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从“低调俱乐部”到“高陶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势，许多人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和他一些朋友的调子却非常低。1937年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胡适日记全集》 第七册，第427页）
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中，“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对此，高宗武也有回忆，依据高宗武的口述，邦克（Gerald E.Bunker）曾在 《和平阴谋——汪精卫和中国抗战，1937—1941》 一书中写道：
胡氏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主张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依据，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2页）
当时，高宗武是国民政府内部的知日派官员，是亚洲司司长。这些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飯，交流国际形势，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
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等人吃午饭，在座的还有张伯苓、陶希圣等人。席间，蒋介石就抗战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说起来之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附和之，老泪纵横，坚决主战。毕竟，此时此刻，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南开大学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成一片废墟。在这样的场景中，感到难于说反对意见的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希望蒋介石听听高宗武的意见。胡适的意图，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纠纷。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胡适积极活动之际，他生病了，连续拉肚子。高宗武赶紧给他找了一个叫夏禹鼎的医生来看病，结果诊断为肠炎。面临特殊使命的高宗武，对当时的局势非常悲观，胡适劝他不要太性急。在这一年的9月，胡适依然认为：在对日大战之前，做最大的和平努力是正确的。
这一年9月，应蒋介石邀请，胡适前往美国，争取美援。高宗武则积极开展对日外交。面对节节不利的抗战局势，1938年夏，高宗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言和的言论，与以往的情形不同，这次蒋介石没有说话。
对此，高宗武意会为蒋介石默许了。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高宗武直接前往东京，跟日本人展开了接触。与此同时，汪精卫认同高宗武的言和主张。很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追随汪精卫，展开了与日本人的求和谈判。
会错了蒋介石意的高宗武与汪精卫，最终走向了与日本媾和的道路。真正看到日本的条约时，屈膝求和的汪精卫，才明白这是一杯致命的“毒酒”，一旦签了，将会身败名裂。最终，以“牺牲自我”的名义，汪精卫走上了汉奸之路。
与此同时，同样看清日本人底牌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在喝了半杯“毒酒”之后，幡然悔悟，在杜月笙、万墨林等人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地从上海逃到了香港，并将携带出来的 《日汪密约》 公布天下，酿成了抗战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1939年8月9日，据胡适日记：
萧吉珊来谈。他说，精卫的错误在于不认识蒋先生的“假亲善”政策。他认为真诚，故深信他的亲日“班子”迟早总有用处。
萧说，政府在汉口时，高宗武从东京回来，蒋先生不肯见他。汪先生为他请见，蒋先生说，“我没有叫他去东京！他有话，告诉你就行了。我不必见他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686页）
由此可以看出，对高宗武擅自前往日本东京媾和的行动，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其实，正如萧吉珊说汪精卫的，高宗武的问题，也在于没认清蒋介石“假亲善、真战争”的策略。
二、战时在美国的交往
高陶事件之后，如何处理高宗武成为国民政府很头疼的一件事。从道理来讲，他差一点就成了汉奸，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将功赎罪的一面。最终，国民政府要求高宗武前往美国。此时的胡适，正是驻美大使。为掩人耳目，高宗武转道欧洲，又化名为“高其昌”。这一时期，高宗武给胡适写了几封信，希望胡适派人迎接。
1940年5月23日，胡适日记：“见着高宗武夫妇。他们前天从欧洲来。”（《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51页）
高宗武刚到美国，国民政府发给胡适的电报也到了，电报中要求胡适对高宗武的行动严格监督。然而，信奉“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胡适，并没有按电报的要求做。这一时期，他跟高宗武夫妇来往密切。
消息传到国内，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给胡适，其中写道：
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言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478页）
此信最可以看出傅斯年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信念渗透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看来，高宗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国贼。
对傅斯年的劝谏，胡适不以为然。对朋友，胡适是划不清界限的。这一时期，胡适跟高宗武的来往依然非常密切。为了更好地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胡适还让高宗武帮忙起草了一份关于对日宣传的提纲材料，以备参考。要知道，当时在美活动的高宗武，在国内还是通缉犯呢。1942年2月18日，国民政府才专门致电胡适，撤销了高宗武通缉犯的罪名。
在这一时期，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高宗武还撰写了 《日本真相》 的回忆录。胡适仔细阅读了高宗武的这一回忆录，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胡适建议他写“一部好书，自己满意的书”。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对胡适驻美大使期间的工作，高宗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42年9月28日，高宗武在日记中写道：
胡离开华盛顿至纽约。做为外交家，他干不了外交家所干的事，但他干了外交家不能干的所有事。（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1页）
胡适不仅跟高宗武划不清界限，对汪精卫，他似乎也别有一种情怀。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医院逝世。得知这一消息后，胡适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精卫以“烈士”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页）
胡适的这一评价，恰恰切中了汪精卫的要害。汪精卫心目中的这种“圣徒情结”与“殉道意识”，最终使他走向万丈深渊。或许，在汪精卫的自我幻想中，他恰恰就是以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来“拯救”万民于水火吧。汪精卫的这场政治赌博，输得血本无归。他原本可能有的“千秋万岁名”，最终只能变成“寂寞身后事”。对汪精卫的这种结局，胡適抱着理解之同情，同样在这封信中，他写道：
社会上能谅解他的人也许不少，但未必肯公然为他辩护。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恶名”恐难洗刷。一个很可爱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负“恶名”而死，真可惋惜！（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页）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处事的个性。在“世人皆欲杀”的舆论环境下，胡适展现出的，则是哀矜勿喜式的“吾意独怜才”。
三、在高家酒馆
抗战胜利之后，应国民政府任命，胡适成为北大校长。此时的高宗武，也热切期盼可以回到国内，大展身手。但是，回到国内的胡适，却专门写信给他，让他暂时不要回国。信中，胡适还附了当时报纸上的报道。
原来，抗战胜利之后，在对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这些汉奸进行审判时，审判记录中屡屡出现高宗武的名字，他若这时回国，将恰好撞在火山口上。高宗武急切盼望回国的愿望，随着国民党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节节败退，迅速破灭。
1949年，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再次前往美国，寻求美援。到美之后，胡适与高宗武来往更加密切。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中，多次记载了高宗武、沈惟瑜夫妇去拜访胡适的片段。1950年12月17日，是胡适59岁的生日，之前的一天也是江冬秀60岁的阴历生日。高宗武、沈惟瑜都有寿礼送上。
这一时期，也是胡适最消沉最悲凉的一段时期。因经常去高宗武家吃饭喝酒，胡适戏称他们家是“高家酒馆”。1952年9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晚上与宗武、惟瑜吃小馆子。”（《胡适日记全集》 第八册，第801页）
当时，吃完晚饭之后，喝得微醺的胡适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大姑娘，二十一，
配个姑爷一十一。
昨儿井边去抬水，
一头高来一头低。
要不是爹妈待我好，
一脚踢你到井儿去！
（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6页）
这首打油诗，是一首北方民谣。1941年4月20日，胡适在跟钱思亮吃饭时也说起过。这首民谣主要写北方人养“童养媳”之后的“老妻少夫”现象。钱思亮父亲的婚姻、李大钊的婚姻，都是典型的“老妻少夫”现象。
不过，胡适写给高宗武这首打油诗，似乎说的是国际局势，似有批判美国放弃国民政府的意思。如果将大姑娘视作是美国政府的隐喻，把姑爷看作国民政府的隐喻，这首诗似乎表达了胡适对 《白皮书》 的愤懑与不满。在这一点上，胡适、高宗武、蒋介石的观点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
这一时期，高宗武与胡适的交往中，理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时，高宗武已经涉及美国股市，身手不凡，多数时候都是赚多赔少。与高宗武的长袖善舞相比，1950年代的胡适，生活相对潦倒，再加上生了几场大病，经济压力陡增。这时期，胡适的全部财产共有七八千美金，他这些钱都由高宗武代为经营保管。当时，程沧波、陈立夫等人也都把钱交由高宗武经营，他不负众望，为这些老朋友增加了不少收入。
1960年，胡适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因院里配的车子老旧，时常熄火，需要更换新车。按规定，这些都是由公家出钱来置办。用公家的外汇来给自己配车，胡适心中不安。于是，他动用了自己在高宗武那里的储蓄，从那里取了将近2500美金，为自己配了车。
四、诉肠曲
1960 年8月18日，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胡适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胡适通过白居易的 《桂华曲》，含蓄地表示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信中写道：
宗武兄：
你提到唐人登高诗，使我想起白香山晚年有《桂华曲》，其词甚悲哀：
遥知天上桂花孤，
为问嫦娥更要无；
月中幸有闲天地，
何不中央种两株？
我猜想白公必是眼见当年李、牛两党斗争之惨酷，而作此“中央种两株”的梦想。但当时无人肯听此劝告，故香山晚年又有 《醉后听唱桂华曲》的诗：
桂花辞意苦叮咛，
唱得嫦娥酒便醒，
此是人间肠断曲，
莫教不得意人听！
此首作曲记忆，可能有记错的字句？
看此后一首，可知 《桂华曲》 含有绝大的哀呼。
偶记着此二诗，写出来给你们俩玩玩。 适之
1960年8月18日夜
（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93—194 页）
胡适引用的白居易的第一首诗，寄托了他对国民党的希望。他希望国民党“何不中央种两株”。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希望国民党自行分裂成执政党与在野党两个政党，通过政党轮替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可惜，蒋介石并不听胡适的苦口婆心。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当时，《自由中国》 的主编雷震意图组建中国民主党，胡适成为他依靠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胡适又跟许多国民党高层官员有很深的私人交往与个人情谊。夹杂在雷震与国民党之间的胡适，颇有进退两难之感。
这两首诗中，胡适以白居易自比，而唐朝“李、牛两党斗争之惨酷”则契合了雷震等与国民党的矛盾冲突。当时的白居易，既跟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有过交往，又跟李党的首领李德裕等人有交情，白居易深陷于这两党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处境尴尬，跟胡适的处境非常类似。在给老朋友高宗武的这封信中，胡适通过这首诗恰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1962年，受雷震案的刺激，再加上各种思想围剿，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胡适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两人之间的交往戛然而止。
纵观两人的交往历程，作为国民政府少壮派的官员，30岁就成为国民政府智囊团的高宗武可谓春风得意。但是，在政治风暴的波谲诡云中，猜不透最高当局心思的高宗武很快出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幸运的是，遭遇滑铁卢的高宗武，在其人生历程中与胡适相遇，两人的相知相助，成就了一段朋友之誼。毕竟，政治上的翻云覆雨远远逊色于朋友之间的风轻云淡。
胡适与高宗武的交往，也反映了胡适人际交往的一个特点：“与人划不清界限。”傅斯年将高宗武称为贼，在他的词典里，汉贼不两立。与傅斯年不同，胡适的辞典里似乎没有“划清界限”这一说。陈独秀入狱了，胡适去看他，他们依然是朋友。周作人落水了，胡适也去看他，为他减轻罪责，晚年还专门收集知堂的书，他们依然是朋友。汪精卫死后，万人唾骂，恨不能“啖其血，食其肉，寝其皮”，胡适却是无比的惋惜与哀叹。当别人看到汪精卫“贼”的一面时，胡适却总惦记着那个引刀一快、风流倜傥的汪精卫。即使曾经的朋友已被万人唾骂，但在胡适眼中，朋友依旧是朋友。
1949年之后的大陆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很多人动辄就跟人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有之，父子相残有之，朋友相卖有之。很多人，以此来昭示自己的“大”与别人的“小”，以此来昭示自己的“红”与别人的“黑”。与这些知识分子相比，终生没有跟一个朋友绝交的胡适之，总让人想起江上的清风与闲庭中的月色。诚所谓：“云水苍苍，山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选自《文史天地》2016年第11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势，许多人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和他一些朋友的调子却非常低。1937年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胡适日记全集》 第七册，第427页）
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中，“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对此，高宗武也有回忆，依据高宗武的口述，邦克（Gerald E.Bunker）曾在 《和平阴谋——汪精卫和中国抗战，1937—1941》 一书中写道：
胡氏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主张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依据，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2页）
当时，高宗武是国民政府内部的知日派官员，是亚洲司司长。这些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飯，交流国际形势，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
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等人吃午饭，在座的还有张伯苓、陶希圣等人。席间，蒋介石就抗战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说起来之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附和之，老泪纵横，坚决主战。毕竟，此时此刻，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南开大学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成一片废墟。在这样的场景中，感到难于说反对意见的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希望蒋介石听听高宗武的意见。胡适的意图，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纠纷。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胡适积极活动之际，他生病了，连续拉肚子。高宗武赶紧给他找了一个叫夏禹鼎的医生来看病，结果诊断为肠炎。面临特殊使命的高宗武，对当时的局势非常悲观，胡适劝他不要太性急。在这一年的9月，胡适依然认为：在对日大战之前，做最大的和平努力是正确的。
这一年9月，应蒋介石邀请，胡适前往美国，争取美援。高宗武则积极开展对日外交。面对节节不利的抗战局势，1938年夏，高宗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言和的言论，与以往的情形不同，这次蒋介石没有说话。
对此，高宗武意会为蒋介石默许了。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高宗武直接前往东京，跟日本人展开了接触。与此同时，汪精卫认同高宗武的言和主张。很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追随汪精卫，展开了与日本人的求和谈判。
会错了蒋介石意的高宗武与汪精卫，最终走向了与日本媾和的道路。真正看到日本的条约时，屈膝求和的汪精卫，才明白这是一杯致命的“毒酒”，一旦签了，将会身败名裂。最终，以“牺牲自我”的名义，汪精卫走上了汉奸之路。
与此同时，同样看清日本人底牌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在喝了半杯“毒酒”之后，幡然悔悟，在杜月笙、万墨林等人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地从上海逃到了香港，并将携带出来的 《日汪密约》 公布天下，酿成了抗战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1939年8月9日，据胡适日记：
萧吉珊来谈。他说，精卫的错误在于不认识蒋先生的“假亲善”政策。他认为真诚，故深信他的亲日“班子”迟早总有用处。
萧说，政府在汉口时，高宗武从东京回来，蒋先生不肯见他。汪先生为他请见，蒋先生说，“我没有叫他去东京！他有话，告诉你就行了。我不必见他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686页）
由此可以看出，对高宗武擅自前往日本东京媾和的行动，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其实，正如萧吉珊说汪精卫的，高宗武的问题，也在于没认清蒋介石“假亲善、真战争”的策略。
二、战时在美国的交往
高陶事件之后，如何处理高宗武成为国民政府很头疼的一件事。从道理来讲，他差一点就成了汉奸，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将功赎罪的一面。最终，国民政府要求高宗武前往美国。此时的胡适，正是驻美大使。为掩人耳目，高宗武转道欧洲，又化名为“高其昌”。这一时期，高宗武给胡适写了几封信，希望胡适派人迎接。
1940年5月23日，胡适日记：“见着高宗武夫妇。他们前天从欧洲来。”（《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51页）
高宗武刚到美国，国民政府发给胡适的电报也到了，电报中要求胡适对高宗武的行动严格监督。然而，信奉“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胡适，并没有按电报的要求做。这一时期，他跟高宗武夫妇来往密切。
消息传到国内，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给胡适，其中写道：
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言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478页）
此信最可以看出傅斯年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信念渗透在他的骨子里，在他看来，高宗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国贼。
对傅斯年的劝谏，胡适不以为然。对朋友，胡适是划不清界限的。这一时期，胡适跟高宗武的来往依然非常密切。为了更好地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胡适还让高宗武帮忙起草了一份关于对日宣传的提纲材料，以备参考。要知道，当时在美活动的高宗武，在国内还是通缉犯呢。1942年2月18日，国民政府才专门致电胡适，撤销了高宗武通缉犯的罪名。
在这一时期，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高宗武还撰写了 《日本真相》 的回忆录。胡适仔细阅读了高宗武的这一回忆录，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胡适建议他写“一部好书，自己满意的书”。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对胡适驻美大使期间的工作，高宗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42年9月28日，高宗武在日记中写道：
胡离开华盛顿至纽约。做为外交家，他干不了外交家所干的事，但他干了外交家不能干的所有事。（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1页）
胡适不仅跟高宗武划不清界限，对汪精卫，他似乎也别有一种情怀。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医院逝世。得知这一消息后，胡适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精卫以“烈士”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见夏侯叙五《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页）
胡适的这一评价，恰恰切中了汪精卫的要害。汪精卫心目中的这种“圣徒情结”与“殉道意识”，最终使他走向万丈深渊。或许，在汪精卫的自我幻想中，他恰恰就是以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来“拯救”万民于水火吧。汪精卫的这场政治赌博，输得血本无归。他原本可能有的“千秋万岁名”，最终只能变成“寂寞身后事”。对汪精卫的这种结局，胡適抱着理解之同情，同样在这封信中，他写道：
社会上能谅解他的人也许不少，但未必肯公然为他辩护。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恶名”恐难洗刷。一个很可爱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负“恶名”而死，真可惋惜！（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99页）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处事的个性。在“世人皆欲杀”的舆论环境下，胡适展现出的，则是哀矜勿喜式的“吾意独怜才”。
三、在高家酒馆
抗战胜利之后，应国民政府任命，胡适成为北大校长。此时的高宗武，也热切期盼可以回到国内，大展身手。但是，回到国内的胡适，却专门写信给他，让他暂时不要回国。信中，胡适还附了当时报纸上的报道。
原来，抗战胜利之后，在对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这些汉奸进行审判时，审判记录中屡屡出现高宗武的名字，他若这时回国，将恰好撞在火山口上。高宗武急切盼望回国的愿望，随着国民党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节节败退，迅速破灭。
1949年，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再次前往美国，寻求美援。到美之后，胡适与高宗武来往更加密切。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中，多次记载了高宗武、沈惟瑜夫妇去拜访胡适的片段。1950年12月17日，是胡适59岁的生日，之前的一天也是江冬秀60岁的阴历生日。高宗武、沈惟瑜都有寿礼送上。
这一时期，也是胡适最消沉最悲凉的一段时期。因经常去高宗武家吃饭喝酒，胡适戏称他们家是“高家酒馆”。1952年9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晚上与宗武、惟瑜吃小馆子。”（《胡适日记全集》 第八册，第801页）
当时，吃完晚饭之后，喝得微醺的胡适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大姑娘，二十一，
配个姑爷一十一。
昨儿井边去抬水，
一头高来一头低。
要不是爹妈待我好，
一脚踢你到井儿去！
（见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86页）
这首打油诗，是一首北方民谣。1941年4月20日，胡适在跟钱思亮吃饭时也说起过。这首民谣主要写北方人养“童养媳”之后的“老妻少夫”现象。钱思亮父亲的婚姻、李大钊的婚姻，都是典型的“老妻少夫”现象。
不过，胡适写给高宗武这首打油诗，似乎说的是国际局势，似有批判美国放弃国民政府的意思。如果将大姑娘视作是美国政府的隐喻，把姑爷看作国民政府的隐喻，这首诗似乎表达了胡适对 《白皮书》 的愤懑与不满。在这一点上，胡适、高宗武、蒋介石的观点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
这一时期，高宗武与胡适的交往中，理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时，高宗武已经涉及美国股市，身手不凡，多数时候都是赚多赔少。与高宗武的长袖善舞相比，1950年代的胡适，生活相对潦倒，再加上生了几场大病，经济压力陡增。这时期，胡适的全部财产共有七八千美金，他这些钱都由高宗武代为经营保管。当时，程沧波、陈立夫等人也都把钱交由高宗武经营，他不负众望，为这些老朋友增加了不少收入。
1960年，胡适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因院里配的车子老旧，时常熄火，需要更换新车。按规定，这些都是由公家出钱来置办。用公家的外汇来给自己配车，胡适心中不安。于是，他动用了自己在高宗武那里的储蓄，从那里取了将近2500美金，为自己配了车。
四、诉肠曲
1960 年8月18日，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胡适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胡适通过白居易的 《桂华曲》，含蓄地表示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信中写道：
宗武兄：
你提到唐人登高诗，使我想起白香山晚年有《桂华曲》，其词甚悲哀：
遥知天上桂花孤，
为问嫦娥更要无；
月中幸有闲天地，
何不中央种两株？
我猜想白公必是眼见当年李、牛两党斗争之惨酷，而作此“中央种两株”的梦想。但当时无人肯听此劝告，故香山晚年又有 《醉后听唱桂华曲》的诗：
桂花辞意苦叮咛，
唱得嫦娥酒便醒，
此是人间肠断曲，
莫教不得意人听！
此首作曲记忆，可能有记错的字句？
看此后一首，可知 《桂华曲》 含有绝大的哀呼。
偶记着此二诗，写出来给你们俩玩玩。 适之
1960年8月18日夜
（夏侯叙五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93—194 页）
胡适引用的白居易的第一首诗，寄托了他对国民党的希望。他希望国民党“何不中央种两株”。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希望国民党自行分裂成执政党与在野党两个政党，通过政党轮替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可惜，蒋介石并不听胡适的苦口婆心。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当时，《自由中国》 的主编雷震意图组建中国民主党，胡适成为他依靠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胡适又跟许多国民党高层官员有很深的私人交往与个人情谊。夹杂在雷震与国民党之间的胡适，颇有进退两难之感。
这两首诗中，胡适以白居易自比，而唐朝“李、牛两党斗争之惨酷”则契合了雷震等与国民党的矛盾冲突。当时的白居易，既跟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有过交往，又跟李党的首领李德裕等人有交情，白居易深陷于这两党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处境尴尬，跟胡适的处境非常类似。在给老朋友高宗武的这封信中，胡适通过这首诗恰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1962年，受雷震案的刺激，再加上各种思想围剿，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胡适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两人之间的交往戛然而止。
纵观两人的交往历程，作为国民政府少壮派的官员，30岁就成为国民政府智囊团的高宗武可谓春风得意。但是，在政治风暴的波谲诡云中，猜不透最高当局心思的高宗武很快出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幸运的是，遭遇滑铁卢的高宗武，在其人生历程中与胡适相遇，两人的相知相助，成就了一段朋友之誼。毕竟，政治上的翻云覆雨远远逊色于朋友之间的风轻云淡。
胡适与高宗武的交往，也反映了胡适人际交往的一个特点：“与人划不清界限。”傅斯年将高宗武称为贼，在他的词典里，汉贼不两立。与傅斯年不同，胡适的辞典里似乎没有“划清界限”这一说。陈独秀入狱了，胡适去看他，他们依然是朋友。周作人落水了，胡适也去看他，为他减轻罪责，晚年还专门收集知堂的书，他们依然是朋友。汪精卫死后，万人唾骂，恨不能“啖其血，食其肉，寝其皮”，胡适却是无比的惋惜与哀叹。当别人看到汪精卫“贼”的一面时，胡适却总惦记着那个引刀一快、风流倜傥的汪精卫。即使曾经的朋友已被万人唾骂，但在胡适眼中，朋友依旧是朋友。
1949年之后的大陆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很多人动辄就跟人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有之，父子相残有之，朋友相卖有之。很多人，以此来昭示自己的“大”与别人的“小”，以此来昭示自己的“红”与别人的“黑”。与这些知识分子相比，终生没有跟一个朋友绝交的胡适之，总让人想起江上的清风与闲庭中的月色。诚所谓：“云水苍苍，山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选自《文史天地》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