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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令政策和杜善学被通报调查后，山西官场更加沉默了。一位过去常与媒体打交道的官员，在婉拒《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时，连说“现在不是时候”。
早在今年2月和4月，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山西省委原常委申维辰先后落马，彼时有不少官员认为，基于稳定的考虑，山西的反腐或会“适可而止”。但中央的态度与这种预期截然相反，正在山西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似乎没有任何收官的迹象。
《中国新闻周刊》在对山西省五六位官员的采访中有一个体会，对于一些“满怀心事”的官员，他们的顾虑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央的这种态度，会激发出更多的举报；二是落马的人越多，自己被“咬”出的可能性越大。
当前，各单位集中观摩反腐纪录片的频率在增加，邀请反腐专家作讲座的次数也在增多。
据《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公开资料所做的统计，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26位厅级以上（包括副厅级）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4位省部级官员。
26这个数字，只是统计了被官方或媒体通报了名字的违纪、违法官员，而实际上，有些官员受到查处但没有公布名字和身份，因此实际数字会更大。根据山西纪委、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该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如果算上案件频发的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就更为可观。
这一数字，与中国另一个反腐重镇四川省并驾齐驱。2013年是四川省腐败案的高发年份，全年共有20位厅级、246位处级干部被纪检机关立案调查。
从省部级官员落马的频率看，四川省在十八大后一年半时间内，有3位落马，平均每半年一位；山西则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4位省部级官员落马。
一位受访反腐学者说，省部级官员的反腐成果，是各省反腐力度的风向标。原因是高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长串官员名单，效果恰似“连根拔起”，因而对当地的官场更具颠覆性影响。
山西这一轮反腐之力度前所未有，一方面原因是中央推动非常坚决，另一方面是当地腐败问题沉疴多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在向山西省反馈意见时提到，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山西省内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巡视组建议山西省委，“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惩治腐败”，“省纪委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加大办案力度，形成高压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批评意味甚浓的表态。说山西“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有批评其反腐力度欠缺之意。在强调省委的主体责任和省纪委的监督责任时，用了“切实”一词，谆谆之外，有提醒之弦外之音。
随后，山西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发言中指出，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山西省在反腐败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新成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形势的要求还有差距”。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媒体的镜头正好切到了金道铭的画面。他表情肃穆，大大的方字脸有点发僵，嘴角下拉，两个浮肿的眼袋非常显眼。
从2006年8月调任山西以来，金道铭已经在这个产煤大省待了7年半。其中任省纪委书记4年9个月、省委副书记3年6个月、省政法委书记8个月。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和另外两个职位有重叠。
作为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之一和省纪委的负责人，金道铭在反腐方面既承担着主体责任，又承担着监督责任。
据一些山西省官员反馈，金道铭在反腐上有些“口不由心”，说得很多，做得很少。他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拒腐蚀，永不沾”。在今年1月参加晋城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时，金道铭还强调要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以好的党风政风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但到了实践中，反腐就变成了可轻可重的个人裁量。山西省两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腐败案件——“房媳”案和白培中案，均被认为处罚太轻。据知情者透露，金道铭主导了这两个案例的处理，并在其中有不当行为。这也成为导致金道铭落马的一个线索。
“房媳”的公公、运城市前财政局局长孙太平，据传曾在2009年前后被举报。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曾下令调查，但后来此案不了了之。
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在家中被抢近5000万元。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元。一审法院最终认定1078万元，其中80多万元涉嫌违纪。这一狗血剧情，最终以白培中被免职、留党察看一年告终。这一过轻的处理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金道铭亦被指参与了该案的处理过程。
据山西的官员反映，金道铭善于运用自己的身份，帮有求于自己的官员“破财消灾”。在调任山西之前，金道铭有15年在中纪委工作的经历，官至副部。来山西以后，又常年主管纪检、政法等重权领域，在中央和省内的关系上游刃有余，在反腐问题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有知情人士指出，山西在这一轮反腐中受灾严重，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于该省过去在反腐上的“欠账”。“这个账有些是金道铭欠下的。”
在这一轮反腐中，山西的纪检系统有多人涉案。除了上文提到的“房媳”外，被查者还有晋中市委副书记张秀萍，以及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任职晋中副书记前，张秀萍曾在山西省纪委工作了13年，其中有4年多时间与金道铭有交集。
如果要算上金道铭曾经主管的政法领域，则还有两个人应该加上——苏浩和李亚力。两人都曾是山西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公安局长。在金道铭短短8个月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两人均曾与其有过交集。
山西省煤炭系统一位处级官员说，在山西官场，流传着一种说法：苏浩与金道铭关系密切，在金被“双规”前，提前获知消息的苏浩向其通风报信，致使金道铭的大量财产被提前转移。
此轮山西反腐的另一条线索，是申维辰案。
与金道铭从中央空降到山西的经历相反，申维辰是一步步在山西发展，到了54岁才被调往中央，比金道铭被调往山西时的年龄长了1岁。
这位15岁就出来工作的潞城人，仅用了15年，就完成了从乡政府接线员到副厅级干部的跳跃。这时候他才30岁。
从履历上看，申维辰在差异巨大的岗位上，均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性，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升迁。从乡政府接线员干起，他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上升的层级：从乡到县、市、省、中央，每一个职位似乎都是为下一步的升迁做准备。一位政治学学者说，从官员的发展看，这是一份堪称完美的简历，直到他在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位子上被拿下。
申维辰腐败所指，是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他在这一位子上坐了4年零8个月。在这4年多时间内，他提出一个“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古城发掘”的三城联动思路，在招商引资方面高举高打。大批大小开发商闻讯而来，围绕着土地所发生的古老故事开始在太原上演。
官方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旬，太原市备案的房企有1000余家，其中有一级开发资质的仅有两家，二级企业有70家，三级125家，四级313家，其他的属于暂定开发资质。
大小房企均依自己的诉求，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大企业所需地块较大，位置较好，同时价位合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需要通过培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稳定预期；小的房企手续不备，竞标较难，也需要通过攻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投机收益。
一位与申维辰多有接触的当地资深媒体人说，此时的申维辰，已经由此前主要与文人打交道时的文质彬彬，转变为面对各种复杂利益的现实和精明，官气与商气都有所增加。
据这位知情人士介绍，申维辰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时，确实发生了一些未批先建、超规划建设以及集体土地违规开发等问题，也发生了多起土地维权事件。
2011年7月，太原市房管局的一位负责人曾在谈到“规范发展房地产开发市场”项目的实施情况时提及：太原市至少一半以上的楼盘，在审批、建设、预销售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太原的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种专靠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拿地，再加价后卖出的公司。他们寻找的购买对象，多是一些拿地无门的外来房企。
在太原龙潭公园附近，有一个占地规模很大的项目，被称为龙潭片区，在采访的过程中被多次提及。这块33.55（502.25亩）公顷的地块，以招拍挂的方式，在2007年9月份被国内某大型地产企业以15亿元拿下。
而在两个月前，太原市政府与该地产企业已经就该片区的改造项目签订了协议，欲将该片区打造成太原的城市副中心。在签字仪式上，申维辰说，此次签约是太原市扩大招商引资、推进“三城联动”的又一重要成果。他要求相关部门站在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这一片区的改造提供高效的服务。
太原市一位城建系统的老干部曾对这次招拍挂提出质疑，认为此地块的三个竞标人均为该集团系内的公司，且拿地的价格比相邻位置其他的项目低了很多。
《财经》杂志的报道说，该片区旧城改造工程，容积率超出了高层住宅项目的法定上限。该杂志获得的一张项目规划图显示，该项目的容积率为3.7。而按照规划法的规定，商业建筑的容积率上限是3.5，高层住宅项目的容积率上限也是3.5。
因拆迁矛盾，龙潭片区发生过多次群体性事件。2013年9月底，一封多人联署的对申维辰的举报信，被寄往中央多个部委，上面历数了该项目在土地交易、建设规划等方面的问题。这封信也被寄往多家中央级媒体。半年后，申维辰被通报接受调查。
在申维辰被查之前，太原市已有多位官员被调查。在他卸任太原市委书记5个月后，该市城市规划系统爆发窝案，该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凤玲、建管处处长梅刚被查，两名前副局长李忱毅、靳晓慧也同时调查。
在申维辰被通报前20多天，太原市绿化局局长张波涉嫌违纪被带走。而在申维辰被“双规”的第二天，太原市分管城建的原副市长吉久昌，太原市国土局原局长张宝玉、总工程师杜怡亦被调查。
山西反腐的第三条线索，是杜善学案。
杜善学的经历可分为四个阶段：2003年之前，主要在财政系统任职，官至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副书记；此后8年，在长治任职，先后任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此后一年，任吕梁市委书记；2012年1月至案发，在省里任职，先后任省委秘书长和副省长。
按照山西省政府分工，杜善学负责发展改革、建设、交通、环保、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等方面的工作。
在其主管的领域中，建设、交通、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都是腐败的易发领域。今年4月29日，山西省纪委通报了7位交通系统官员腐败案。此7人从路桥集团高管，到高速路建管处处长，再到交通厅规划处官员，直至交通厅厅长，各方参与，链条清晰。
在山西这一轮反腐中，有三位落马官员曾与杜善学搭过班子，他们分别是吕梁市前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和长治市原市长张保。
杜善学任长治市委书记时，张保分别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两人有3年的工作交集。杜善学离开长治两年后，2013年2月，张保因在一起苯胺泄漏事故中延报被免职。
丁雪峰和张中生是杜善学在吕梁的两位副职。杜善学任吕梁市委书记时，丁雪峰是市委副书记，张中生是副市长。在杜善学卸任市委书记的第二天，丁雪峰被公布为该市代市长。
这一次职位变动，在山西官场议论颇多。来自吕梁市两位煤企负责人的说法是，为了获取市长职位，丁雪峰曾召集多位民企老板，筹集资金，通过商人周斌继母之父，运作市长一事。运作的对象，据说是公安部一位去年落马的领导。
丁雪峰事发前后，吕梁市多位民企老板曾被叫去谈话。丁被带走后，几位民企老板也被带走。
任职吕梁副市长时，张中生分管工业经济、煤矿重组和安全生产，并涉及电力等能源产业。而导致宋林被举报落马的华润集团在山西的煤矿收购，即涉及吕梁的多个区县。
当时，华润集团作为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主体之一，其整合片区主要涉及吕梁、太原和晋城。在吕梁，华润与本地企业联盛集团联合，成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吕梁多个县区的煤矿。
作为分管煤炭和工业的副市长，张中生曾多次会见华润高管，包括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今年3、4月间，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先后被带走调查。
就在杜善学和令政策案被通报1个多小时后，运城市委书记王茂设被有关部门从办公地点带走。
这个消息在1天后传出后，山西官场的第一个反应，是联想到王茂设与杜善学和令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位运城籍的官员，都与王茂设有过密切的交往。杜善学的老家在运城临猗县，令政策的老家在运城平陆县。
对善于走上层路线的王茂设来说，这都是绝好的官场资源。在任朔州市委书记时，他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资源。每有朔州籍高官回乡探亲，王茂设必会登门拜会。
巧合的是，山西省这一次落马的官员中，朔州籍的最多，包括山西省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忠实、晋中市委副书记张秀萍、朔州经济开发区主任高世宝、公安厅副厅长苏浩、朔州水利局局长胡彪、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其中，高世宝和胡彪与王茂设均有工作交集。
据传，高世宝在运城任职期间，杜善学曾几次前往看望。
早在今年2月和4月，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山西省委原常委申维辰先后落马，彼时有不少官员认为，基于稳定的考虑，山西的反腐或会“适可而止”。但中央的态度与这种预期截然相反，正在山西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似乎没有任何收官的迹象。
《中国新闻周刊》在对山西省五六位官员的采访中有一个体会，对于一些“满怀心事”的官员，他们的顾虑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央的这种态度，会激发出更多的举报；二是落马的人越多，自己被“咬”出的可能性越大。
当前，各单位集中观摩反腐纪录片的频率在增加，邀请反腐专家作讲座的次数也在增多。
“反腐欠账”
据《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公开资料所做的统计，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26位厅级以上（包括副厅级）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4位省部级官员。
26这个数字，只是统计了被官方或媒体通报了名字的违纪、违法官员，而实际上，有些官员受到查处但没有公布名字和身份，因此实际数字会更大。根据山西纪委、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该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如果算上案件频发的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就更为可观。
这一数字，与中国另一个反腐重镇四川省并驾齐驱。2013年是四川省腐败案的高发年份，全年共有20位厅级、246位处级干部被纪检机关立案调查。
从省部级官员落马的频率看，四川省在十八大后一年半时间内，有3位落马，平均每半年一位；山西则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4位省部级官员落马。
一位受访反腐学者说，省部级官员的反腐成果，是各省反腐力度的风向标。原因是高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长串官员名单，效果恰似“连根拔起”，因而对当地的官场更具颠覆性影响。
山西这一轮反腐之力度前所未有，一方面原因是中央推动非常坚决，另一方面是当地腐败问题沉疴多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在向山西省反馈意见时提到，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山西省内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巡视组建议山西省委，“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惩治腐败”，“省纪委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加大办案力度，形成高压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批评意味甚浓的表态。说山西“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有批评其反腐力度欠缺之意。在强调省委的主体责任和省纪委的监督责任时，用了“切实”一词，谆谆之外，有提醒之弦外之音。
随后，山西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发言中指出，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山西省在反腐败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新成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形势的要求还有差距”。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媒体的镜头正好切到了金道铭的画面。他表情肃穆，大大的方字脸有点发僵，嘴角下拉，两个浮肿的眼袋非常显眼。
从2006年8月调任山西以来，金道铭已经在这个产煤大省待了7年半。其中任省纪委书记4年9个月、省委副书记3年6个月、省政法委书记8个月。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和另外两个职位有重叠。
作为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之一和省纪委的负责人，金道铭在反腐方面既承担着主体责任，又承担着监督责任。
据一些山西省官员反馈，金道铭在反腐上有些“口不由心”，说得很多，做得很少。他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拒腐蚀，永不沾”。在今年1月参加晋城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时，金道铭还强调要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以好的党风政风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但到了实践中，反腐就变成了可轻可重的个人裁量。山西省两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腐败案件——“房媳”案和白培中案，均被认为处罚太轻。据知情者透露，金道铭主导了这两个案例的处理，并在其中有不当行为。这也成为导致金道铭落马的一个线索。
“房媳”的公公、运城市前财政局局长孙太平，据传曾在2009年前后被举报。时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曾下令调查，但后来此案不了了之。
山西焦煤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在家中被抢近5000万元。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元。一审法院最终认定1078万元，其中80多万元涉嫌违纪。这一狗血剧情，最终以白培中被免职、留党察看一年告终。这一过轻的处理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金道铭亦被指参与了该案的处理过程。
据山西的官员反映，金道铭善于运用自己的身份，帮有求于自己的官员“破财消灾”。在调任山西之前，金道铭有15年在中纪委工作的经历，官至副部。来山西以后，又常年主管纪检、政法等重权领域，在中央和省内的关系上游刃有余，在反腐问题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有知情人士指出，山西在这一轮反腐中受灾严重，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于该省过去在反腐上的“欠账”。“这个账有些是金道铭欠下的。”
在这一轮反腐中，山西的纪检系统有多人涉案。除了上文提到的“房媳”外，被查者还有晋中市委副书记张秀萍，以及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任职晋中副书记前，张秀萍曾在山西省纪委工作了13年，其中有4年多时间与金道铭有交集。
如果要算上金道铭曾经主管的政法领域，则还有两个人应该加上——苏浩和李亚力。两人都曾是山西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公安局长。在金道铭短短8个月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两人均曾与其有过交集。
山西省煤炭系统一位处级官员说，在山西官场，流传着一种说法：苏浩与金道铭关系密切，在金被“双规”前，提前获知消息的苏浩向其通风报信，致使金道铭的大量财产被提前转移。
神秘的土地链条
此轮山西反腐的另一条线索，是申维辰案。
与金道铭从中央空降到山西的经历相反，申维辰是一步步在山西发展，到了54岁才被调往中央，比金道铭被调往山西时的年龄长了1岁。
这位15岁就出来工作的潞城人，仅用了15年，就完成了从乡政府接线员到副厅级干部的跳跃。这时候他才30岁。
从履历上看，申维辰在差异巨大的岗位上，均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性，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升迁。从乡政府接线员干起，他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上升的层级：从乡到县、市、省、中央，每一个职位似乎都是为下一步的升迁做准备。一位政治学学者说，从官员的发展看，这是一份堪称完美的简历，直到他在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位子上被拿下。
申维辰腐败所指，是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他在这一位子上坐了4年零8个月。在这4年多时间内，他提出一个“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古城发掘”的三城联动思路，在招商引资方面高举高打。大批大小开发商闻讯而来，围绕着土地所发生的古老故事开始在太原上演。
官方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旬，太原市备案的房企有1000余家，其中有一级开发资质的仅有两家，二级企业有70家，三级125家，四级313家，其他的属于暂定开发资质。
大小房企均依自己的诉求，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大企业所需地块较大，位置较好，同时价位合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需要通过培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稳定预期；小的房企手续不备，竞标较难，也需要通过攻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投机收益。
一位与申维辰多有接触的当地资深媒体人说，此时的申维辰，已经由此前主要与文人打交道时的文质彬彬，转变为面对各种复杂利益的现实和精明，官气与商气都有所增加。
据这位知情人士介绍，申维辰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时，确实发生了一些未批先建、超规划建设以及集体土地违规开发等问题，也发生了多起土地维权事件。
2011年7月，太原市房管局的一位负责人曾在谈到“规范发展房地产开发市场”项目的实施情况时提及：太原市至少一半以上的楼盘，在审批、建设、预销售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太原的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种专靠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拿地，再加价后卖出的公司。他们寻找的购买对象，多是一些拿地无门的外来房企。
在太原龙潭公园附近，有一个占地规模很大的项目，被称为龙潭片区，在采访的过程中被多次提及。这块33.55（502.25亩）公顷的地块，以招拍挂的方式，在2007年9月份被国内某大型地产企业以15亿元拿下。
而在两个月前，太原市政府与该地产企业已经就该片区的改造项目签订了协议，欲将该片区打造成太原的城市副中心。在签字仪式上，申维辰说，此次签约是太原市扩大招商引资、推进“三城联动”的又一重要成果。他要求相关部门站在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这一片区的改造提供高效的服务。
太原市一位城建系统的老干部曾对这次招拍挂提出质疑，认为此地块的三个竞标人均为该集团系内的公司，且拿地的价格比相邻位置其他的项目低了很多。
《财经》杂志的报道说，该片区旧城改造工程，容积率超出了高层住宅项目的法定上限。该杂志获得的一张项目规划图显示，该项目的容积率为3.7。而按照规划法的规定，商业建筑的容积率上限是3.5，高层住宅项目的容积率上限也是3.5。
因拆迁矛盾，龙潭片区发生过多次群体性事件。2013年9月底，一封多人联署的对申维辰的举报信，被寄往中央多个部委，上面历数了该项目在土地交易、建设规划等方面的问题。这封信也被寄往多家中央级媒体。半年后，申维辰被通报接受调查。
在申维辰被查之前，太原市已有多位官员被调查。在他卸任太原市委书记5个月后，该市城市规划系统爆发窝案，该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凤玲、建管处处长梅刚被查，两名前副局长李忱毅、靳晓慧也同时调查。
在申维辰被通报前20多天，太原市绿化局局长张波涉嫌违纪被带走。而在申维辰被“双规”的第二天，太原市分管城建的原副市长吉久昌，太原市国土局原局长张宝玉、总工程师杜怡亦被调查。
盘根错节的关系
山西反腐的第三条线索，是杜善学案。
杜善学的经历可分为四个阶段：2003年之前，主要在财政系统任职，官至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副书记；此后8年，在长治任职，先后任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此后一年，任吕梁市委书记；2012年1月至案发，在省里任职，先后任省委秘书长和副省长。
按照山西省政府分工，杜善学负责发展改革、建设、交通、环保、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等方面的工作。
在其主管的领域中，建设、交通、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都是腐败的易发领域。今年4月29日，山西省纪委通报了7位交通系统官员腐败案。此7人从路桥集团高管，到高速路建管处处长，再到交通厅规划处官员，直至交通厅厅长，各方参与，链条清晰。
在山西这一轮反腐中，有三位落马官员曾与杜善学搭过班子，他们分别是吕梁市前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和长治市原市长张保。
杜善学任长治市委书记时，张保分别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两人有3年的工作交集。杜善学离开长治两年后，2013年2月，张保因在一起苯胺泄漏事故中延报被免职。
丁雪峰和张中生是杜善学在吕梁的两位副职。杜善学任吕梁市委书记时，丁雪峰是市委副书记，张中生是副市长。在杜善学卸任市委书记的第二天，丁雪峰被公布为该市代市长。
这一次职位变动，在山西官场议论颇多。来自吕梁市两位煤企负责人的说法是，为了获取市长职位，丁雪峰曾召集多位民企老板，筹集资金，通过商人周斌继母之父，运作市长一事。运作的对象，据说是公安部一位去年落马的领导。
丁雪峰事发前后，吕梁市多位民企老板曾被叫去谈话。丁被带走后，几位民企老板也被带走。
任职吕梁副市长时，张中生分管工业经济、煤矿重组和安全生产，并涉及电力等能源产业。而导致宋林被举报落马的华润集团在山西的煤矿收购，即涉及吕梁的多个区县。
当时，华润集团作为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主体之一，其整合片区主要涉及吕梁、太原和晋城。在吕梁，华润与本地企业联盛集团联合，成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吕梁多个县区的煤矿。
作为分管煤炭和工业的副市长，张中生曾多次会见华润高管，包括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今年3、4月间，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先后被带走调查。
就在杜善学和令政策案被通报1个多小时后，运城市委书记王茂设被有关部门从办公地点带走。
这个消息在1天后传出后，山西官场的第一个反应，是联想到王茂设与杜善学和令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位运城籍的官员，都与王茂设有过密切的交往。杜善学的老家在运城临猗县，令政策的老家在运城平陆县。
对善于走上层路线的王茂设来说，这都是绝好的官场资源。在任朔州市委书记时，他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资源。每有朔州籍高官回乡探亲，王茂设必会登门拜会。
巧合的是，山西省这一次落马的官员中，朔州籍的最多，包括山西省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忠实、晋中市委副书记张秀萍、朔州经济开发区主任高世宝、公安厅副厅长苏浩、朔州水利局局长胡彪、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其中，高世宝和胡彪与王茂设均有工作交集。
据传，高世宝在运城任职期间，杜善学曾几次前往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