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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生命总是故事化的。一个人需要持续的叙事来维持其身份，建立其自我。但《野草》经常取消动作和事件，强调单数的个体，从而悬置了群体身份，消解了故事，使自我的完整叙事成为不可能。《野草》是鲁迅内面精神的静谧花园，呈现为以沉默为主调的失语之语，和以雕塑为聚态的不动之动，与“无地之地”“无物之物”形成了同构关系。这种“言无言”的悖论式写作，实现了一种非故事的故事，反叙事的叙事。而归根结底，是主体的分裂与流动，造成了话语的支离与乖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