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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粟裕
作为我党创建的第一家大型军工联合体，大连建新公司所生产的“大炮弹”、迫击炮等，在大决战关头摧营拔寨，所向披靡，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为建立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刘少奇、朱德、粟裕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对其高度评价。
身在东北，由华东局领导
1946年6月26日，蒋军以二十多万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内战导火索。战争初期，他们仰仗着接收的大批日军装备、美军援助的军火，攻势凌厉，致使我东北、中原、华东等地的大片解放区相继失守。然而，即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军也没有顾此失彼，而是放眼长远，为战略反攻提前布局。
8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萧劲光遵照东北局首长的指示，身着便服，带着两个随同，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从哈尔滨直奔大连，考察创建军工基地的可行性。经过调研，他了解到，大连属于苏军管辖，虽然苏联与国民政府建有外交关系，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心却倾向中共；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力量较大，市政府基本上由中共掌权；日本投降后，一些设备被苏军作为战利品拆卸、运走，但工业基础尚存，原先的2000多家工厂，已恢复300多家。而且，大连拥有东北唯一的自由港，可与上海、天津、香港、朝鲜等地进行贸易往来，采购各种原
材料……
不久，萧劲光就向中央提出在大连秘密创建军工基地的建议。随后，中央发出指示，认为“大连设厂是为长久计”，要求各个解放区向大连“派出干部，携带一部分资本，前往该地开办兵工厂及医院设备作为营业生意，除自身用外，各解放区可向其订货”。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解放区隶属于华东局。此时，蒋军在山东屡屡得手，山东解放区损失惨重，大批伤病员（包括吴运铎等）和军官家属（包括陈毅夫人张茜、粟裕夫人楚青等），纷纷渡海到大连避难。大连已成为华东局的战略后方。
10月中旬，一接到中央电报，陈毅爽快地表示：“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蒋委员长，十分慷慨地送来不少美制大炮，却又十分吝啬地不肯多给炮弹。你们去首先要设法搞7.5公分的美制榴弹炮弹，当然其他口径的炮弹和炸药也
需要。”
于是，华东局派遣朱毅（时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吴屏周（原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政委）等60余名干部，秘密前往大连，与东北局、晋察冀局等共同筹建“关东建新工业公司”。1947年7月1日，华东局投资的黄金相当于3.5亿（法币），东北局投资1.5亿（法币），在中共旅大地委的支持下，建新公司宣告成立，朱毅出任经理。下辖8个工厂，2000多人，其中，裕华铁工厂和宏昌铁工厂为隐蔽厂，不对外发生业务。裕华厂负责弹体加工和炮弹总装，厂长是吴屏周；宏昌厂主要负责引信生产，厂长是吴运铎（还兼任总厂工程部副部长）。
由于1946年11月以后，蒋军已占领金县石河驿苏军关卡以北的营口、辽阳、沈阳、长春等广大地区，从北满根据地到大连的道路中断，东北局人员到大连办事，都要借道朝鲜，途经安东（今丹东）、庄河，秘密潜入。而且，东北野战军主要是在北满地区与蒋军周旋，已拥有珲春、兴山、鸡西、哈尔滨四大军工基地，所以，东北局与华东局达成共识，建新公司由华东局领导，“当时有一个原则，建新公司生产的产品以绝对多数弹药供给华东作战”。
17人光荣献身
我军的军事工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10月的官田兵工厂，当时只能修理破损枪械、复装子弹等。火炮和炮弹，全部依靠战场缴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解放区虽然都创建了兵工厂，但规模小、品种少、技术含量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还可以对付。到了国共生死大决战，需要采取阵地战、攻坚战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攻打城市，如果没有炮，靠爬云梯，靠炸药包，那是很难成功的”。潍县战役是华野组织的第一个攻坚战。蒋军守城部队只有4.7万人，华野攻城部队超过12万人。战斗打响，由于没有重炮，华野用便携式、驮载式迫击炮进行轰击，不仅射程近、威力小，而且复装弹出膛不久，巨大的冲击力使尾翼脱落，炮弹像无头苍蝇，在重力作用下，刚飞行半程就坠入地面……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伤亡7980人，才占领潍县城关镇。
前线火炮“嗷嗷待哺”，建新公司的研制人员更是心急火燎。但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干着急有什么用？
當年，在我军的军工专家队伍中，赫赫有名的，当数华东军械处副处长兼炮弹厂厂长吴运铎。吴运铎，1917年生于江西萍乡。只念过几年书。当过矿工、机电工。1938年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修械所。由于他善学苦钻实干，很快成长为自制步枪、子弹专家，被誉为“枪炮大王”。但对于钢质炮弹，吴运铎却是个“门外汉”。当时，我军兵工厂制造的炮弹，都是铁质复装弹，远远适应不了大决战的需要。为了加快研制速度，吴运铎废寝忘食，吃、睡在车间。他土法上马，通过测绘、解剖炮弹样品，参悟钢质炮弹的玄机，边仿制、边攻关。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才能将铜弹带牢固地镶嵌在弹体上？国外是用大型专用星形水压机挤压弹带，建新公司哪有？吴运铎琢磨良久，让车工旋制一个漏斗孔的钢模，强迫弹体连同弹带从钢模大口挤进，再从小口挤出，巧妙地降伏了这一拦路虎。
钢质炮弹终于造了出来，质量如何，还需要爆炸检验。他们没有大炮，只能土法上马：在龙头山海边试验场，吴运铎和吴屏周把引信撞针用保险叉卡住，拴上绳子，两个人趴在掩体内拉动绳子，弹头落下撞针击发雷管，引爆弹体。八发试爆弹，前六发一拉一声巨响；到了第七发，弹头落地后，迟迟不见爆炸。一支烟工夫后，吴屏周按捺不住，走出掩体，直奔哑弹，想一探究竟；吴运铎跟着走了过去。吴屏周先蹲下去，想检查一下，“轰”的一声，哑弹突然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身后的吴运铎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吴运铎捡了一条命，但左眼炸瞎，左手腕炸断，右腿膝盖以下炸劈一半，脚趾也炸飞好几个。伤口还没痊愈，吴运铎就以顽强的毅力，躺在病床上，继续进行炮弹研制。 由于生产条件较差、安全知识欠缺等原因，发生了多起伤亡事故。据统计，先后有17人光荣
献身。
1948年1月24日，7.5公分钢质炮弹喜获成功。为纪念这个重要日子，建新公司特意将她命名为“一·二四”式炮弹，俗称“大炮弹”。不久，美式迫击炮及其M48引信等也仿制成功。此时，我军已粉碎蒋军的大举进攻，刚刚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大炮弹”让解放军如虎添翼！
“大炮弹”由华东局华顺商行运输队负责运输。他们从建新公司专用黑嘴子码头秘密装上小汽船，船上的烟囱套着大木桶消音。犹如蚂蚁搬家，小汽船先向东开到朝鲜公海，再以貌似朝鲜船只的模样，乘着夜色绕过蒋军军舰封锁线，一天一夜后，秘密运到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俚岛港，再由荣成老解放区的支前民兵用小推车（即独轮车）分批送到华东前线。
伍修权“收走”黄金风波
1947年5月，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伍修权辗转来到大连，检查、指导建新公司的工作。
1947年下半年开始，蒋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愈发猛烈，黄海、渤海被严密封锁，华东与大连的人员往来基本中断，华东局无法及时向建新公司提供经费。11月7日，华东局派人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求援。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听完汇报，当即表示：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从1948年元旦开始，建新公司所需经费全部由东北局负担，生产的“大炮弹”仍然主要供给华东前线。
可是，1948年却发生了黄金追查
风波。
伍修权回忆道：“还有人向华东告状，说伍修权把公司掌握的黄金都收走了，也不是把大部产品支援华东，而是把军工产品都运到北满去了。当时饶漱石主管华东工作，状告到饶漱石那里，又告到中央，中央打电报给东北局，追查这件事情。我作了申明，没有这回事。第一条，我没有没收一分华东的金子，这可以查；第二条，已经确定建新公司绝大部分产品供给华东。我的申明经东北局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又把这个意见转给华东，转给饶漱石，这都有电报可查的。以后饶漱石又经中央给了我一封电报，说这个事情是不确实的，华东局向伍修权同志道歉。”
1948年秋天，中央军委电令：建新公司改属中央军委领导，委托东北军区军工部
代管。
前线拒用“大炮弹”
淮海战役，是我军推翻蒋家王朝的致命一击。从1948年11月6日打响，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
1948年11月26日，中原野战军六路纵队把黄维兵团的12万大军围困在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式机械化装备，第18军还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面对包围，黄维下令将所属火炮、坦克等布置在双堆集外围，形成一个环行火力防御网，坚守待援。他还得意洋洋地自夸，这是一个“硬核桃”，让没有“重锤”的共军啃不动、咽不下。
黄维却没想到，彼一时，此一时。建新公司的“大炮弹”已送到华东前线，只等“发威”。接到中原野战军的请求，华野立即派出特种兵纵队的所有炮兵，对双堆集一顿狂轰滥炸，把这个“硬核桃”砸得稀碎，为全歼黄维兵团立下头功。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刚刚落幕，粟裕就亲笔给建新公司写来感谢信：“朱毅同志，非常感谢你！你们做的威力很大的炮弹，保证了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
胜利。”
此前，在全军军工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对建新公司的代表说：“你们建新公司做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
5月中旬，就在前线捷报频传、后方加班生产之际，建新公司突然接到急电，说浙东前线炮兵发生了膛炸事故，死伤多人，部队已拒绝使用“大炮弹”。收到电报，大家面红耳赤，都感到抬不起头来。这不仅关系到公司的声誉，还会影响到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性质很严重。
紧急會商后，建新公司决定派遣主管炮弹生产和技术的负责人叶英，火速赶往宁波我军防区。经过对炸膛炮弹的弹片拼接、分析，他断定，这发炮弹是缴获的蒋军炮弹。为了证明“大炮弹”的安全可靠，建新公司同意免费拿出300～500发，让部队检验。一发、两发、三发……“一·二四”顺利出膛，百发百响。打到第100发，前线首长紧急叫停。他紧握叶英的手，风趣地说：“大炮弹”很珍贵啊，还是留给敌人“享用”吧！
“建新精神”代代相传
1950年5月，新中国已经成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建新公司奉命停止军品生产。不久，公司撤销，所属各厂分解为大连化工厂、大连特殊钢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橡塑机厂等，划归东北工业部。至此，建新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据统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建新公司生产7.5公分炮弹53.58万发，各种型号的无烟药453吨，6公分迫击炮1430门，苏式冲锋枪563支等。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所用炮弹主要来自建新公司，辽沈战役也使用了不少“大炮弹”。
但是，建新公司的撤销并不意味着她的生命终结，相反，她破茧成蝶，在更广阔的领域展翅高飞：
一、成为企业管理的“人才摇篮”。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刘少奇就高瞻远瞩，明确指示：“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你们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但中央对你们还寄托着更大的希望。……我们党的干部，熟悉现代工业的技术和管理的人不多，老解放区没有现代工业，没有锻炼干部的条件。大连建新公司是个综合性企业，生产门类较多，是最好的培养工业管理干部的场所。”为此，建新公司实行双岗制，一个干部调走，不影响正常工作，还可以继续培养一个。1948年底，辽沈战役胜利后，建新公司调出一批干部，帮助沈阳兵工厂、辽阳火药厂恢复生产；1949年7月，朱毅率领108人南下，创建大冶特殊钢厂……据不完全统计，建新公司先后向全国各地输送干部和技术骨干上千人。
二、抗美援朝再立新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大连又成为志愿军重要的军需供应基地。根据中央军委和东北兵工局的命令，在原建新公司军品厂基础上，迅速成立八一厂，专门生产7.0公分、7.5公分反坦克破甲弹；随后，又奉命研制、生产远距离击穿坦克铠甲的9.0公分火箭弹。三年中，“生产步兵炮榴弹、锥空破甲弹和火箭弹、杀伤爆破榴弹共144万发，装配炸药8432箱（每箱24公斤）”，受到东北兵工局和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三、为保卫、建设国家贡献力量。1959年，八一厂又更名为五二三厂，成为国内最早为核电及核工程提供装备的企业之一，为我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及核工程设备制造作出了贡献。1999年11月，根据形势和市场的需要，又更名为大连宝原核设备有限公司，在第三代核电技术国产化的设备研发和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秦山核电二期扩建工程、辽宁红沿河核电站等提供成套设备，名扬
四海。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新公司不断脱胎换骨，成长壮大。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企业的名称怎么变更、生产品种如何调整，他们那种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依然红旗不倒，代代相传！
（编辑 黄艳）
作者：大连市作家协会理事暨报告文学
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之窗》原执行主编
——粟裕
作为我党创建的第一家大型军工联合体，大连建新公司所生产的“大炮弹”、迫击炮等，在大决战关头摧营拔寨，所向披靡，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为建立新中国作出卓越贡献，刘少奇、朱德、粟裕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对其高度评价。
身在东北，由华东局领导
1946年6月26日，蒋军以二十多万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内战导火索。战争初期，他们仰仗着接收的大批日军装备、美军援助的军火，攻势凌厉，致使我东北、中原、华东等地的大片解放区相继失守。然而，即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军也没有顾此失彼，而是放眼长远，为战略反攻提前布局。
8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萧劲光遵照东北局首长的指示，身着便服，带着两个随同，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从哈尔滨直奔大连，考察创建军工基地的可行性。经过调研，他了解到，大连属于苏军管辖，虽然苏联与国民政府建有外交关系，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心却倾向中共；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力量较大，市政府基本上由中共掌权；日本投降后，一些设备被苏军作为战利品拆卸、运走，但工业基础尚存，原先的2000多家工厂，已恢复300多家。而且，大连拥有东北唯一的自由港，可与上海、天津、香港、朝鲜等地进行贸易往来，采购各种原
材料……
不久，萧劲光就向中央提出在大连秘密创建军工基地的建议。随后，中央发出指示，认为“大连设厂是为长久计”，要求各个解放区向大连“派出干部，携带一部分资本，前往该地开办兵工厂及医院设备作为营业生意，除自身用外，各解放区可向其订货”。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解放区隶属于华东局。此时，蒋军在山东屡屡得手，山东解放区损失惨重，大批伤病员（包括吴运铎等）和军官家属（包括陈毅夫人张茜、粟裕夫人楚青等），纷纷渡海到大连避难。大连已成为华东局的战略后方。
10月中旬，一接到中央电报，陈毅爽快地表示：“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蒋委员长，十分慷慨地送来不少美制大炮，却又十分吝啬地不肯多给炮弹。你们去首先要设法搞7.5公分的美制榴弹炮弹，当然其他口径的炮弹和炸药也
需要。”
于是，华东局派遣朱毅（时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吴屏周（原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政委）等60余名干部，秘密前往大连，与东北局、晋察冀局等共同筹建“关东建新工业公司”。1947年7月1日，华东局投资的黄金相当于3.5亿（法币），东北局投资1.5亿（法币），在中共旅大地委的支持下，建新公司宣告成立，朱毅出任经理。下辖8个工厂，2000多人，其中，裕华铁工厂和宏昌铁工厂为隐蔽厂，不对外发生业务。裕华厂负责弹体加工和炮弹总装，厂长是吴屏周；宏昌厂主要负责引信生产，厂长是吴运铎（还兼任总厂工程部副部长）。
由于1946年11月以后，蒋军已占领金县石河驿苏军关卡以北的营口、辽阳、沈阳、长春等广大地区，从北满根据地到大连的道路中断，东北局人员到大连办事，都要借道朝鲜，途经安东（今丹东）、庄河，秘密潜入。而且，东北野战军主要是在北满地区与蒋军周旋，已拥有珲春、兴山、鸡西、哈尔滨四大军工基地，所以，东北局与华东局达成共识，建新公司由华东局领导，“当时有一个原则，建新公司生产的产品以绝对多数弹药供给华东作战”。
17人光荣献身
我军的军事工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10月的官田兵工厂，当时只能修理破损枪械、复装子弹等。火炮和炮弹，全部依靠战场缴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解放区虽然都创建了兵工厂，但规模小、品种少、技术含量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还可以对付。到了国共生死大决战，需要采取阵地战、攻坚战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攻打城市，如果没有炮，靠爬云梯，靠炸药包，那是很难成功的”。潍县战役是华野组织的第一个攻坚战。蒋军守城部队只有4.7万人，华野攻城部队超过12万人。战斗打响，由于没有重炮，华野用便携式、驮载式迫击炮进行轰击，不仅射程近、威力小，而且复装弹出膛不久，巨大的冲击力使尾翼脱落，炮弹像无头苍蝇，在重力作用下，刚飞行半程就坠入地面……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伤亡7980人，才占领潍县城关镇。
前线火炮“嗷嗷待哺”，建新公司的研制人员更是心急火燎。但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干着急有什么用？
當年，在我军的军工专家队伍中，赫赫有名的，当数华东军械处副处长兼炮弹厂厂长吴运铎。吴运铎，1917年生于江西萍乡。只念过几年书。当过矿工、机电工。1938年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修械所。由于他善学苦钻实干，很快成长为自制步枪、子弹专家，被誉为“枪炮大王”。但对于钢质炮弹，吴运铎却是个“门外汉”。当时，我军兵工厂制造的炮弹，都是铁质复装弹，远远适应不了大决战的需要。为了加快研制速度，吴运铎废寝忘食，吃、睡在车间。他土法上马，通过测绘、解剖炮弹样品，参悟钢质炮弹的玄机，边仿制、边攻关。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才能将铜弹带牢固地镶嵌在弹体上？国外是用大型专用星形水压机挤压弹带，建新公司哪有？吴运铎琢磨良久，让车工旋制一个漏斗孔的钢模，强迫弹体连同弹带从钢模大口挤进，再从小口挤出，巧妙地降伏了这一拦路虎。
钢质炮弹终于造了出来，质量如何，还需要爆炸检验。他们没有大炮，只能土法上马：在龙头山海边试验场，吴运铎和吴屏周把引信撞针用保险叉卡住，拴上绳子，两个人趴在掩体内拉动绳子，弹头落下撞针击发雷管，引爆弹体。八发试爆弹，前六发一拉一声巨响；到了第七发，弹头落地后，迟迟不见爆炸。一支烟工夫后，吴屏周按捺不住，走出掩体，直奔哑弹，想一探究竟；吴运铎跟着走了过去。吴屏周先蹲下去，想检查一下，“轰”的一声，哑弹突然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身后的吴运铎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吴运铎捡了一条命，但左眼炸瞎，左手腕炸断，右腿膝盖以下炸劈一半，脚趾也炸飞好几个。伤口还没痊愈，吴运铎就以顽强的毅力，躺在病床上，继续进行炮弹研制。 由于生产条件较差、安全知识欠缺等原因，发生了多起伤亡事故。据统计，先后有17人光荣
献身。
1948年1月24日，7.5公分钢质炮弹喜获成功。为纪念这个重要日子，建新公司特意将她命名为“一·二四”式炮弹，俗称“大炮弹”。不久，美式迫击炮及其M48引信等也仿制成功。此时，我军已粉碎蒋军的大举进攻，刚刚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大炮弹”让解放军如虎添翼！
“大炮弹”由华东局华顺商行运输队负责运输。他们从建新公司专用黑嘴子码头秘密装上小汽船，船上的烟囱套着大木桶消音。犹如蚂蚁搬家，小汽船先向东开到朝鲜公海，再以貌似朝鲜船只的模样，乘着夜色绕过蒋军军舰封锁线，一天一夜后，秘密运到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俚岛港，再由荣成老解放区的支前民兵用小推车（即独轮车）分批送到华东前线。
伍修权“收走”黄金风波
1947年5月，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伍修权辗转来到大连，检查、指导建新公司的工作。
1947年下半年开始，蒋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愈发猛烈，黄海、渤海被严密封锁，华东与大连的人员往来基本中断，华东局无法及时向建新公司提供经费。11月7日，华东局派人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求援。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听完汇报，当即表示：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从1948年元旦开始，建新公司所需经费全部由东北局负担，生产的“大炮弹”仍然主要供给华东前线。
可是，1948年却发生了黄金追查
风波。
伍修权回忆道：“还有人向华东告状，说伍修权把公司掌握的黄金都收走了，也不是把大部产品支援华东，而是把军工产品都运到北满去了。当时饶漱石主管华东工作，状告到饶漱石那里，又告到中央，中央打电报给东北局，追查这件事情。我作了申明，没有这回事。第一条，我没有没收一分华东的金子，这可以查；第二条，已经确定建新公司绝大部分产品供给华东。我的申明经东北局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又把这个意见转给华东，转给饶漱石，这都有电报可查的。以后饶漱石又经中央给了我一封电报，说这个事情是不确实的，华东局向伍修权同志道歉。”
1948年秋天，中央军委电令：建新公司改属中央军委领导，委托东北军区军工部
代管。
前线拒用“大炮弹”
淮海战役，是我军推翻蒋家王朝的致命一击。从1948年11月6日打响，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
1948年11月26日，中原野战军六路纵队把黄维兵团的12万大军围困在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式机械化装备，第18军还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面对包围，黄维下令将所属火炮、坦克等布置在双堆集外围，形成一个环行火力防御网，坚守待援。他还得意洋洋地自夸，这是一个“硬核桃”，让没有“重锤”的共军啃不动、咽不下。
黄维却没想到，彼一时，此一时。建新公司的“大炮弹”已送到华东前线，只等“发威”。接到中原野战军的请求，华野立即派出特种兵纵队的所有炮兵，对双堆集一顿狂轰滥炸，把这个“硬核桃”砸得稀碎，为全歼黄维兵团立下头功。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刚刚落幕，粟裕就亲笔给建新公司写来感谢信：“朱毅同志，非常感谢你！你们做的威力很大的炮弹，保证了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
胜利。”
此前，在全军军工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对建新公司的代表说：“你们建新公司做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
5月中旬，就在前线捷报频传、后方加班生产之际，建新公司突然接到急电，说浙东前线炮兵发生了膛炸事故，死伤多人，部队已拒绝使用“大炮弹”。收到电报，大家面红耳赤，都感到抬不起头来。这不仅关系到公司的声誉，还会影响到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性质很严重。
紧急會商后，建新公司决定派遣主管炮弹生产和技术的负责人叶英，火速赶往宁波我军防区。经过对炸膛炮弹的弹片拼接、分析，他断定，这发炮弹是缴获的蒋军炮弹。为了证明“大炮弹”的安全可靠，建新公司同意免费拿出300～500发，让部队检验。一发、两发、三发……“一·二四”顺利出膛，百发百响。打到第100发，前线首长紧急叫停。他紧握叶英的手，风趣地说：“大炮弹”很珍贵啊，还是留给敌人“享用”吧！
“建新精神”代代相传
1950年5月，新中国已经成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建新公司奉命停止军品生产。不久，公司撤销，所属各厂分解为大连化工厂、大连特殊钢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橡塑机厂等，划归东北工业部。至此，建新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据统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建新公司生产7.5公分炮弹53.58万发，各种型号的无烟药453吨，6公分迫击炮1430门，苏式冲锋枪563支等。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所用炮弹主要来自建新公司，辽沈战役也使用了不少“大炮弹”。
但是，建新公司的撤销并不意味着她的生命终结，相反，她破茧成蝶，在更广阔的领域展翅高飞：
一、成为企业管理的“人才摇篮”。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刘少奇就高瞻远瞩，明确指示：“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你们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但中央对你们还寄托着更大的希望。……我们党的干部，熟悉现代工业的技术和管理的人不多，老解放区没有现代工业，没有锻炼干部的条件。大连建新公司是个综合性企业，生产门类较多，是最好的培养工业管理干部的场所。”为此，建新公司实行双岗制，一个干部调走，不影响正常工作，还可以继续培养一个。1948年底，辽沈战役胜利后，建新公司调出一批干部，帮助沈阳兵工厂、辽阳火药厂恢复生产；1949年7月，朱毅率领108人南下，创建大冶特殊钢厂……据不完全统计，建新公司先后向全国各地输送干部和技术骨干上千人。
二、抗美援朝再立新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大连又成为志愿军重要的军需供应基地。根据中央军委和东北兵工局的命令，在原建新公司军品厂基础上，迅速成立八一厂，专门生产7.0公分、7.5公分反坦克破甲弹；随后，又奉命研制、生产远距离击穿坦克铠甲的9.0公分火箭弹。三年中，“生产步兵炮榴弹、锥空破甲弹和火箭弹、杀伤爆破榴弹共144万发，装配炸药8432箱（每箱24公斤）”，受到东北兵工局和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三、为保卫、建设国家贡献力量。1959年，八一厂又更名为五二三厂，成为国内最早为核电及核工程提供装备的企业之一，为我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及核工程设备制造作出了贡献。1999年11月，根据形势和市场的需要，又更名为大连宝原核设备有限公司，在第三代核电技术国产化的设备研发和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秦山核电二期扩建工程、辽宁红沿河核电站等提供成套设备，名扬
四海。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新公司不断脱胎换骨，成长壮大。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企业的名称怎么变更、生产品种如何调整，他们那种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依然红旗不倒，代代相传！
（编辑 黄艳）
作者：大连市作家协会理事暨报告文学
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之窗》原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