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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8日，徐复观（当时用名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遣担任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从重庆来到延安。
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徐复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闲聊留下好印象
据徐复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复观深以为然。谈到《论语》，徐复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复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点头称是。徐复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复观一本《整风文献》。下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复观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
“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复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淡得很。留给徐复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徐复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希望共产党做好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复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的组织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窑洞里，徐复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复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那次徐复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原则问题各持立场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认可，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
1943年7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复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鹿死谁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复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复观坚持其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延安交際处回忆录》，第63页）
徐复观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辞，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抗议。“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矛盾才算缓解。
特别推荐整风文献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复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生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也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复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不同。
1943年10月，徐复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复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复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复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心气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复观答应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徐复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闲聊留下好印象
据徐复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复观深以为然。谈到《论语》，徐复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复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点头称是。徐复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复观一本《整风文献》。下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复观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
“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复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淡得很。留给徐复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徐复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希望共产党做好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复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的组织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窑洞里，徐复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复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那次徐复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原则问题各持立场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认可，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
1943年7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复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鹿死谁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复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复观坚持其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延安交際处回忆录》，第63页）
徐复观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辞，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抗议。“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矛盾才算缓解。
特别推荐整风文献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复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生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也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复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不同。
1943年10月，徐复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复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复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复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心气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复观答应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