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矿难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人们的同情心。对遇难矿工的哀悼与叹息,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甚至有麻木之感。这次平禹矿难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前几天智利大营救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善良地认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平禹矿难的结局却依然让人们无法乐观。根治矿难成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难题。
　　应当说,我们在根治矿难方面,不是没有下工夫,不是没有想办法。但诡异的是,新出台的政策总是被时隔不久的新一起矿难证明无效或者效果不佳。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民营中小煤矿管理不善,因此推进煤矿整顿,某些煤矿大省甚至强力推进煤矿兼并。但近几年大型或特大型矿难,恰恰是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矿工生命太便宜,因此我们提高了遇难矿工的补偿标准,有的地方甚至赔付到60万。但矿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利用智障制造矿难发财”等荒唐现象。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问责不到位,因此我们推出了一把手问责制,推出“领导下井”的措施。越来越多的领导因为矿难受到免职;而已有煤矿副总工程师下井带班,同样发生矿难,并且在事故中遇难。
　　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技术不先进,因此我们加强了安全设施设备的更新,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技术装备都被强制要求安装。可是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挽救更多的矿工生命。
　　我们甚至认为,矿难是因为主管部门级别不够高,难以统筹协调,因此我们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提高到正部级。可是正部级的国家安监局还是疲于应付矿难,充当救火员的角色。
　　还会有更多的理由解释矿难,比如中国目前还处于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阶段;比如从国际经验上说,日本也曾经历了采煤高死亡率的阶段。但不断发生的矿难却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以此为解释,只会带来一个结果:用新矿难中矿工的鲜血来证伪这些原因。
　　分析目前所有的矿难,可以找到若干个“如果”。在平禹矿难中。如果在22小时之前发现瓦斯浓度过高时就采取措施;如果在进行瓦斯突出处理的时候,尽快撤离矿工,那么最后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多“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发生?
　　原因很简单,所有的“如果”要发生,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基础性制度作支撑。例如,最基础的就是瓦斯预警制度和紧急撤离制度。矿工在井下最先感知瓦斯浓度,瓦斯监测员时刻监测瓦斯,两者对现实情况最为熟悉。所谓的基础性制度就是,两者之一在感知瓦斯浓度过高时,都有权作出紧急撤离的决策,而不是等待来自地面领导的指令。但是,就是这样最基础的制度,在很多煤矿中都不存在。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瓦斯监测员有权下达撤离命令,不需要层层申报。但是,瓦斯监测员的撤离权限早就被矿方收回了,更不要说矿工的自主撤离权。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治理矿难,领导下井不一定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重要的是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础性制度,这些制度在平时毫不起眼,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发挥关键作用。
　　构建这些基础性制度并不难,不存在资金或者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否愿意构建这些基础性制度,却反映了一些领导人的发展理念。相当多的矿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赶产量、赶进度而忽视了安全生产。要使这些基础性制度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实现发展导向的转变,从追求物的增长转变为促进人的发展,真正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某种意义上,矿难是“不科学发展”的样本,甚至是“反科学发展”的样本。要真正把基础性制度落在实处,关键就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改变“要煤不要命”的思维,改变“人命是可以买”的理念。
　　为此,整个社会需要形成“要平安的煤产品,而不要带血的煤产品”的基本理念,由此倒逼企业转变发展导向,真正把“安全第一,生产第二”落在实处,才能使基础性制度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