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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1年6月10日上午，我刚走进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在楼梯口遇到了总编辑熊复。这是他近期出国访问归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叫住我，和我热情握手，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和谭震林同志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向他约稿，你和我一同前往，为他代笔写一篇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准备在《红旗》7月纪念专刊上刊用。”
我听了略微踌躇了一下，感到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能否完成任务，心里没有把握。便说：“时间太短，只有20天了，恐怕我一个人难以完成，是不是再找一位同志一块儿去？”
他说：“可以。我考虑一下再定。”
当天下午，熊复告诉我，已经定下让经济编辑部黄小虎和我一道去完成。并说：“明天上午8点半你们到我家里来，一同前往。”
熊复的家在弓弦胡同，离机关大院只有200来米。次日上午8点半，我和黄小虎准时到达他家。熊复家是一座老式四合院，室内整洁安静。我们进门时只见到熊复的夫人，她轻声对我们说：“熊复同志昨晚改稿改到深夜12点以后才睡，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们在客厅稍候，我去叫他。”
我们等了大约一刻钟，熊复洗漱完毕，没有来得及吃早点便和我们一同步行到机关大院，我和小虎上了他的专车。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来到东城区后圆恩寺谭震林的家。谭老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我们。
二
一跨进谭老家的大门，便想起了1978年8月19日我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陈素琰来到这里约请谭老写稿的情景。那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二周年而约请谭老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按照谭老的要求，我们专程前往井冈山地区做了半个月的调查，再根据谭老谈话的观点和材料，加上我们从井冈山搜集的材料，为他代笔起草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的初稿。当初编辑部只要求他写一篇他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并肩战斗的回忆录，但他一定要加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内容。这就和中央对《红旗》杂志的指示精神不一致。此前，熊复就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时，分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副主席指示，对正在社会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熊复遵照这一指示，坚持在《红旗》杂志上不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谭老在文章中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这就与熊复发生了尖锐的分歧。熊复曾让我们找谭老商量，建议谭老将真理标准的内容从文章中删去，而谭老表示坚决不同意。谭老对我们说：“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人来辩论就来找我谭震林！”在这种情况下，熊复只好打报告请示中央。得到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后，谭老的这篇文章才得以在《红旗》杂志12月号发表。当时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两年多了，但在当事者的心目中仍历历在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建党六十周年前夕，熊复为了缓和那次分歧和争执造成的紧张气氛，这次由他亲自出马，特意向谭老约稿，并带领我们登门拜访。
谭老热情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在客厅就座。双方都未提起上次组稿发生的分歧和争执。熊复开宗明义地对谭老说，我们即将迎来建党六十周年，想请谭老为我们写篇纪念文章。谭老并未立即回应，笑着看了看我，流露出似曾相识的神情，似乎要发问但并未开口。我便顺势问道：“谭老，两年多前，我们有过一次合作，您还记得吗？”
谭老这才悟到是两年前代他起草讨论真理标准文章时见过面的，忙回应道：“记得，记得。”提到此事，我看了一下坐在一边的熊复，感到我刚才的话未免太唐突。不过，我以为，这件事虽已过去两年多了，但第一次见面似乎应有所表白和交流。尽管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不应回避。谭老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便主动和颜悦色地笑着对我们说：“我两年多前的那篇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一些曲折，也不全怪你们。你想，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副主席，大权在握。他的指示，你们能不执行吗？”可以听出，谭老是在为熊复开脱，至少是在减轻他的责任。谭老没有继续谈下去，而是转移了话题，言归正传，转到写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文章上。
三
谭震林似乎早有充分准备，胸有成竹地说：“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新问题。”后来得知，就这个新问题，谭老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过
报告。
“什么问题呢？现在党中央常委会（他特别说明，这里指的不是政治局或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委员会）比党的八大第一届常委会要强。那时常委会的六位中，有四位（毛、刘、周、朱）已不在世了，只剩下陈、邓。现在新的常委会，除陈、邓外，加上叶、李、胡等，这个常委会班子强。”
“为什么这样说呢？”谭老自问自答：“八大一次会议以来，中央不能解决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常委会班子解决了。”
紧接着，谭老从几个方面阐明了现在常委会班子“强”的理由。首先，关于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是集体接班，不是个人接班。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公开宣布过，他要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上第一线。但后来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问题，不是毛点头就不算数。其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八大提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毛泽东挡住了。
熊复插话：“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提法的。”
谭老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应当尽快发展生产力。但毛泽东却把生产力撇在一边，继续把生产关系推向前进……这个问题过去长期没解决，现在解决了。三中全会以后，调整了生产关系，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
谭老还讲到其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农、轻、重的问题，第三产业问题等，一一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还讲到其他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 问题。
谭老最后说：我和叶剑英讲到过，关键问题是骄傲，总觉得自己比马、恩、列、斯还高明。客观原因是，从“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形势发展很快，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个人威信不断提高，就开始骄傲起来。
谭老虽年近80岁，但思维敏捷，豁达开朗。他的谈话很放开，毫无拘束。谈了两个多小时，上午11点多才结束。
上午11点半，我们回到机关。下车后，熊复对我们说：“时间不多了，不再开会讨论了。你们就按谭老的谈话内容，抓紧时间起草初稿，再请谭老审改，争取在‘七一’出版的《红旗》杂志专刊上刊用。”
四
从6月12日下午起，我和黄小虎分段整理谭老谈话记录，当晚加班，第二天上午整理完毕。6月13日，将《谭震林六月十二日谈话纪要》（约3500字）打印了八份，其中有六份分发给本社编委会领导参阅。
从6月16日起，我和小虎经简短的交换意见之后，便分头起草谭震林文章（以下简称“谭文”）。小虎对经济问题比较在行，他负责起草经济部分，其他部分由我起草。我们在起草时，按照谭老讲话内容的基本精神，参考了有关的中央文件，特别是参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注意将谭老的某些直白的口头语言变为较为委婉规范的书面语言，而又不违背原意。
6月19日，谭文的初稿基本完成，当天作为急件交本社印厂排印。下午，谭老秘书戴同志来电，说是谭老又有一个新的想法：谭老认为上次讲的问题题目太大，涉及的问题太多，不易写好。昨天他又思考了另一篇文章，要我和小虎于明天带上录音机到他家去，他想改变一下题目，代他起草另一篇文章。
6月20日上午，我和小虎再次来到谭老家。谭老早已在客厅等候，在座的还有戴秘书和另外三位同志。
谭老讲：“上回对你们讲的那篇文章，要总结建党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时间太紧，不容易写好。我想写另一篇，内容是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三湾改编’的历史经验，可能写得快一些。”
他说：“今天凌晨3点半我就起了床，拟了一个写作提纲。”他让我们打开录音机，开始念提纲，念完提纲就讲开了。他从“三湾改编”的历史背景讲起，详细地回忆了改编的经过和办法，概括了改编的重要经验，详细阐明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等重要的建军原则，强调这些历史经验对建党、建军、建政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他几乎一刻不停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很少插话。最后，他还向我们提出了写稿的要求和办法。
回社以后，我们向编辑部领导做了汇报。领导认为，谭老的新题目内容是不错，但因离出刊时间太近，已经来不及了。领导让我给谭老打个招呼，不一定能赶上这一期发表，做两手准备。当天下午，我给戴秘书去电话，说明此意。但戴秘书说，谭老的意思，这是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最好在本期刊用。另外，戴秘书还说，谭老听说你们起草的第一篇稿子已排印出来，他很想看看。于是，我们当即派人专程给谭老送去一份。
第二天，我们就将关于“三湾改编”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但随后，情况又有了新的
变化。
下午4点，本社值班室打电话给我，说是熊复有急事找我。我当即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熊复去电话，问他何事。熊复说：“今天中午，谭震林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起草的稿子他看过了，写得很好，只是文字长了一些，有些提法应回避一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份稿子我还没有看过，赶快给我送一份来。”于是，立即派人给熊复送去了一份。
6月22日上午，熊复和谭老联系妥当，要我们陪他一道到谭老家去讨论稿子。上午9点半，我和小虎陪同熊复再次来到谭震林家。谭老首先讲话，基本上肯定了由我们起草的初稿，提了一些修改补充意见。熊复也对如何进一步修改提了五点意见和建议。
回机关后，我们便抓紧修改，尽可能把他们的意见都吸纳进来。6月23日，打印出第二稿，分别送交熊复和谭老再审。6月24日，熊复秘书曹燕明从京西宾馆送来熊复的改稿，当即交本社印厂作为急件退改，下午2点半打印了送审稿。一面送交新华厂排印，一面派人送交谭老。下午4点半，谭老秘书来电，让我们立即到谭老家去参加讨论会。我们于下午5点到达他家时，已经有六七人在客厅等候。谭老首先讲话，再次肯定了送审稿，又讲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在座的其他同志也谈了各自的意见。总的意见是，基本上肯定了文章，要求文章的精神和提法要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一致，不要与之相冲突。
6月26日，新华厂送来大样，我们进行校改，将谭老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改了进去，对一些提法进行了斟酌，按《决议》的口径进行修改。
6月30日上午，我们对新华厂送来的清样又作了文字上的校对和润色，然后我骑车亲自将清样送谭老过目。谭老当场看后，表示满意，说：“没有意见，可以付印了！”
1981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在显要位置刊出了谭震林的重要文章：《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乘胜前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这是继真理标准文章之后，谭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重要文章。
五
谭老1978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由于背景复杂，总编辑和作者意见分歧严重，发生争执，问题一直反映到中央最高层才得到解决。这次谭老发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由于总编辑和作者意见完全一致，双方密切配合，工作一帆风顺，进展很快。从约稿到发表，仅仅用了20天，就顺利完成了！
熊复作为《红旗》杂志总编辑，总管全局（包括行政和编务），事务繁忙，但他为组织和促成谭老的文章，亲自两赴谭老家，多次改稿，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对熊复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足见他对谭老文章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从第一篇文章到第二篇文章，相隔两年有余。在此期间，谭老和熊复，从尖锐分歧到和谐统一，由于观点相同，步调一致，顺理成章，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编辑 叶 松）
（作者是红旗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
1981年6月10日上午，我刚走进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在楼梯口遇到了总编辑熊复。这是他近期出国访问归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叫住我，和我热情握手，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和谭震林同志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向他约稿，你和我一同前往，为他代笔写一篇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准备在《红旗》7月纪念专刊上刊用。”
我听了略微踌躇了一下，感到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能否完成任务，心里没有把握。便说：“时间太短，只有20天了，恐怕我一个人难以完成，是不是再找一位同志一块儿去？”
他说：“可以。我考虑一下再定。”
当天下午，熊复告诉我，已经定下让经济编辑部黄小虎和我一道去完成。并说：“明天上午8点半你们到我家里来，一同前往。”
熊复的家在弓弦胡同，离机关大院只有200来米。次日上午8点半，我和黄小虎准时到达他家。熊复家是一座老式四合院，室内整洁安静。我们进门时只见到熊复的夫人，她轻声对我们说：“熊复同志昨晚改稿改到深夜12点以后才睡，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们在客厅稍候，我去叫他。”
我们等了大约一刻钟，熊复洗漱完毕，没有来得及吃早点便和我们一同步行到机关大院，我和小虎上了他的专车。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来到东城区后圆恩寺谭震林的家。谭老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我们。
二
一跨进谭老家的大门，便想起了1978年8月19日我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陈素琰来到这里约请谭老写稿的情景。那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二周年而约请谭老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按照谭老的要求，我们专程前往井冈山地区做了半个月的调查，再根据谭老谈话的观点和材料，加上我们从井冈山搜集的材料，为他代笔起草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的初稿。当初编辑部只要求他写一篇他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并肩战斗的回忆录，但他一定要加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内容。这就和中央对《红旗》杂志的指示精神不一致。此前，熊复就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时，分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副主席指示，对正在社会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熊复遵照这一指示，坚持在《红旗》杂志上不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谭老在文章中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这就与熊复发生了尖锐的分歧。熊复曾让我们找谭老商量，建议谭老将真理标准的内容从文章中删去，而谭老表示坚决不同意。谭老对我们说：“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人来辩论就来找我谭震林！”在这种情况下，熊复只好打报告请示中央。得到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后，谭老的这篇文章才得以在《红旗》杂志12月号发表。当时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两年多了，但在当事者的心目中仍历历在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建党六十周年前夕，熊复为了缓和那次分歧和争执造成的紧张气氛，这次由他亲自出马，特意向谭老约稿，并带领我们登门拜访。
谭老热情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在客厅就座。双方都未提起上次组稿发生的分歧和争执。熊复开宗明义地对谭老说，我们即将迎来建党六十周年，想请谭老为我们写篇纪念文章。谭老并未立即回应，笑着看了看我，流露出似曾相识的神情，似乎要发问但并未开口。我便顺势问道：“谭老，两年多前，我们有过一次合作，您还记得吗？”
谭老这才悟到是两年前代他起草讨论真理标准文章时见过面的，忙回应道：“记得，记得。”提到此事，我看了一下坐在一边的熊复，感到我刚才的话未免太唐突。不过，我以为，这件事虽已过去两年多了，但第一次见面似乎应有所表白和交流。尽管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不应回避。谭老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便主动和颜悦色地笑着对我们说：“我两年多前的那篇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一些曲折，也不全怪你们。你想，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副主席，大权在握。他的指示，你们能不执行吗？”可以听出，谭老是在为熊复开脱，至少是在减轻他的责任。谭老没有继续谈下去，而是转移了话题，言归正传，转到写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文章上。
三
谭震林似乎早有充分准备，胸有成竹地说：“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新问题。”后来得知，就这个新问题，谭老曾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过
报告。
“什么问题呢？现在党中央常委会（他特别说明，这里指的不是政治局或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委员会）比党的八大第一届常委会要强。那时常委会的六位中，有四位（毛、刘、周、朱）已不在世了，只剩下陈、邓。现在新的常委会，除陈、邓外，加上叶、李、胡等，这个常委会班子强。”
“为什么这样说呢？”谭老自问自答：“八大一次会议以来，中央不能解决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常委会班子解决了。”
紧接着，谭老从几个方面阐明了现在常委会班子“强”的理由。首先，关于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是集体接班，不是个人接班。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公开宣布过，他要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上第一线。但后来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问题，不是毛点头就不算数。其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八大提出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毛泽东挡住了。
熊复插话：“毛泽东是反对这种提法的。”
谭老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应当尽快发展生产力。但毛泽东却把生产力撇在一边，继续把生产关系推向前进……这个问题过去长期没解决，现在解决了。三中全会以后，调整了生产关系，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
谭老还讲到其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农、轻、重的问题，第三产业问题等，一一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还讲到其他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 问题。
谭老最后说：我和叶剑英讲到过，关键问题是骄傲，总觉得自己比马、恩、列、斯还高明。客观原因是，从“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形势发展很快，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个人威信不断提高，就开始骄傲起来。
谭老虽年近80岁，但思维敏捷，豁达开朗。他的谈话很放开，毫无拘束。谈了两个多小时，上午11点多才结束。
上午11点半，我们回到机关。下车后，熊复对我们说：“时间不多了，不再开会讨论了。你们就按谭老的谈话内容，抓紧时间起草初稿，再请谭老审改，争取在‘七一’出版的《红旗》杂志专刊上刊用。”
四
从6月12日下午起，我和黄小虎分段整理谭老谈话记录，当晚加班，第二天上午整理完毕。6月13日，将《谭震林六月十二日谈话纪要》（约3500字）打印了八份，其中有六份分发给本社编委会领导参阅。
从6月16日起，我和小虎经简短的交换意见之后，便分头起草谭震林文章（以下简称“谭文”）。小虎对经济问题比较在行，他负责起草经济部分，其他部分由我起草。我们在起草时，按照谭老讲话内容的基本精神，参考了有关的中央文件，特别是参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注意将谭老的某些直白的口头语言变为较为委婉规范的书面语言，而又不违背原意。
6月19日，谭文的初稿基本完成，当天作为急件交本社印厂排印。下午，谭老秘书戴同志来电，说是谭老又有一个新的想法：谭老认为上次讲的问题题目太大，涉及的问题太多，不易写好。昨天他又思考了另一篇文章，要我和小虎于明天带上录音机到他家去，他想改变一下题目，代他起草另一篇文章。
6月20日上午，我和小虎再次来到谭老家。谭老早已在客厅等候，在座的还有戴秘书和另外三位同志。
谭老讲：“上回对你们讲的那篇文章，要总结建党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时间太紧，不容易写好。我想写另一篇，内容是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三湾改编’的历史经验，可能写得快一些。”
他说：“今天凌晨3点半我就起了床，拟了一个写作提纲。”他让我们打开录音机，开始念提纲，念完提纲就讲开了。他从“三湾改编”的历史背景讲起，详细地回忆了改编的经过和办法，概括了改编的重要经验，详细阐明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等重要的建军原则，强调这些历史经验对建党、建军、建政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他几乎一刻不停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很少插话。最后，他还向我们提出了写稿的要求和办法。
回社以后，我们向编辑部领导做了汇报。领导认为，谭老的新题目内容是不错，但因离出刊时间太近，已经来不及了。领导让我给谭老打个招呼，不一定能赶上这一期发表，做两手准备。当天下午，我给戴秘书去电话，说明此意。但戴秘书说，谭老的意思，这是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最好在本期刊用。另外，戴秘书还说，谭老听说你们起草的第一篇稿子已排印出来，他很想看看。于是，我们当即派人专程给谭老送去一份。
第二天，我们就将关于“三湾改编”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但随后，情况又有了新的
变化。
下午4点，本社值班室打电话给我，说是熊复有急事找我。我当即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熊复去电话，问他何事。熊复说：“今天中午，谭震林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起草的稿子他看过了，写得很好，只是文字长了一些，有些提法应回避一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份稿子我还没有看过，赶快给我送一份来。”于是，立即派人给熊复送去了一份。
6月22日上午，熊复和谭老联系妥当，要我们陪他一道到谭老家去讨论稿子。上午9点半，我和小虎陪同熊复再次来到谭震林家。谭老首先讲话，基本上肯定了由我们起草的初稿，提了一些修改补充意见。熊复也对如何进一步修改提了五点意见和建议。
回机关后，我们便抓紧修改，尽可能把他们的意见都吸纳进来。6月23日，打印出第二稿，分别送交熊复和谭老再审。6月24日，熊复秘书曹燕明从京西宾馆送来熊复的改稿，当即交本社印厂作为急件退改，下午2点半打印了送审稿。一面送交新华厂排印，一面派人送交谭老。下午4点半，谭老秘书来电，让我们立即到谭老家去参加讨论会。我们于下午5点到达他家时，已经有六七人在客厅等候。谭老首先讲话，再次肯定了送审稿，又讲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在座的其他同志也谈了各自的意见。总的意见是，基本上肯定了文章，要求文章的精神和提法要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一致，不要与之相冲突。
6月26日，新华厂送来大样，我们进行校改，将谭老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改了进去，对一些提法进行了斟酌，按《决议》的口径进行修改。
6月30日上午，我们对新华厂送来的清样又作了文字上的校对和润色，然后我骑车亲自将清样送谭老过目。谭老当场看后，表示满意，说：“没有意见，可以付印了！”
1981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在显要位置刊出了谭震林的重要文章：《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乘胜前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这是继真理标准文章之后，谭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重要文章。
五
谭老1978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由于背景复杂，总编辑和作者意见分歧严重，发生争执，问题一直反映到中央最高层才得到解决。这次谭老发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由于总编辑和作者意见完全一致，双方密切配合，工作一帆风顺，进展很快。从约稿到发表，仅仅用了20天，就顺利完成了！
熊复作为《红旗》杂志总编辑，总管全局（包括行政和编务），事务繁忙，但他为组织和促成谭老的文章，亲自两赴谭老家，多次改稿，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对熊复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足见他对谭老文章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从第一篇文章到第二篇文章，相隔两年有余。在此期间，谭老和熊复，从尖锐分歧到和谐统一，由于观点相同，步调一致，顺理成章，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编辑 叶 松）
（作者是红旗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