱国之心，更是作者的价值观所贬斥的。所以，作者刻意构建一出“连环计”，既确保了不与历史龃龉而引读者不快，又在平淡的事件中，因虚构因素的介入而使其更具文学性，同时更借貂蝉这个人物强化了“忠君爱国”的主旨，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但既然进入了小说虚构的层面，就当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物的设定。遗憾的是，这个让后世戏剧家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却有很不符合小说艺术特征的地方，这对人物的塑造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
韦勒克和沃伦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指出：“正确的批判方法是拿整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想象的世界加以比较，而我们经验的、想象的世界比起小說家的世界来通常缺少整体性。虽然一个小说家的世界的模式或规模和我们自己的不一样，但当他所创作的世界包括了我们所发现的普遍性范围内所有的必要因素，或者虽然所包括的范围是狭窄的，但其所选的因素却是有深度的和主要的，并且当这些因素的规模或层次对我们来说像一个成熟的人所能考虑的，我们就会衷心地称这个小说家为伟大的小说家。”c
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人物行为的合情合理的问题。这一点是小说这种虚构文体非常核心的地方。这也是理论家和小说家们的共识。福斯特的说法是：“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原本不知道的维多利亚女王，由此创造个并非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小说人物。”d
结合《三国演义》中对貂蝉这一人物的塑造，就会发现不合情理之处很多。
《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记载了貂蝉的出场：
司徒王允归到府中，寻思今日席间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也。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是夜允听良久，喝曰“贱人将有私情耶？”貂蝉惊跪答曰：“贱妾安敢有私！”允曰：“汝无所私，何夜深于此长叹？”蝉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隐匿，当实告我。”蝉曰：“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允以杖击地曰：“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随我到画阁中来。”貂蝉跟允到阁中，允尽叱出妇妾，纳貂蝉于坐，叩头便拜。貂蝉惊伏于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怜汉天下生灵！”言讫，泪如泉涌。貂蝉曰：“适间贱妾曾言：但有使令，万死不辞。”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汝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蝉曰：“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灭门矣。”貂蝉曰：“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允拜谢。 观此一段，貂蝉的人物形象不甚突出，倒是王允形神毕肖。王允所欲行者，乃是以美色离间董卓和吕布，但仅有美色是很难奏效的，貂蝉身上还需要其他的品格，最主要的是察言观色、虚与委蛇的能力。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岂是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能具备的？没有过人的心智，没有经过世事的磨炼，不熟谙官场的黑暗和险恶，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酿成大祸。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小说该有一些交代，也就是常说的伏笔、铺垫。但作者丝毫不顾及这些，只写其倾国倾城之貌，仿佛董卓、吕布二人皆为色中饿鬼，见色智昏。如果细细斟酌《三国演义》本身的情节就会发现，董卓并非如此无知之人。他重用蔡邕，延揽贤才，听李儒智谋，行废立之事，皆可观其识见。若以一貂蝉即可将其玩弄于股掌间，对于善于思考的读者而言，岂能令人信服？
诺亚·卢克曼（Noah Lukeman）指出：“一般来说，任何重要人物都应该有某种经历——积极的或消极的，是其他人经历的补充或障碍，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明显的或不明显的。没有经历的只能是不重要的人物，出场很少，或者以集体的名义出现。”e
显然，小说没有对貂蝉的“经历”进行介绍，而在“连环计”中，貂蝉明显不是“以集体的名义出现”的次要人物，她的行为必须要有内在的合理性。后代的戏剧中，剧作家应该是看到了这点，于是才将貂蝉塑造为身负家仇国恨的名门之后，王允也是收养忠臣遗孤的节义之人，如此逻辑当然更能自洽。
对于真正动人的文学形象而言，应该像格雷厄姆·格林所说：“有时人物会说出你意想不到的话，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他就获得了生命，而你应该把主动权交给他。”f再看貂蝉进了相府的一系列表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应变之机敏、情感之丰富，令人爱煞了女将军。但貂蝉所有的行为中，实在看不到作为鲜活的人的情感，看到的只是目的和手段。所有表现中的“意想不到”和“主动”背后隐藏着的是毫无个性的工具化的人。
何以会如此？实则是作者并未体察此时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作者并不关心其内心世界。这一点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小说借貂蝉之口讲述了王允的恩情，但这样的恩情就足以让一个女子毫不犹豫牺牲清白之躯以入虎口？貂蝉何来这样的心理动机？作为歌伎的貂蝉又何以明白这样的国家大义？一叶舴艋之舟，尚且载不动李清照的儿女愁情；一位柔弱的闺中歌女，又何以能承载起大汉王朝的天下？作者借貂蝉和连环计，不是在夸赞女性伟大，反而暴露他将女性视作工具化人偶的价值观。对比貂蝉这一人物形象，和亲的王昭君、悲情的解忧公主，则显得分外动人。
也许有人会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多有脸谱化的一面，貂蝉人物形象的单调难以避免。但对比曹操、关羽等人，就会发现作者完全可以将其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孙绍振先生在评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这一节时曾有如下论断：
从理性的忠上来说，曹操是大奸大恶之人，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但是从情感的义上来说，是一个人的逻辑，在普遍性上是合乎逻辑的，一到个人就不合逻辑了。如果这个乱臣贼子曾经于我有恩遇，视我如国士，则对我说来已不是乱臣贼子，而是我的知己，我如果杀了知己，自己就变成不义。虽然我放了他便是不忠，但不忠是对于别人而言，不义却是对我而言的。关云长性格逻辑的特点就是在忠和义矛盾，理性与情感、功利和非功利矛盾时，总是选择后者，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方面，感情逻辑的彻底性使关云长的形象达到饱和。g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貂蝉的感情逻辑就没有彻底可言，甚至合情理的成分都不足。这一点可以在“连环计”结束后，作者对貂蝉的交代中看出。
在《三国演义》第九回中，董卓已死，作者仅用一句话就交代了貂蝉结局：
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
常言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这里哪里是归于平淡呢？更应该是归于落寞，归于被遗忘吧。而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一节中，对貂蝉做了如下的交代：
严氏泣曰：“将军若出，陈宫、高顺安能坚守城池？倘有差失，悔无及矣！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幸赖庞舒私藏妾身，再得与将军相聚；孰知今又弃妾而去乎？将军前程万里，请勿以妾为念！”言罢痛哭。布闻言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
如此交代貂蝉的结局，纯属草草了事，似乎貂蝉已经可有可无了。相比于吕布之妻严氏，貂蝉的言语毫无个性，与“连环计”中的貂蝉判若两人。而小说在吕布死后，更无片言交代貂蝉下落。后人以为貂蝉成就大功，飘然遁去，杳如黄鹤，如此更见其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果真如此吗？此等牵强附会之说，不仅自欺，亦复欺人。
作者的女性观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受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不苛求作者一定要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待女性，这是很多读者早已明了的。本文不是对其女性观進行批判，而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观照这个问题，以期一个新的思路而已。
abd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40页，第40页，第41页。
c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明哲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第209页。
ef 〔美〕诺亚·卢克曼（Noah Lukeman）：《情节！情节！》，唐奇、李永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83页，第37页。
g 孙绍振：《文学解读基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年2月第1版，第377页。
作 者： 安磊，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高中语文高级教师，沙坪坝区兼职教研员。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小说人物 虚构 合理性 情感逻辑
就《三国演义》的众多女性人物来说，貂蝉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但又是一个彻底虚构的人物形象。如何解读这个人物，就成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文章大多解读其品行，解读其思想境界，解读女性的被侮辱与被伤害，都是煞有介事，信乎确有其人。这种解读很容易偏离文学文本的本质，只是将之当作了历史档案。
文学作品的解读更应该从文学的本质加以分析，不是一味地分析这个人物道德的高低、利害的轻重，而是分析在文学上体现出的规律，进而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根本理解。
福斯特曾指出：“他们（指人物）的本性仍旧是他（小说家）通过推己及人臆想出来的，是融入了他本人血肉的，并且受制于他的作品的其他各个方面。”a福斯特的话道出了一个本质：小说人物的塑造与小说的虚构密切相关，但却又必须要合乎情理。他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跟维多利亚女王一般无二——不仅是想象，而是一模一样——那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了，那整本小说，或者说跟这个人物有关的一切也就变作了回忆录。回忆录属于历史范畴，是以事实为基础。小说的基础却是事实加上或是减去一个未知数，这个未知数总会改变事实的效果，甚至将其整个儿改头换面”b。
因此，对貂蝉进行社会学或者历史学层面的解读，与小说艺术相去甚远，也不是文学阅读的目标所在。作为虚构的人物形象，其“杂取种种人”之后的合理性是其艺术真实性的有力保障，小说在人物形塑造上是否做到这点或者如何做到这点，这才是我们需要分析的。
一、先说虚构
在正史的记载中，完全没有貂蝉这个人物。《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记载：
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
这个记载中提到了“少妻”，未明指为貂蝉。而《三国演义》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傕听贾诩》却明指其为貂蝉：
临行，谓貂蝉曰：“吾为天子，当立汝为贵妃。”貂蝉已明知就里，假作欢喜拜谢。
在吕布的传记中，更能发现问题。《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记载：
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
从吕布的传记来看，可以与貂蝉隐约对应的是“私与傅婢情通”中的“傅婢”，而这个“傅婢”也很难证明而且基本不太可能是《董卓传》中记载的“少妻”。
因此整个记载与小说出入的地方就很明显了：王允并无一个名叫貂蝉的歌伎养女；董卓、吕布并非因同一个女子而反目，甚至董卓并未知晓吕布“私与傅婢情通”之事；是吕布主动找王允，而非王允主动用美人计离间二人。
从正史记载看，董卓之死中，吕布、王允等人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有一个女子真正扭转乾坤，于红粉场中安了天下。
那么，作者为何要塑造貂蝉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呢？
从《三国演义》作者的立场看，作者有强烈的正统观和忠义观，能集中表现这种观念的应该是后面的刘备及蜀汉政权的一干人等，王允与此关系不大。加之王允在处置蔡邕时刻薄寡恩，在处置董卓余党时缺乏远见，酿成了东汉王朝进一步的混乱，作者对这些是不太认同的，因此王允不是作者真正中意的人物。而吕布的所作所为，多见利忘义之举，缺乏忠君爱国之心，更是作者的价值观所贬斥的。所以，作者刻意构建一出“连环计”，既确保了不与历史龃龉而引读者不快，又在平淡的事件中，因虚构因素的介入而使其更具文学性，同时更借貂蝉这个人物强化了“忠君爱国”的主旨，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但既然进入了小说虚构的层面，就当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物的设定。遗憾的是，这个让后世戏剧家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却有很不符合小说艺术特征的地方，这对人物的塑造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
韦勒克和沃伦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指出：“正确的批判方法是拿整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想象的世界加以比较，而我们经验的、想象的世界比起小說家的世界来通常缺少整体性。虽然一个小说家的世界的模式或规模和我们自己的不一样，但当他所创作的世界包括了我们所发现的普遍性范围内所有的必要因素，或者虽然所包括的范围是狭窄的，但其所选的因素却是有深度的和主要的，并且当这些因素的规模或层次对我们来说像一个成熟的人所能考虑的，我们就会衷心地称这个小说家为伟大的小说家。”c
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人物行为的合情合理的问题。这一点是小说这种虚构文体非常核心的地方。这也是理论家和小说家们的共识。福斯特的说法是：“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原本不知道的维多利亚女王，由此创造个并非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小说人物。”d
结合《三国演义》中对貂蝉这一人物的塑造，就会发现不合情理之处很多。
《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记载了貂蝉的出场：
司徒王允归到府中，寻思今日席间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也。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是夜允听良久，喝曰“贱人将有私情耶？”貂蝉惊跪答曰：“贱妾安敢有私！”允曰：“汝无所私，何夜深于此长叹？”蝉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隐匿，当实告我。”蝉曰：“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允以杖击地曰：“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随我到画阁中来。”貂蝉跟允到阁中，允尽叱出妇妾，纳貂蝉于坐，叩头便拜。貂蝉惊伏于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怜汉天下生灵！”言讫，泪如泉涌。貂蝉曰：“适间贱妾曾言：但有使令，万死不辞。”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汝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蝉曰：“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灭门矣。”貂蝉曰：“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允拜谢。 观此一段，貂蝉的人物形象不甚突出，倒是王允形神毕肖。王允所欲行者，乃是以美色离间董卓和吕布，但仅有美色是很难奏效的，貂蝉身上还需要其他的品格，最主要的是察言观色、虚与委蛇的能力。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岂是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能具备的？没有过人的心智，没有经过世事的磨炼，不熟谙官场的黑暗和险恶，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酿成大祸。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小说该有一些交代，也就是常说的伏笔、铺垫。但作者丝毫不顾及这些，只写其倾国倾城之貌，仿佛董卓、吕布二人皆为色中饿鬼，见色智昏。如果细细斟酌《三国演义》本身的情节就会发现，董卓并非如此无知之人。他重用蔡邕，延揽贤才，听李儒智谋，行废立之事，皆可观其识见。若以一貂蝉即可将其玩弄于股掌间，对于善于思考的读者而言，岂能令人信服？
诺亚·卢克曼（Noah Lukeman）指出：“一般来说，任何重要人物都应该有某种经历——积极的或消极的，是其他人经历的补充或障碍，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明显的或不明显的。没有经历的只能是不重要的人物，出场很少，或者以集体的名义出现。”e
显然，小说没有对貂蝉的“经历”进行介绍，而在“连环计”中，貂蝉明显不是“以集体的名义出现”的次要人物，她的行为必须要有内在的合理性。后代的戏剧中，剧作家应该是看到了这点，于是才将貂蝉塑造为身负家仇国恨的名门之后，王允也是收养忠臣遗孤的节义之人，如此逻辑当然更能自洽。
对于真正动人的文学形象而言，应该像格雷厄姆·格林所说：“有时人物会说出你意想不到的话，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他就获得了生命，而你应该把主动权交给他。”f再看貂蝉进了相府的一系列表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应变之机敏、情感之丰富，令人爱煞了女将军。但貂蝉所有的行为中，实在看不到作为鲜活的人的情感，看到的只是目的和手段。所有表现中的“意想不到”和“主动”背后隐藏着的是毫无个性的工具化的人。
何以会如此？实则是作者并未体察此时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作者并不关心其内心世界。这一点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小说借貂蝉之口讲述了王允的恩情，但这样的恩情就足以让一个女子毫不犹豫牺牲清白之躯以入虎口？貂蝉何来这样的心理动机？作为歌伎的貂蝉又何以明白这样的国家大义？一叶舴艋之舟，尚且载不动李清照的儿女愁情；一位柔弱的闺中歌女，又何以能承载起大汉王朝的天下？作者借貂蝉和连环计，不是在夸赞女性伟大，反而暴露他将女性视作工具化人偶的价值观。对比貂蝉这一人物形象，和亲的王昭君、悲情的解忧公主，则显得分外动人。
也许有人会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多有脸谱化的一面，貂蝉人物形象的单调难以避免。但对比曹操、关羽等人，就会发现作者完全可以将其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孙绍振先生在评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这一节时曾有如下论断：
从理性的忠上来说，曹操是大奸大恶之人，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但是从情感的义上来说，是一个人的逻辑，在普遍性上是合乎逻辑的，一到个人就不合逻辑了。如果这个乱臣贼子曾经于我有恩遇，视我如国士，则对我说来已不是乱臣贼子，而是我的知己，我如果杀了知己，自己就变成不义。虽然我放了他便是不忠，但不忠是对于别人而言，不义却是对我而言的。关云长性格逻辑的特点就是在忠和义矛盾，理性与情感、功利和非功利矛盾时，总是选择后者，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方面，感情逻辑的彻底性使关云长的形象达到饱和。g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貂蝉的感情逻辑就没有彻底可言，甚至合情理的成分都不足。这一点可以在“连环计”结束后，作者对貂蝉的交代中看出。
在《三国演义》第九回中，董卓已死，作者仅用一句话就交代了貂蝉结局：
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
常言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这里哪里是归于平淡呢？更应该是归于落寞，归于被遗忘吧。而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一节中，对貂蝉做了如下的交代：
严氏泣曰：“将军若出，陈宫、高顺安能坚守城池？倘有差失，悔无及矣！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幸赖庞舒私藏妾身，再得与将军相聚；孰知今又弃妾而去乎？将军前程万里，请勿以妾为念！”言罢痛哭。布闻言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
如此交代貂蝉的结局，纯属草草了事，似乎貂蝉已经可有可无了。相比于吕布之妻严氏，貂蝉的言语毫无个性，与“连环计”中的貂蝉判若两人。而小说在吕布死后，更无片言交代貂蝉下落。后人以为貂蝉成就大功，飘然遁去，杳如黄鹤，如此更见其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果真如此吗？此等牵强附会之说，不仅自欺，亦复欺人。
作者的女性观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受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不苛求作者一定要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待女性，这是很多读者早已明了的。本文不是对其女性观進行批判，而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观照这个问题，以期一个新的思路而已。
abd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40页，第40页，第41页。
c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明哲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第209页。
ef 〔美〕诺亚·卢克曼（Noah Lukeman）：《情节！情节！》，唐奇、李永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83页，第37页。
g 孙绍振：《文学解读基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年2月第1版，第377页。
作 者： 安磊，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高中语文高级教师，沙坪坝区兼职教研员。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