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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1912—1958），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晋察冀、冀中、冀鲁豫边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先后担任天津市长、市委书记、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接管城市后的市政建设、社会治理、民主改革、制度创建等重任都压在黄敬的肩上。党和政府历来把信访工作看作是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中间“桥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减压阀”和“稳定器”。黄敬在天津任职期间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他通过这条方便、快捷的“信息渠道”，了解并满足人民的需求，逐渐加强与人民的联系；他又结合天津信访工作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被誉为“天津人民的好市长”。
黄敬“走下去”的工作方法有两个：一是“直接下访”。他常常深入到中纺、恒源、北洋等纺织厂、造纸厂、机械厂等重点企业，调查生产和工人的生活情况，面对面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二是“代表下访”。最为典型的实践就是组织“市长访问团”。1952年2月，黄敬收到很多群众来信，检举揭发官僚主义作风。为妥善处理这批来信，了解真实的情况，解决人民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并推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黄敬组织了1590人的“市长访问团”。
2月6日，黄敬在耀华礼堂向访问团全体人员作报告，他讲道“人民政府是根据人民的需要和意见，集中人民的需要和意见来做工作的，人民政府的性质就决定于此，越是充分集中了人民的需要，人民政府的工作就越做得好，也就越能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但是，人民的意见集中上来还有障碍，因为人民政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分子和贪污现象。现在组织这么大的访问团，就是解决由于官僚主义分子和贪污分子脱离群众而造成的人民与政府间的某些隔膜问题”。该访问团主要由干部、工人、教职工、大学生组成，共分成11个区队，245个小组。他们深入到各区各派出所辖区的市民群众中进行访问，听取群众意见，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检举一切贪污分子和不法奸商，并直接受理群众揭发检举案件。
访问进行了七天，共收到各种意见和检举材料40706件。为了慎重处理和圆满答复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黄敬指定在3月1日成立了“市长代表访问团案件处理委员会”，各区于3月8日分别成立了“市长代表访问团案件处理处”，全市共抽调324人（市抽调213人，各区抽调111人）参加处理工作。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处理委员会完成了第一批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对受理的各种意见和检举做出处理，并向居民群众作了具体交待、答复。在查对材料时，访问团成员在基层共接待群众6586人（此数字仅为三个区的统计），在处理过程中处理委员会共召开大会（一个派出所以上的群众会）65个，小会465个，到会人数共23299人（内缺少六区）。收到的材料中对各区派出所所长、警察和街道合作社的意见比较多，他们中存在轻重不同程度的作风问题。处理委员会坚持“既要满足群众要求，又不使打击面过宽”的处理原则，对一些性质恶劣问题严重、民愤很大的旧警察恶霸以及代表中的“地头蛇”等坚决予以惩办；对一些能够争取改造的属于作风问题的则尽量团结教育，或给予轻微处分；对一些表现好的给予表扬，基本做到了“奖惩分明、宽严分明”，最终真正达到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的目的。 这种调查和处理也得到群众的拥护和认可，群众普遍反映：“访问团的会比过去的会开得好，过去你们说，我们听，现在真的让我们说话了。今天我们才真的解放了。”有几个区还反映：“怎么黄敬市长就知道我们有意见，派访问团来了呢？”由于访问团让群众说出了他们的意见，所受的压迫、欺侮和困难，群众深刻地感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市长访问团”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干部以及信访干部由坐办公室等信访变为深入到群众中找信访，主动听取意见，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事后再登门回访处理结果。虽然登门拜访处理信访问题的方法直到1958年才在天津市信访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但黄敬组织的“市长代表团”实际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黄敬的影响和带领下，天津市委、市政府及所属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经常过问、参与和亲自处理重要信访案件，到1956年天津市出台了《关于市长、副市长定期接见群众来访制度的规定》，并逐渐形成制度。这不仅使许多重要案件及时得到正确处理并推动信访工作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某些信访案件的处理，使领导者能够及时了解下情，监督和指导工作，不断教育干部，改进作风，改善民生建设，推动了天津市城市接管和治理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发展。
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加快民主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干部没有抵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出现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1951年12月14日，为了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天津市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决议》，决定建立领导“三反”运动的机构——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黄敬任主任，周叔弢、黄火青为副主任。12月20日，黄敬要求在天津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群众接待组的基础上，专门成立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群众接待组，增加了工作人员，主要受理人民群众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揭发检举和有上述问题人员的坦白交代。
在“三反”运动的推动下，信访检举数量剧增，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很多。首先，贪污现象相当严重。如天津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根据检举信调查发现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集体贪污黄金、白银。《天津日报》披露了这一案件，主犯李凤翔、沈尊三等在1949年至1950年两年间共贪污白银900余两，黄金九两二钱多，其他零星贪污折合人民币至少2000万元以上（旧币）。李凤翔共贪污12次，贪污金银折款1300余万元（旧币）。沈尊三共贪污九次，贪污金银折款900余万元（旧币）。除了公布对贪污人员的惩处外，批评了银行的官僚主义，还建议银行建立必要的检查制度，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其次，官僚主义作风极其恶劣。如天津市私营华阳烟草厂女工杨月辉及该厂青年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孙树青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中检举本厂领导人罗某（罗某是国民党区分部组训委员和三青团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伪装进步混入工会，并成为工会主席）无效后，遭打击报复。1951年罗某得到赵义文（食品工会驻该厂干部）的支持，捏造了杨月辉15条所谓“罪状”，将杨月辉开除工会并解雇。杨月辉先后奔走14个机关，费时一年三个月，往返59次进行申诉，均受到官僚主义者重重阻难，最后向黄敬写信控诉，黄敬看到后立即将此信转给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并责成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与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处理。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证明杨月辉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真相大白。
1952年8月7日，为了表扬杨月辉等人积极检举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根据黄敬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华阳烟草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了对此事件的初步处理决定。9月11日《天津日报》报道了杨月辉事件，并发表题为《坚决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社论。在9月12日、13日，《天津日报》连续刊登该事件中有关机关和当事人的检讨。到9月26日，《天津日报》报道对在该事件中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后来市委以此为鉴，要求结合杨月辉事件，在全市开展反官僚主义“补课”和教育活动。
1952年1月16日，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了天津市各界人民“三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市长黄敬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场内外共收到坦白、检举材料三万多件。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崔民如反映该厂生产了981匹的次品，给国家造成了880万元（旧币）的损失，浪费了国家财产。“三反”运动期间，黄敬作为市长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也曾主动检讨自己工作懈怠、在生活上伙食超支很多，招待来往客人铺张浪费，与一般群众和干部的生活距离很远，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他后来又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党中央、政务院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这种知错必改的品格和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既推动了“三反”运动的开展，也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形象。
为推动“三反”运动深入开展，做好群众的信访工作，黄敬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善于利用报刊处理和宣传典型信访案件。尤其是天津日报社会服务组（后称来信组）在当时已经成为群众信访的“速递员”，是黄敬等天津领导人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的工具。在1951年初，天津日报社设立了群众问事处，接待来访问事的人员。8月29日，《天津日报》发表《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的评论文章，提出在《读者来信》专栏，刊登信访事宜及处理情况。针对有些单位不能及时解决信访事宜，不按时对交办信访案件答复受理单位等问题，9月7日，《天津日报》刊登市政府发出的有关单位迅速答复人民信件的通知，市政府针对有些部门对市政府交办具报的群众来信，迟迟不作答复的现象提出批评，要求有关单位认真检查，速作纠正。
1951年9月27日下午，天津市公安七分局侦缉队员冯景泉等六人到甫市马家馆吃饭，借口账目不对将饭馆司账马晋升用手拷带到了公安七分局拘留“审讯”。经旅馆饭馆业工会派代表到七分局质问，后协商放人。马晋升将此事投诉《天津日报》，这种违反政策侵犯人权的事情经《天津日报》报道后，天津市公安局对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冯景泉记大过处分并向马晋升道歉，并将处理情况函复《天津日报》。12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了马晋升的来信和中西餐同业工会的来信及公安局人事处的函复摘要，并加编者按，批评冯景泉的恶劣作风，并提出三条建议：“一、和冯景泉同时犯错误的人，亦应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处理。二、希望我们的人民公安人员，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认真学习，密切联系群众。三、希望冯景泉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的本质，并应公开进行检讨。” 黄敬看到报道后，十分气愤，立即电话指示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当晚召集报社、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公安局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黄敬在听取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市公安局的汇报后指出：此案处理不当，如此滥用职权、欺压群众的违法乱纪事件，仅给记大过了事是不严肃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小事情’，而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使我们的人民政府、我们的党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失去一切”。会议开到很晚，黄敬指示公安局要重新处理此案，又指示天津日报社社长王亢之按照他的讲话精神起草一篇社论。第二天，《天津日报》发表了题为《论冯景泉等违法乱纪的严重事件》的社论，对此事给予批评。重新处理此事件的消息刊出后，天津市各界人民纷纷给报社写信，表示拥护。
15日，《天津日报》以《公安局重新处理冯景泉事件，冯景泉、李贵增被撤职法办，七分局局长等有关人员受记过处分》为题发表了市公安局重新处理冯景泉事件向市人民政府的检查报告。同时专题发表了“津市公安干部员警普遍展开学习，检查违法乱纪行为，姑息包庇错误的思想受到批判”的综合报道。最后经市人民法院调查审理，于1952年3月29日以侵犯人权罪对冯景泉、李贵增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黄敬在这起典型案件的解决中，结合“三反”运动，充分利用报刊进行大张旗鼓地报道和宣传，动员群众参与信访工作，强化信访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进而扩大了政治影响，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有助于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重视信访制度建设，推动信访规范化管理
随着信访工作的不断发展，黄敬除了关心信访工作的相关实务之外，对信访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机构建设也给予指导，使信访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首先，黄敬重视信访工作的规章制度建设。黄敬除了鼓励市民通过写信来访自觉监督和关心自己的政府之外，为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他希望用规章制度来规范信访工作，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1951年4月2日，市人民政府在总结信访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信访工作的自身特点，制定了《处理群众问事及来件的规定》。这是天津解放后信访工作最早的一个规章制度。该规定对设置问事处、群众来件的处理程序、群众问事和来件分类以及案件处理的办法、情况调查、案件转办、答复群众、工作总结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项规定也成为天津信访工作制度编制的蓝本和基础。继杨月辉事件曝光处理之后，天津市委又提出要加大工作组织力度，建立联席会、联合办公制度，以加强交流和联系。这种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互相推诿的现象。1952年10月，天津市委秘书处发出《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积压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信访工作中存在人手不够，催办制度执行不利，信件积压严重等问题。《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积压情况的通报》也提出了改进意见：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加强催办工作；加强区委的领导，定期召开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工作；各部门进行必要的分工，并建立一定的联系制度，以便交流经验。为加强和健全信访工作中的催办制度，天津市人民政府以市长黄敬、副市长吴德、周叔弢的名义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各单位对本府交办的群众来信，均于七日内处理具报；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结时，也应先以电话告知本府办公厅。”这是天津市政府针对当时信访积压和拖延不办现象对信访办理时限作出的严格规定。正如黄敬所说的“人民政府做工作是根据人民的需要，集中人民的需要作工作，我们政府的人民的性质是否名副其实，就决定于是否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做人民政府工作，做得好，就是能符合人民的需要，也就是代表人民最大的利益”。此外，针对登记存档的办法，1952年，华北局办公厅出台《处理群众与干部来函的程序》，第十三项规定，所有处理过的案件均按地区分类登记存档。但天津的办法则是按问题性质分类存档，主要是鉴于天津作为城市比较集中，地区不广，查卷很方便，也便于了解在每一时期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这也说明黄敬及天津的领导人能因地制宜地理解和贯彻上级的指示，不盲从，这也符合黄敬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的工作风格。天津市为解决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1953年1月15日，市委在贯彻《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时，对设置专门机构和专职干部、定期检查工作、催办、答复群众以及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其次，黄敬认为组织机构建设对信访问题的解决也是重要保证。一是天津市委的信访组织机构建设比较早。1949年1月16日，黄敬就指示秘书处负责受理人民群众的问事和来件工作，具体来信来访业务由行政科办理。1949年5月，市委设立了问事处，接待来访群众，并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问题按业务分工由秘书处各科分别办理。这是信访工作“分级负责，归口交办”原则的雏形。到1952年10月，天津市委建立了办公厅，受理来信接待来访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厅行政科行政组负责。直到1953年市委办公厅专门设置来信组，成为市委受理来信接待来访的第一个专职机构。二是市人民政府的信访组织机构运行较好。1949年11月，市人民政府建立办公厅，信访工作也由办公厅负责，日常来信来访工作由办公厅行政处行政科办理。黄敬签署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处理群众问事及来件的规定》，要求“各单位得酌情设置问事处，或指派专职干部（在规定编制内自行调）负责办理解答事务。对于问事的市民，信访干部必须表示热烈的欢迎态度。各单位对群众来件，应按一般收文程序签收、挂号、登记、运转。应指定主办部门或专人负责校阅，办后应存档”。这个重要文件标志着天津市信访工作程序的确立，也表明黄敬对信访工作的重视。随着民主建政步伐的加快和信访问题的增多，1952年6月，市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撤销了问事处，建立了人民接待室（亦称办公厅信访处）主任李文成，副主任葛立鸣，编制20人。该机构除了处理一部分来信来访外，主要是加强信访工作的督促检查，综合反映，并总结交流经验，信访机构工作范围不断拓宽。在“三反”运动的推动下，信访形势发展很快，为了避免积压信件，及时处理，信访干部专职化成为趋势。到1953年初，天津市专职信访工作人员由l952年的132人增加到214人。针对有关信访的组织领导问题，华北局曾提出“一是党委要领导但不包办；二是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三是干部要专职、要精，要有相当的政治水平”。据此，天津市对信访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市属各个机关单位如人民法院、市总工会、市公安局以及区县政府等都相继设置问事处、接待组等机构，并根据本单位信访情况制定了相关工作制度。
黄敬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一直非常重视信访这一经济、快速、便捷的信息源头和通道。他将其群众观点、管理理念、工作态度和方法融入信访工作，调动群众参与政治运动和民主建政，为天津市政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他对信访工作的关注与投入也是他人生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编辑 叶 松）
（作者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唐山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黄敬“走下去”的工作方法有两个：一是“直接下访”。他常常深入到中纺、恒源、北洋等纺织厂、造纸厂、机械厂等重点企业，调查生产和工人的生活情况，面对面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二是“代表下访”。最为典型的实践就是组织“市长访问团”。1952年2月，黄敬收到很多群众来信，检举揭发官僚主义作风。为妥善处理这批来信，了解真实的情况，解决人民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并推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黄敬组织了1590人的“市长访问团”。
2月6日，黄敬在耀华礼堂向访问团全体人员作报告，他讲道“人民政府是根据人民的需要和意见，集中人民的需要和意见来做工作的，人民政府的性质就决定于此，越是充分集中了人民的需要，人民政府的工作就越做得好，也就越能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但是，人民的意见集中上来还有障碍，因为人民政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分子和贪污现象。现在组织这么大的访问团，就是解决由于官僚主义分子和贪污分子脱离群众而造成的人民与政府间的某些隔膜问题”。该访问团主要由干部、工人、教职工、大学生组成，共分成11个区队，245个小组。他们深入到各区各派出所辖区的市民群众中进行访问，听取群众意见，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检举一切贪污分子和不法奸商，并直接受理群众揭发检举案件。
访问进行了七天，共收到各种意见和检举材料40706件。为了慎重处理和圆满答复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黄敬指定在3月1日成立了“市长代表访问团案件处理委员会”，各区于3月8日分别成立了“市长代表访问团案件处理处”，全市共抽调324人（市抽调213人，各区抽调111人）参加处理工作。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处理委员会完成了第一批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对受理的各种意见和检举做出处理，并向居民群众作了具体交待、答复。在查对材料时，访问团成员在基层共接待群众6586人（此数字仅为三个区的统计），在处理过程中处理委员会共召开大会（一个派出所以上的群众会）65个，小会465个，到会人数共23299人（内缺少六区）。收到的材料中对各区派出所所长、警察和街道合作社的意见比较多，他们中存在轻重不同程度的作风问题。处理委员会坚持“既要满足群众要求，又不使打击面过宽”的处理原则，对一些性质恶劣问题严重、民愤很大的旧警察恶霸以及代表中的“地头蛇”等坚决予以惩办；对一些能够争取改造的属于作风问题的则尽量团结教育，或给予轻微处分；对一些表现好的给予表扬，基本做到了“奖惩分明、宽严分明”，最终真正达到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的目的。 这种调查和处理也得到群众的拥护和认可，群众普遍反映：“访问团的会比过去的会开得好，过去你们说，我们听，现在真的让我们说话了。今天我们才真的解放了。”有几个区还反映：“怎么黄敬市长就知道我们有意见，派访问团来了呢？”由于访问团让群众说出了他们的意见，所受的压迫、欺侮和困难，群众深刻地感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市长访问团”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干部以及信访干部由坐办公室等信访变为深入到群众中找信访，主动听取意见，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事后再登门回访处理结果。虽然登门拜访处理信访问题的方法直到1958年才在天津市信访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但黄敬组织的“市长代表团”实际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黄敬的影响和带领下，天津市委、市政府及所属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经常过问、参与和亲自处理重要信访案件，到1956年天津市出台了《关于市长、副市长定期接见群众来访制度的规定》，并逐渐形成制度。这不仅使许多重要案件及时得到正确处理并推动信访工作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某些信访案件的处理，使领导者能够及时了解下情，监督和指导工作，不断教育干部，改进作风，改善民生建设，推动了天津市城市接管和治理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发展。
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加快民主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干部没有抵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出现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1951年12月14日，为了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天津市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决议》，决定建立领导“三反”运动的机构——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黄敬任主任，周叔弢、黄火青为副主任。12月20日，黄敬要求在天津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群众接待组的基础上，专门成立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群众接待组，增加了工作人员，主要受理人民群众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揭发检举和有上述问题人员的坦白交代。
在“三反”运动的推动下，信访检举数量剧增，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很多。首先，贪污现象相当严重。如天津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根据检举信调查发现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集体贪污黄金、白银。《天津日报》披露了这一案件，主犯李凤翔、沈尊三等在1949年至1950年两年间共贪污白银900余两，黄金九两二钱多，其他零星贪污折合人民币至少2000万元以上（旧币）。李凤翔共贪污12次，贪污金银折款1300余万元（旧币）。沈尊三共贪污九次，贪污金银折款900余万元（旧币）。除了公布对贪污人员的惩处外，批评了银行的官僚主义，还建议银行建立必要的检查制度，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其次，官僚主义作风极其恶劣。如天津市私营华阳烟草厂女工杨月辉及该厂青年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孙树青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中检举本厂领导人罗某（罗某是国民党区分部组训委员和三青团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伪装进步混入工会，并成为工会主席）无效后，遭打击报复。1951年罗某得到赵义文（食品工会驻该厂干部）的支持，捏造了杨月辉15条所谓“罪状”，将杨月辉开除工会并解雇。杨月辉先后奔走14个机关，费时一年三个月，往返59次进行申诉，均受到官僚主义者重重阻难，最后向黄敬写信控诉，黄敬看到后立即将此信转给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并责成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与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处理。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证明杨月辉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真相大白。
1952年8月7日，为了表扬杨月辉等人积极检举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根据黄敬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华阳烟草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了对此事件的初步处理决定。9月11日《天津日报》报道了杨月辉事件，并发表题为《坚决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社论。在9月12日、13日，《天津日报》连续刊登该事件中有关机关和当事人的检讨。到9月26日，《天津日报》报道对在该事件中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后来市委以此为鉴，要求结合杨月辉事件，在全市开展反官僚主义“补课”和教育活动。
1952年1月16日，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了天津市各界人民“三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市长黄敬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场内外共收到坦白、检举材料三万多件。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崔民如反映该厂生产了981匹的次品，给国家造成了880万元（旧币）的损失，浪费了国家财产。“三反”运动期间，黄敬作为市长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也曾主动检讨自己工作懈怠、在生活上伙食超支很多，招待来往客人铺张浪费，与一般群众和干部的生活距离很远，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他后来又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党中央、政务院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这种知错必改的品格和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既推动了“三反”运动的开展，也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形象。
为推动“三反”运动深入开展，做好群众的信访工作，黄敬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善于利用报刊处理和宣传典型信访案件。尤其是天津日报社会服务组（后称来信组）在当时已经成为群众信访的“速递员”，是黄敬等天津领导人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的工具。在1951年初，天津日报社设立了群众问事处，接待来访问事的人员。8月29日，《天津日报》发表《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的评论文章，提出在《读者来信》专栏，刊登信访事宜及处理情况。针对有些单位不能及时解决信访事宜，不按时对交办信访案件答复受理单位等问题，9月7日，《天津日报》刊登市政府发出的有关单位迅速答复人民信件的通知，市政府针对有些部门对市政府交办具报的群众来信，迟迟不作答复的现象提出批评，要求有关单位认真检查，速作纠正。
1951年9月27日下午，天津市公安七分局侦缉队员冯景泉等六人到甫市马家馆吃饭，借口账目不对将饭馆司账马晋升用手拷带到了公安七分局拘留“审讯”。经旅馆饭馆业工会派代表到七分局质问，后协商放人。马晋升将此事投诉《天津日报》，这种违反政策侵犯人权的事情经《天津日报》报道后，天津市公安局对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冯景泉记大过处分并向马晋升道歉，并将处理情况函复《天津日报》。12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了马晋升的来信和中西餐同业工会的来信及公安局人事处的函复摘要，并加编者按，批评冯景泉的恶劣作风，并提出三条建议：“一、和冯景泉同时犯错误的人，亦应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处理。二、希望我们的人民公安人员，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认真学习，密切联系群众。三、希望冯景泉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的本质，并应公开进行检讨。” 黄敬看到报道后，十分气愤，立即电话指示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当晚召集报社、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公安局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黄敬在听取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市公安局的汇报后指出：此案处理不当，如此滥用职权、欺压群众的违法乱纪事件，仅给记大过了事是不严肃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小事情’，而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使我们的人民政府、我们的党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失去一切”。会议开到很晚，黄敬指示公安局要重新处理此案，又指示天津日报社社长王亢之按照他的讲话精神起草一篇社论。第二天，《天津日报》发表了题为《论冯景泉等违法乱纪的严重事件》的社论，对此事给予批评。重新处理此事件的消息刊出后，天津市各界人民纷纷给报社写信，表示拥护。
15日，《天津日报》以《公安局重新处理冯景泉事件，冯景泉、李贵增被撤职法办，七分局局长等有关人员受记过处分》为题发表了市公安局重新处理冯景泉事件向市人民政府的检查报告。同时专题发表了“津市公安干部员警普遍展开学习，检查违法乱纪行为，姑息包庇错误的思想受到批判”的综合报道。最后经市人民法院调查审理，于1952年3月29日以侵犯人权罪对冯景泉、李贵增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黄敬在这起典型案件的解决中，结合“三反”运动，充分利用报刊进行大张旗鼓地报道和宣传，动员群众参与信访工作，强化信访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进而扩大了政治影响，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有助于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重视信访制度建设，推动信访规范化管理
随着信访工作的不断发展，黄敬除了关心信访工作的相关实务之外，对信访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机构建设也给予指导，使信访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首先，黄敬重视信访工作的规章制度建设。黄敬除了鼓励市民通过写信来访自觉监督和关心自己的政府之外，为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他希望用规章制度来规范信访工作，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1951年4月2日，市人民政府在总结信访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信访工作的自身特点，制定了《处理群众问事及来件的规定》。这是天津解放后信访工作最早的一个规章制度。该规定对设置问事处、群众来件的处理程序、群众问事和来件分类以及案件处理的办法、情况调查、案件转办、答复群众、工作总结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项规定也成为天津信访工作制度编制的蓝本和基础。继杨月辉事件曝光处理之后，天津市委又提出要加大工作组织力度，建立联席会、联合办公制度，以加强交流和联系。这种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互相推诿的现象。1952年10月，天津市委秘书处发出《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积压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信访工作中存在人手不够，催办制度执行不利，信件积压严重等问题。《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积压情况的通报》也提出了改进意见：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加强催办工作；加强区委的领导，定期召开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工作；各部门进行必要的分工，并建立一定的联系制度，以便交流经验。为加强和健全信访工作中的催办制度，天津市人民政府以市长黄敬、副市长吴德、周叔弢的名义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各单位对本府交办的群众来信，均于七日内处理具报；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结时，也应先以电话告知本府办公厅。”这是天津市政府针对当时信访积压和拖延不办现象对信访办理时限作出的严格规定。正如黄敬所说的“人民政府做工作是根据人民的需要，集中人民的需要作工作，我们政府的人民的性质是否名副其实，就决定于是否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做人民政府工作，做得好，就是能符合人民的需要，也就是代表人民最大的利益”。此外，针对登记存档的办法，1952年，华北局办公厅出台《处理群众与干部来函的程序》，第十三项规定，所有处理过的案件均按地区分类登记存档。但天津的办法则是按问题性质分类存档，主要是鉴于天津作为城市比较集中，地区不广，查卷很方便，也便于了解在每一时期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这也说明黄敬及天津的领导人能因地制宜地理解和贯彻上级的指示，不盲从，这也符合黄敬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的工作风格。天津市为解决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1953年1月15日，市委在贯彻《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时，对设置专门机构和专职干部、定期检查工作、催办、答复群众以及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其次，黄敬认为组织机构建设对信访问题的解决也是重要保证。一是天津市委的信访组织机构建设比较早。1949年1月16日，黄敬就指示秘书处负责受理人民群众的问事和来件工作，具体来信来访业务由行政科办理。1949年5月，市委设立了问事处，接待来访群众，并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问题按业务分工由秘书处各科分别办理。这是信访工作“分级负责，归口交办”原则的雏形。到1952年10月，天津市委建立了办公厅，受理来信接待来访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厅行政科行政组负责。直到1953年市委办公厅专门设置来信组，成为市委受理来信接待来访的第一个专职机构。二是市人民政府的信访组织机构运行较好。1949年11月，市人民政府建立办公厅，信访工作也由办公厅负责，日常来信来访工作由办公厅行政处行政科办理。黄敬签署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处理群众问事及来件的规定》，要求“各单位得酌情设置问事处，或指派专职干部（在规定编制内自行调）负责办理解答事务。对于问事的市民，信访干部必须表示热烈的欢迎态度。各单位对群众来件，应按一般收文程序签收、挂号、登记、运转。应指定主办部门或专人负责校阅，办后应存档”。这个重要文件标志着天津市信访工作程序的确立，也表明黄敬对信访工作的重视。随着民主建政步伐的加快和信访问题的增多，1952年6月，市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撤销了问事处，建立了人民接待室（亦称办公厅信访处）主任李文成，副主任葛立鸣，编制20人。该机构除了处理一部分来信来访外，主要是加强信访工作的督促检查，综合反映，并总结交流经验，信访机构工作范围不断拓宽。在“三反”运动的推动下，信访形势发展很快，为了避免积压信件，及时处理，信访干部专职化成为趋势。到1953年初，天津市专职信访工作人员由l952年的132人增加到214人。针对有关信访的组织领导问题，华北局曾提出“一是党委要领导但不包办；二是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三是干部要专职、要精，要有相当的政治水平”。据此，天津市对信访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市属各个机关单位如人民法院、市总工会、市公安局以及区县政府等都相继设置问事处、接待组等机构，并根据本单位信访情况制定了相关工作制度。
黄敬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一直非常重视信访这一经济、快速、便捷的信息源头和通道。他将其群众观点、管理理念、工作态度和方法融入信访工作，调动群众参与政治运动和民主建政，为天津市政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他对信访工作的关注与投入也是他人生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编辑 叶 松）
（作者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唐山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