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很难让人相信，20世纪以来航空技术的发展让一个研究领域获得了意外的突破：通过航空摄影，考古学家们第一次对于地表形态有了更宏观、更生动的了解，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前人无法想象的考古发现。比如古代罗马帝国在北非修筑的防御工事遗址，就是考古学家将航拍照片与地图反复比对而发现的。普通人就算站在跟前，都难以察觉这样一堆废墟原本具备的整体形态，而从极高处拍摄的照片则能有效地显露出一千多年前修筑工事的大轮廓。有些事物，只有从足够高的位置着眼解读，才能将其真相和盘托出。
　　我在一本学术书中读到上述观点，起初的感受是将信将疑；直到接触本期《中国国家旅游》的商丘专题报道，获知这座城市的考古历程，这才对此真正信服：当代著名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恰恰是从一组航拍照片中发现了商丘古城的秘密——照片上分明显示出两段城池交叉叠压的痕迹；张光直带队发掘，果然在黄河淤积的一层层泥沙之下找到了令人惊叹的“城摞城”遗址：这是宋朝、隋唐、汉朝、西周宋国多道古城上下叠压形成的奇观。
　　读完这段考古轶事，我不由想起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的描述：格列佛船长到大人国探险，瞻仰该国王后陛下的真容，却只看到一排排巨大的毛孔和高高矗立的汗毛。人们从平地考察商丘的地形，观感恐怕都与格列佛类似；若要像张光直那样洞悉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细节之间的全盘联系，非从高处看不可。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理论越来越看重“普通人”的体验和感受。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观点——城市要符合平民的人体尺度，规划者应该关注社区邻里之间的亲密沟通与自然发展，而不能只从大尺度、大视角做书面规划——似乎已成为金科玉律。前辈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曾倡导的理性主义“光辉城市”观念至此已被众人所唾弃。遵循“光辉城市”理想设计出的巴西利亚等新城建筑体量极大，据说完全不适合居民日常生活，而只是从高空航拍时才能展现出真正的美感。按照现在时兴的说法，勒·柯布西耶等人的宏伟规划只是现代主义流派的一厢情愿，没有顾及城市居住者的实际甘苦。
　　但真是这样吗？“从高处规划城市”难道只是现代人的弊病，传统思想难道对此真的全然陌生？我们通过思想史学者的钩沉了解到，情况远非如此。古希腊思想家就最重视事物的整体轮廓和全貌；按他们的说法，全局性的外观决定了事物的品格和本质；就像陶艺匠人通过塑造陶器的整体外观规定了器物的内在用途一样，我们认识事物，也要从这种创制者的高度着眼，从最高、最大、最表面处把握最内在的实质与实情。这种从创制者观点产生的对整体轮廓和外观的把握，希腊人将其称为“理念”，这也恰恰是英语“idea”等单词的语词源头。
　　我小时候最爱爬上北京的景山，至今难忘那时用山顶架设的单筒望远镜俯瞰全城的兴奋。此后这成了各地电视塔、摩天大楼都会设置的常规游览项目，但此类观光方式却似乎越来越受人轻视，我们更乐于潜心巷陌间，体会微妙的市井情态和琐细的民俗风情。“从高处观看”的兴奋逐渐被“从小处体验”的趣味取代。
　　我个人这方面的偏好，在曾拥有世界第一高纪录的台北101大楼上发生了扭转：虽然我曾在那座城市街头闲逛多时、曾从城北走到城南、曾饱啖士林夜市小吃、曾体验西门町的热闹与敦南诚品书店的浓郁书香，但只是从101观景台的40倍望远镜中，上述经历才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台北——作为旅行者的我，这才第一次搭上了台北的大脉络。爱旅行的人，应具有从小处体验的细致，更该像贯通古今的创制者们那样，有从高处看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