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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改革议程》，吴敬琏、马国川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2月版
吴敬琏曾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改革前沿，他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个月中，吴敬琏与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更名为《重启改革议程》重版（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原书名“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成为副题。
“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重启改革议程》新版序言中，作者指出：
当本书完成付印之时，社会各界期盼已久的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改革来说，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据此，作者指出，“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者认为，根据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实现全面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确定改革的目标（“顶层设计”）；第二，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制定出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为什么改革需要进行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既复杂又精致的巨大系统。要构筑这样的系统，不能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施工和设计，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个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协调运作的。
“这本书的写作， 是参加全民大讨论的发言。”
刚刚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经济向着世界排行第二艰难攀越，与此同时，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争论也如火如荼。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强化政府，强化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结果必然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观点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伴随着争论，吴敬琏与马国川完成了《重启改革议程》的写作。学人的书斋，连接着争论的风云；书斋中的学者，直面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回望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剖析当前中国问题的深刻原因中，开启了对中国改革的新思考。
在《重启改革议程》的新书发布会上，吴敬琏又一次发出了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唤。吴敬琏指出，经过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20世纪末期，我国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基础。正是这一次改革，为中国经济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边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改革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大关没有过。
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目前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 书里书外，这是吴敬琏不断重复的话题。
吴敬琏说，“我们同意支持‘重启改革议程’这个提法，是深入思考的结果。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很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不断地研究、讨论、修改，最终才完成。它是一本研究、思考的著作，写作的初衷是想把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观察、看法、对中国出路何在的思考，提供给社会各界，提供给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来进行思考。”“这本书的写作，是参加全民大讨论的发言。”
“十八大在两种不同的方向、 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 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吴敬琏指出，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继续了。从资源的衰竭、环境的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出现了收入差别拉大等一系列的问题。碰到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蔓延深入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拉大。这样就不仅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也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由来，做了探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这是由于，当时的改革并没有进行到很深的程度，且不说政治改革在90年代以后就不再提起，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核心部分，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改到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此后，发生了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上述两个问题就愈演愈烈，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愈发严重。
在这个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顶层设计。本世纪前，原来已有既定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法制化改革等等，受到了阻力，放慢了，甚至倒退了，有人由此认为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个改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应该走什么方向呢？有人主张，强化政府的力量、强化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加强国家对于政府的掌控。如果用《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用的语言，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用讨论东亚模式的时候用的一个语言，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这被叫做“北京共识”，后来就叫做“中国模式”了。所谓中国模式，根据权威性的解释，它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的优势在哪里呢？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发展道路。
一直到了去年早些时候，事态越来越暴露出所谓以强势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模式，其长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加上我们各界有识之士的奋力捍卫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大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想目前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在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基层创新的支持之下，由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改革领导机构牵头，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就像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工作提出的要求，“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要开步走，往哪里进、怎么进，要把这样的设计、路线图、时间表贯彻下去，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全民的参与，才能做好。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推动下一步的改革。”
经济学家张卓元对吴敬琏的思想有着透彻的了解。他认为，《重启改革议程》可以成为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时非常好的参考。
张卓元说，在《重启改革议程》中，吴敬琏问题看得很尖锐，提得也很尖锐。对改革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论述。在书中，吴敬琏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分析，较之过去，认识又进了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半统治半市场的一种体制。其他如关于光明与黑暗两头冒尖的论述、重启改革议程等论述，都是非常醒目、非常尖锐。
十八大讲到，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要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更加重视、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推动改革，而且也提出了要研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确是让大家看到了重启改革进程的希望，对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关注，的确是在升温，我们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现在看起来，要推动改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难度面前，能不能够坚持推进改革，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有好多东西是可以通过理念改变的，但既得利益比理念强大得多。《重启改革议程》本身反映了人类的进步或者发展中的一个特点，好多变革是由于有了新的理念，才有了变革。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
他说，我在一本书里讲“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个是我们的理念，一个是领导力。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就是因为领导人有好的理念，并且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按照这种理念去做。探究一下改革停滞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了理念，或者理念歪了，完全按照利益去走。利益战胜了理念，就一定是倒退。未来的改革也只有以理念去战胜利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要去坚持。在中国的体制下，改革的推进，还是取决于领导人本身。要像上世纪80年代时那样，宁肯改革犯错误，也不能不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再好的口号，也不能帮助我们往前走。
张维迎说，我和吴老师可能有一些小分歧，他一直比较重视总体的设计，体制改革的设计。我觉得好多改革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出来的，所以现在顶层设计也不能太过分强调。为什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这个体制确实比较复杂，要提前看到很多事情比较难。还有一个是既得利益的阻挠，这个力量是实实在在的力量。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改革的一种策略。应该在总体上有一些共识，但要做出几件事来，大家才知道你在改革，否则就又变成语言腐败。
（本文编辑 谢宁）
吴敬琏曾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改革前沿，他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个月中，吴敬琏与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更名为《重启改革议程》重版（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原书名“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成为副题。
“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重启改革议程》新版序言中，作者指出：
当本书完成付印之时，社会各界期盼已久的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改革来说，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据此，作者指出，“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者认为，根据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实现全面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确定改革的目标（“顶层设计”）；第二，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制定出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为什么改革需要进行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既复杂又精致的巨大系统。要构筑这样的系统，不能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施工和设计，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个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协调运作的。
“这本书的写作， 是参加全民大讨论的发言。”
刚刚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经济向着世界排行第二艰难攀越，与此同时，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争论也如火如荼。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强化政府，强化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结果必然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观点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伴随着争论，吴敬琏与马国川完成了《重启改革议程》的写作。学人的书斋，连接着争论的风云；书斋中的学者，直面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回望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剖析当前中国问题的深刻原因中，开启了对中国改革的新思考。
在《重启改革议程》的新书发布会上，吴敬琏又一次发出了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唤。吴敬琏指出，经过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20世纪末期，我国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基础。正是这一次改革，为中国经济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边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改革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大关没有过。
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目前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 书里书外，这是吴敬琏不断重复的话题。
吴敬琏说，“我们同意支持‘重启改革议程’这个提法，是深入思考的结果。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很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不断地研究、讨论、修改，最终才完成。它是一本研究、思考的著作，写作的初衷是想把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观察、看法、对中国出路何在的思考，提供给社会各界，提供给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来进行思考。”“这本书的写作，是参加全民大讨论的发言。”
“十八大在两种不同的方向、 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 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吴敬琏指出，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继续了。从资源的衰竭、环境的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出现了收入差别拉大等一系列的问题。碰到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蔓延深入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拉大。这样就不仅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也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由来，做了探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这是由于，当时的改革并没有进行到很深的程度，且不说政治改革在90年代以后就不再提起，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核心部分，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改到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此后，发生了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上述两个问题就愈演愈烈，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愈发严重。
在这个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顶层设计。本世纪前，原来已有既定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法制化改革等等，受到了阻力，放慢了，甚至倒退了，有人由此认为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个改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应该走什么方向呢？有人主张，强化政府的力量、强化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加强国家对于政府的掌控。如果用《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用的语言，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用讨论东亚模式的时候用的一个语言，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这被叫做“北京共识”，后来就叫做“中国模式”了。所谓中国模式，根据权威性的解释，它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的优势在哪里呢？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发展道路。
一直到了去年早些时候，事态越来越暴露出所谓以强势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模式，其长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加上我们各界有识之士的奋力捍卫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大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想目前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在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基层创新的支持之下，由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改革领导机构牵头，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就像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工作提出的要求，“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要开步走，往哪里进、怎么进，要把这样的设计、路线图、时间表贯彻下去，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全民的参与，才能做好。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推动下一步的改革。”
经济学家张卓元对吴敬琏的思想有着透彻的了解。他认为，《重启改革议程》可以成为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时非常好的参考。
张卓元说，在《重启改革议程》中，吴敬琏问题看得很尖锐，提得也很尖锐。对改革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论述。在书中，吴敬琏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分析，较之过去，认识又进了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半统治半市场的一种体制。其他如关于光明与黑暗两头冒尖的论述、重启改革议程等论述，都是非常醒目、非常尖锐。
十八大讲到，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要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更加重视、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推动改革，而且也提出了要研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确是让大家看到了重启改革进程的希望，对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关注，的确是在升温，我们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现在看起来，要推动改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难度面前，能不能够坚持推进改革，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有好多东西是可以通过理念改变的，但既得利益比理念强大得多。《重启改革议程》本身反映了人类的进步或者发展中的一个特点，好多变革是由于有了新的理念，才有了变革。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
他说，我在一本书里讲“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个是我们的理念，一个是领导力。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就是因为领导人有好的理念，并且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按照这种理念去做。探究一下改革停滞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了理念，或者理念歪了，完全按照利益去走。利益战胜了理念，就一定是倒退。未来的改革也只有以理念去战胜利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要去坚持。在中国的体制下，改革的推进，还是取决于领导人本身。要像上世纪80年代时那样，宁肯改革犯错误，也不能不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再好的口号，也不能帮助我们往前走。
张维迎说，我和吴老师可能有一些小分歧，他一直比较重视总体的设计，体制改革的设计。我觉得好多改革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出来的，所以现在顶层设计也不能太过分强调。为什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这个体制确实比较复杂，要提前看到很多事情比较难。还有一个是既得利益的阻挠，这个力量是实实在在的力量。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改革的一种策略。应该在总体上有一些共识，但要做出几件事来，大家才知道你在改革，否则就又变成语言腐败。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