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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亦幻《弘一大师在白湖》记载，弘一大师在听静权法师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时，忽然当众哽咽起来，“泣涕如雨”，原因是弘一大师听到经文，想起了母亲的慈爱。大师难得的天性流露，感动了众僧，对亦幻法师触动尤其大。他说：“我平生硬性怕俗累，对于母亲从不关心，迨至受到这种感动，始稍稍注意到她的暮年生活。中间我还曾替亡师月祥上人抚慰了一次他的八十三岁茕独无依、晚景萧条到极点的老母。弘师对我做过这样浩大的功德，他从没有知道。……我想天下必定有许多如我之逆子，会被这部通俗注解感化转来，对于劬劳的母亲孝敬备至。”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出家无家”，了无牵挂，甚至误认为出家人对俗世人多半薄情寡义。但弘一大师用事理告诉世人：出家并非绝情。佛家的慈悲万物、平等救度众生，与儒家宽厚仁爱，在弘一大师的精神世界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升华。
1918年，三十九岁的李叔同决定出家，号弘一。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回忆灵隐寺高僧慧明法师：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是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民国十二年（1923），李叔同出家已五年，他猛然间看到慧明法师数年间苍老了不少，不由泪落。
刘质平是李叔同出家前后倾心关爱的学生。今《弘一大师全集》（修订本）中收录有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一百一十五封，是现存李叔同致学生书信作品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1915年，李叔同在劉质平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千方百计设法相助其完成学业，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存两人最早通信即从这时开始：1915年9月3日。在这封书信中，李叔同安慰在老家养病的刘质平，并给予他百般鼓励。他说：
质平仁弟足下：顷奉手书，敬悉。尊状近若何，至以为念！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当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徒劳脑力，无济于事，适自苦耳。吾弟卧病多暇，可取古人修养格言（如《论语》之类）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不到半月，李叔同又随即回信说：“顷接手书，诵悉。吾弟病势未减，似宜另择一静僻之地疗养为佳。家庭琐事，万勿介意。”在李叔同的鼓励下，刘质平逐渐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并计划往日本留学，而李叔同又主动资助其留学费用，并在通信中对他百般宽慰和教导。以1916年8月19日李叔同给刘质平来信为例：
质平仁弟：
来函诵悉。日本留学生向来如是。虽亦有成绩佳良者，然大半为日人作殿军，或并殿军之资格而无之。故日人说起留学生辄作滑稽讪笑之态。
不佞居东八年，固习见不鲜矣。君之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国人吐一口气。但现在宜注意者如下：
（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之人，不易进步。故每日宜为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
（二）宜慎出场演奏，免受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界品类尤杂，最宜谨慎。）
（四）勿跃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轨，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
（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气平定，不急进，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合之成绩。）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何如？）
李叔同在出家前后，设法筹集资金，帮助刘质平完成学业，不使其辍学。其1917年3月书信说：“质平仁弟：来书诵悉。借假无覆音，想无可希望矣。（某君昔年留学，曾受不佞补助。今某君任某官立银行副经理，故以借款商量，虽非冒昧，然不佞实自志为窭人，于人何尤！）……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从这封书信来看，李叔同早年也曾资助“某君”留学，此次为了不使刘质平辍学，他不得不向“某君”冒昧以求借款，最后却碰壁遭拒，李叔同却以“不佞实自志为窭人，于人何尤”自责，足见其博大宽仁的心胸。
1918年3月9日给刘质平书信说：“两次托上海家人汇上之款，计已收入。”1918年3月25日又去信说：“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圆。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心切，然绝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如此这般的仁者赤子深情，李叔同在出家之后一以贯之。他临终前依然不忘谆谆教诲后学僧众。律华法师是一名幼年学僧。弘一大师临终前给他书信一封：“朽人与仁者多生有缘，故能长久同住，彼此均获利益。朽人对仁者之善根道念十分钦佩。朽人抚心自问，实万分不及其一。故朽人与仁者长久同住，能自获甚大利益也。妙莲法师行持精勤，悲愿深切，为当代僧众中所罕见者。且如朽人心中敬彼如奉师长。但朽人在世之时，畏他人嫉妒疑议，不敢明言。今朽人已西归矣。心中尚有悬念者，以仁者年龄太幼，若非亲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识，恐致退堕。故敢竭其愚诚，殷勤请于仁者。乞自今以后，与妙莲法师同住。且发尽形承侍之心，奉之如师，自称弟子。并乞彼时赐教诲，虽受恶辣之钳锤，亦应如饮甘露，万勿舍弃。至嘱至嘱！”信中对于律华法师今后的成长万般叮嘱。
1941年10月，弘一大师临终前，给青年居士李芳远书信一封，勉励他“仁者慧根深厚，举世无匹。深望自此用功，勇猛精进。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绚彩，瞬即西沉。故未圆满之事，深盼仁者继成之。则吾虽凋，复奚憾哉”。
1942年，最后又书信说：“惠书诵悉，至为欣慰！见来书有唐人诗“西楼望月几回圆”句，知近境大进。音婴年亦喜此诗，今老矣，尚复如是。所恨蹉跎岁月，无所成就，愧见故人耳。仁者春秋正富，而又聪明过人，望自此起，多种善根。精勤修持，当来为人类导师，圆成朽人遗愿。谨稽首祝祷焉！” 这前后两封书信中，对李芳远寄予了很深的期望。弘一大师以“当来为人类导师，圆成朽人遗愿”，勉励李芳远精勤修持，颇见其良苦用心及其对后学英才的精心培养。
李叔同早年携家眷南下居于上海，以文会友，结交“天涯五好友”，其中有许幻园，以城南草堂安顿李叔同家眷。李叔同在这里度过了人生少有的欢乐时光。据李叔同学生丰子恺回忆说：“（李叔同）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城南草堂。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他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而在城南草堂读书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底永远的思慕。”1901年，辞别天涯五友，离沪北上，他写下《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十多年后，他因送别许幻园而创作了《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歌凄婉动人，道尽别离的伤感与惆怅。后来，随着许家的家运衰沉，这房子也就换了主人。1926年夏天，李叔同到上海后，再次专程造访这处城南草堂遗址，触发无限感慨。丰子恺《法味》一文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情形。而弘一大师出家后的专程造访，体现了他对友情及生活的重视与留恋。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当面对出来招呼的精舍和尚时，弘一大师却淡淡地表示“我们是看看的”，“这房子我曾住过，二十岁年以前”。而“那和尚打量了他一下说：‘哦，你住过的。’”这番对话，尽显弘一大师的淡雅、恬静、从容，正恰如叶圣陶《两法师》中所说：“他（弘一法师）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叶圣陶先生还回忆说：“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在叶圣陶先生眼里，弘一大师对书法也如同其待人一般：“就全幅看，许多字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
刘质平回忆：“师入山初期，念佛诵经，中期宣讲律学，晚期从事著述，对于佛学上之贡献甚大。出家二十五年，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云游各处，随缘而止。”在李叔同出家以后，曹聚仁也见过老师几次。有一次，他看到弘一大师吃黄米饭、萝卜干，吃得津津有味。为此他大为感动，认为：“一个美术家出身的和尚，竟如我们祖父（老农夫）一样懂得生活的意义呢！”由此可见在朋友、学生眼中弘一大师谦恭温良的性情。
但也有例外的。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回忆：“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殺！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为了感化学生，李叔同竟帮夏丏尊想出一个教他“自杀”的教育方式来。这样的话，正如夏丏尊说：“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足见李叔同对待朋友的赤诚之心。
这份自然天性，在李叔同出家后有时也会悄然流露出来。他在1937年1月29日给高文显写信说：“昨日出外见闻者三事：一、余买价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双，店员仅索价七角。二、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三、归途凄风寒雨。”
弘一法师出家利益众生，悲天悯人，慈爱有情。据丰子恺回忆说：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在弘一大师生命弥留之际，他对随侍的妙莲法师还特别叮嘱：当我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
据徐悲鸿回忆，弘一大师出家后，他曾多次进山看望弘一大师。有一次，徐悲鸿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新嫩的绿芽，他很纳闷，便对大师说：“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便起死回生。”弘一法师说：“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还有一次，徐悲鸿先生又去看望弘一大师，他看见一只猛兽在法师跟前走来走去，没有伤人的意思，徐先生觉得很奇怪，便问：“此兽乃山上野生猛兽，为何在此不伤人？”法师说：“早先它被别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了，因此它不会伤害我。”1935年12月，弘一大师病重，曾传遗嘱给传贯法师说：“命终八小时后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凹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李叔同的仁者挚爱、佛家慈悲之心，惠及枯枝、猛兽，无不体现出他对众生的多情。
李叔同自幼心底澄净良善，长大后饱受儒家思想熏陶，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在近代纷乱之世，满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热忱，东渡日本，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历经坎坷，皈依佛教，在佛祖面前发下弘愿，愿以此身普度众生。这份牵挂、悯怜众生的情感，从幼年到辞世，一以贯之。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明志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很多时候，他将这些誓愿更多地化作了壮举。1939年，他写信给印西和尚，吩咐将缁素弟子为自己祝贺六十大寿的酬资，“转奉卫国将士，及避难同胞，庶乎有用”。1938年4月18日，他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出家以来，恒自韬晦，罕预讲务。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朽人亦发愿为法舍身。虽所居之处，飞机日至数次（大炮叠鸣，玻璃窗震动），又与军队同住，朽人亦安乐如恒，盖已成习惯矣。幸在各地演讲，听者甚众，皆悉欢喜。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痛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为仁者所赞喜。”在炮火轰鸣中，弘一大师不惧艰险，泰然处之，“安乐如恒”。抗战期间，凡是各方人士前来要求墨宝，弘一法师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相赠。
1937年11月1日他给夏丏尊等书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等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门平静，乃能往他处也。知劳远念，谨以奉闻。”同一时期，他给蔡冠洛居士书信也说：“时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门。倘直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在给朋友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以身殉难，以诗明志的决心，与国人、友朋共赴国难、共渡艰险。也正是他的这番仁爱和勇气，激励着更多的僧众、朋友、学生，砥砺前行，书写辉煌。
1918年，三十九岁的李叔同决定出家，号弘一。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回忆灵隐寺高僧慧明法师：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是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民国十二年（1923），李叔同出家已五年，他猛然间看到慧明法师数年间苍老了不少，不由泪落。
刘质平是李叔同出家前后倾心关爱的学生。今《弘一大师全集》（修订本）中收录有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一百一十五封，是现存李叔同致学生书信作品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1915年，李叔同在劉质平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千方百计设法相助其完成学业，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存两人最早通信即从这时开始：1915年9月3日。在这封书信中，李叔同安慰在老家养病的刘质平，并给予他百般鼓励。他说：
质平仁弟足下：顷奉手书，敬悉。尊状近若何，至以为念！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当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徒劳脑力，无济于事，适自苦耳。吾弟卧病多暇，可取古人修养格言（如《论语》之类）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不到半月，李叔同又随即回信说：“顷接手书，诵悉。吾弟病势未减，似宜另择一静僻之地疗养为佳。家庭琐事，万勿介意。”在李叔同的鼓励下，刘质平逐渐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并计划往日本留学，而李叔同又主动资助其留学费用，并在通信中对他百般宽慰和教导。以1916年8月19日李叔同给刘质平来信为例：
质平仁弟：
来函诵悉。日本留学生向来如是。虽亦有成绩佳良者，然大半为日人作殿军，或并殿军之资格而无之。故日人说起留学生辄作滑稽讪笑之态。
不佞居东八年，固习见不鲜矣。君之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国人吐一口气。但现在宜注意者如下：
（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之人，不易进步。故每日宜为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
（二）宜慎出场演奏，免受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界品类尤杂，最宜谨慎。）
（四）勿跃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轨，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
（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气平定，不急进，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合之成绩。）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何如？）
李叔同在出家前后，设法筹集资金，帮助刘质平完成学业，不使其辍学。其1917年3月书信说：“质平仁弟：来书诵悉。借假无覆音，想无可希望矣。（某君昔年留学，曾受不佞补助。今某君任某官立银行副经理，故以借款商量，虽非冒昧，然不佞实自志为窭人，于人何尤！）……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从这封书信来看，李叔同早年也曾资助“某君”留学，此次为了不使刘质平辍学，他不得不向“某君”冒昧以求借款，最后却碰壁遭拒，李叔同却以“不佞实自志为窭人，于人何尤”自责，足见其博大宽仁的心胸。
1918年3月9日给刘质平书信说：“两次托上海家人汇上之款，计已收入。”1918年3月25日又去信说：“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圆。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心切，然绝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如此这般的仁者赤子深情，李叔同在出家之后一以贯之。他临终前依然不忘谆谆教诲后学僧众。律华法师是一名幼年学僧。弘一大师临终前给他书信一封：“朽人与仁者多生有缘，故能长久同住，彼此均获利益。朽人对仁者之善根道念十分钦佩。朽人抚心自问，实万分不及其一。故朽人与仁者长久同住，能自获甚大利益也。妙莲法师行持精勤，悲愿深切，为当代僧众中所罕见者。且如朽人心中敬彼如奉师长。但朽人在世之时，畏他人嫉妒疑议，不敢明言。今朽人已西归矣。心中尚有悬念者，以仁者年龄太幼，若非亲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识，恐致退堕。故敢竭其愚诚，殷勤请于仁者。乞自今以后，与妙莲法师同住。且发尽形承侍之心，奉之如师，自称弟子。并乞彼时赐教诲，虽受恶辣之钳锤，亦应如饮甘露，万勿舍弃。至嘱至嘱！”信中对于律华法师今后的成长万般叮嘱。
1941年10月，弘一大师临终前，给青年居士李芳远书信一封，勉励他“仁者慧根深厚，举世无匹。深望自此用功，勇猛精进。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绚彩，瞬即西沉。故未圆满之事，深盼仁者继成之。则吾虽凋，复奚憾哉”。
1942年，最后又书信说：“惠书诵悉，至为欣慰！见来书有唐人诗“西楼望月几回圆”句，知近境大进。音婴年亦喜此诗，今老矣，尚复如是。所恨蹉跎岁月，无所成就，愧见故人耳。仁者春秋正富，而又聪明过人，望自此起，多种善根。精勤修持，当来为人类导师，圆成朽人遗愿。谨稽首祝祷焉！” 这前后两封书信中，对李芳远寄予了很深的期望。弘一大师以“当来为人类导师，圆成朽人遗愿”，勉励李芳远精勤修持，颇见其良苦用心及其对后学英才的精心培养。
李叔同早年携家眷南下居于上海，以文会友，结交“天涯五好友”，其中有许幻园，以城南草堂安顿李叔同家眷。李叔同在这里度过了人生少有的欢乐时光。据李叔同学生丰子恺回忆说：“（李叔同）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城南草堂。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他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而在城南草堂读书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底永远的思慕。”1901年，辞别天涯五友，离沪北上，他写下《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十多年后，他因送别许幻园而创作了《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歌凄婉动人，道尽别离的伤感与惆怅。后来，随着许家的家运衰沉，这房子也就换了主人。1926年夏天，李叔同到上海后，再次专程造访这处城南草堂遗址，触发无限感慨。丰子恺《法味》一文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情形。而弘一大师出家后的专程造访，体现了他对友情及生活的重视与留恋。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当面对出来招呼的精舍和尚时，弘一大师却淡淡地表示“我们是看看的”，“这房子我曾住过，二十岁年以前”。而“那和尚打量了他一下说：‘哦，你住过的。’”这番对话，尽显弘一大师的淡雅、恬静、从容，正恰如叶圣陶《两法师》中所说：“他（弘一法师）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叶圣陶先生还回忆说：“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在叶圣陶先生眼里，弘一大师对书法也如同其待人一般：“就全幅看，许多字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
刘质平回忆：“师入山初期，念佛诵经，中期宣讲律学，晚期从事著述，对于佛学上之贡献甚大。出家二十五年，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云游各处，随缘而止。”在李叔同出家以后，曹聚仁也见过老师几次。有一次，他看到弘一大师吃黄米饭、萝卜干，吃得津津有味。为此他大为感动，认为：“一个美术家出身的和尚，竟如我们祖父（老农夫）一样懂得生活的意义呢！”由此可见在朋友、学生眼中弘一大师谦恭温良的性情。
但也有例外的。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回忆：“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殺！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为了感化学生，李叔同竟帮夏丏尊想出一个教他“自杀”的教育方式来。这样的话，正如夏丏尊说：“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足见李叔同对待朋友的赤诚之心。
这份自然天性，在李叔同出家后有时也会悄然流露出来。他在1937年1月29日给高文显写信说：“昨日出外见闻者三事：一、余买价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双，店员仅索价七角。二、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三、归途凄风寒雨。”
弘一法师出家利益众生，悲天悯人，慈爱有情。据丰子恺回忆说：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在弘一大师生命弥留之际，他对随侍的妙莲法师还特别叮嘱：当我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
据徐悲鸿回忆，弘一大师出家后，他曾多次进山看望弘一大师。有一次，徐悲鸿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新嫩的绿芽，他很纳闷，便对大师说：“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便起死回生。”弘一法师说：“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还有一次，徐悲鸿先生又去看望弘一大师，他看见一只猛兽在法师跟前走来走去，没有伤人的意思，徐先生觉得很奇怪，便问：“此兽乃山上野生猛兽，为何在此不伤人？”法师说：“早先它被别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了，因此它不会伤害我。”1935年12月，弘一大师病重，曾传遗嘱给传贯法师说：“命终八小时后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凹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李叔同的仁者挚爱、佛家慈悲之心，惠及枯枝、猛兽，无不体现出他对众生的多情。
李叔同自幼心底澄净良善，长大后饱受儒家思想熏陶，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在近代纷乱之世，满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热忱，东渡日本，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历经坎坷，皈依佛教，在佛祖面前发下弘愿，愿以此身普度众生。这份牵挂、悯怜众生的情感，从幼年到辞世，一以贯之。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明志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很多时候，他将这些誓愿更多地化作了壮举。1939年，他写信给印西和尚，吩咐将缁素弟子为自己祝贺六十大寿的酬资，“转奉卫国将士，及避难同胞，庶乎有用”。1938年4月18日，他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出家以来，恒自韬晦，罕预讲务。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朽人亦发愿为法舍身。虽所居之处，飞机日至数次（大炮叠鸣，玻璃窗震动），又与军队同住，朽人亦安乐如恒，盖已成习惯矣。幸在各地演讲，听者甚众，皆悉欢喜。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痛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为仁者所赞喜。”在炮火轰鸣中，弘一大师不惧艰险，泰然处之，“安乐如恒”。抗战期间，凡是各方人士前来要求墨宝，弘一法师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相赠。
1937年11月1日他给夏丏尊等书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等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门平静，乃能往他处也。知劳远念，谨以奉闻。”同一时期，他给蔡冠洛居士书信也说：“时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门。倘直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在给朋友的书信，他多次表示以身殉难，以诗明志的决心，与国人、友朋共赴国难、共渡艰险。也正是他的这番仁爱和勇气，激励着更多的僧众、朋友、学生，砥砺前行，书写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