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寸，黑脸膛，灰夹克，岳阳话。何大明依然是那位精明强干的渔民。在外界眼中，这个40岁的中年男人依然是那个叉开双腿铁塔一样稳立船头的“江豚守护者”。但如今，他的身份增加了一项：在逃人员。

“了难”

　　导致何大明被列为网上追逃人员的，是一宗发生在去年10月的“敲诈勒索案”。
　　2013年重阳节次日，秋色已浓，洞庭湖即将进入枯水季，湖里的渔民，正在抓紧时间进行一年中最后的捕捞作业。11月后，洞庭湖干涸大半，渔民将无所事事。
　　当晚，何某驾船在东洞庭湖君山壕坝水域进行电捕鱼。这是一种被禁止使用的捕捞方式，由于电流覆盖范围内的大鱼小鱼都被电死，侥幸不死也会失去繁育能力，对渔业资源极具毁灭性。但由于捕鱼效率高，被洞庭湖渔民采用了20年之久，屡禁不止。
　　何某的船上采用了120瓦发电机，这是一种功率较高的发电机，在船行驶过程中，电网产生的高压电瞬间将鱼击毙，落入后面的拖网中，隔1小时左右停船收网，将鱼倒进船舱，再继续作业。当晚何某收获颇丰，当何大明等4人驾驶快艇赶来制止时，船舱中已经有1000多斤渔获物。
　　何大明当时的身份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每天巡湖制止电捕鱼是他的主要工作。当晚11时他接到举报后，和李劲松、彭朝晖、颜伏兰等人一起，驾驶快艇驶往君山水域。发现何某的电捕鱼船时，已是凌晨4时许。
　　快艇靠上渔船，何大明让何某停止电捕鱼作业，并用手电扫了扫船舱，目测里面的鱼有“大约一千斤”，他们都知道，只要非法捕捞的数量达到500公斤，报给渔政，就够得上烧船、拘留的处分。双方都明白后果的严重性。
　　渔船上的何某和几个妇女苦苦哀求，请何大明放一马。他们提出，把捕获的鱼送给何大明等人，这些鱼卖掉，也有四五千块钱。
　　何大明不同意，他摆出公事公办的姿态，打电话给城陵矶渔政站站长罗满辉，希望渔政部门前来处理。但“不知为什么，电话没有接通”。
　　这时，由于恐惧和愤怒，船上的妇女开始变得歇斯底里，她们对何大明喊道，“（如果不放过我们）船没了，家破人亡，我们跳湖算了！”
　　何大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害怕这些人真的干出这种事。他认识这些湖北渔民，就在半个月前，他抓到过同一批电捕鱼的人，有一个渔民真的跳了湖，眨眼就不见了踪影。何大明第二天才知道这个渔民自己游上岸。但因为这件事，他挨了渔政人员的严厉批评，他们怕闹出人命。
　　何大明说，这时他心里没底，渔政的电话没打通，他也没再尝试。见周围有很多电捕鱼的船，他就让李劲松留在电捕鱼的船上，自己带着彭朝晖、颜伏兰开快艇继续追赶其他电捕鱼的船去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据岳阳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透露，何某请鱼贩舒相成讲情，舒相成当时打电话给何大明，请其放何某一马，何大明未置可否，只是让何某上岸后与李劲松联系。
　　当天中午，何某请李劲松、彭朝晖、颜伏兰吃饭，饭后向李劲松提出“了个难（了结被抓到电捕鱼一事）”，李劲松开价1万元。何某希望减2000元，请舒相成向李劲松讲情，李劲松说自己做不了主，要求舒相成打电话给何大明，何在电话里同意减2000元。
　　次日，何某带钱来到听涛阁茶楼，与李劲松见面，但此时李劲松执意不肯减2000元。何某无奈，便给了李劲松1万元现金。据岳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透露，李劲松拿到钱后，自己私扣了2000元，将8000元交给何大明，何又从中拿出2000元给李劲松，自己留下6000元。

幕后

　　如果不是当事人何某隔了4个月后蹊跷的报案，这起“了难”事件可能会沉到洞庭湖底，永不为人所知。
　　2014年3月初，何某到岳阳县公安局报案称被“敲诈勒索”。3月22日，李劲松巡湖上岸后，正在轻松地散步，被警方拘留。办案民警告诉记者，由于收钱时只有李劲松一人在场，他们开始时并未掌握何大明涉案的证据。而李劲松在被拘留的头一个星期里，把所有罪责揽到自己身上，替何大明“扛着”。
　　办案民警未透露用了何种方式让李劲松“开口”，但否认使用了刑讯逼供。在李劲松被拘的头几天里，何大明仍出入公共场合，以示与此事无关，他甚至表示，不相信李劲松会干出这种事，李劲松在湖上“没面子”，要不来钱。
　　3月底，李劲松供认了向何某索要1万元的事发经过，何大明被列入涉案人员名单，但前去抓捕何大明的警察却扑了空，何大明像一条鱼一样消失在洞庭湖里。
　　与此同时，另一些事实开始浮出水面。
　　3月6日，江豚保护协会开大会，对何大明作出“开除会籍，罢免副会长”决定，开除理由竟然包含了敲诈勒索一条罪名。决定书指出，“2013年下半年开始，渔政部门、协会巡逻队员、洞庭湖渔民多次向协会反映何大明涉嫌违法乱纪问题……甚至对巡逻队员和渔民敲诈勒索。”
　　何大明的妻子陈云认为，这是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在幕后操纵的。在她看来，江豚保护协会的会长交椅，本应何大明坐，但徐亚平在江豚保护协会做大之后，想把何大明一脚踢开。
　　陈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大明是江豚协会的首倡者。早在2011年，他就想成立 一个名为“渔业资源保护协会”的NGO，因无挂靠单位，一直无法在民政局注册。此时，时任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的徐亚平找到了何大明。
　　陈云对徐亚平深夜拜访的一幕记忆犹新。徐亚平说能把江豚协会注册下来，前提是他来当会长。她记得徐亚平对何大明说，能让全中国、全世界的媒体上都有江豚的标志。
　　何大明被说服了，让出会长一职，自己当副会长，率领其他12名渔民成立了巡逻队，巡湖保护江豚。巡湖是该协会主要日常工作，他们认为，在持续20多年的非法捕捞下，日益枯竭的洞庭湖渔业资源，是江豚生存最大的敌人。 　　媒体来访时，何大明就开船带记者到湖中“看江豚”。 巡逻队用的船，是队员自己的3条铁驳船，后来何大明说服西瓜山社区，向协会捐了一条快艇。他们的日常巡湖，主要是发现并制止电捕鱼等违禁捕捞方式，报告给渔政处理。
　　巡湖的主要开支是油费和队员的盒饭费。100马力的铁驳船，每次常规巡湖要烧掉40-50升柴油，要花二三百元。巡湖油费积少成多，无法在协会报销，成为江豚协会日益扩大的裂痕。
　　2012年底，何大明拿着3800元油费报销单找徐亚平报销，徐签了字，但会计说到年底了，不好取钱，过了年再说。过了年之后，又一直拖着没报。
　　何大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会长徐亚平亲自安排的一些巡湖接待任务，油费得以报销，而何大明巡湖两年积累的1万多元油费，协会只报了4100元，至今有8000多元不给报。
　　协会没钱吗？何大明不这么认为。阿拉善SEE基金会2013年捐助了江豚保护协会一笔20万元款项，用于一线巡湖队员的油费、盒饭费，何大明认为这笔钱根本没有用于巡湖专项支出。
　　何大明认为自己被徐亚平利用了，两人在江豚保护协会的角色，何大明是“做事的”，而徐亚平是“得利的”。
　　油费得不到报销，巡逻队员也没有任何收入，只有年底，协会发给每个队员100元红包，何大明是200元。

分裂

　　当初签了生死状的巡逻队员，除了徐亚平和彭祥林，都是普通渔民。
　　何大明表示，巡湖的油费需要队员自己垫付，吃饭也是自己掏钱。巡逻队员无法从协会获得经济上的支持，这样下去谁还愿留在协会？

　　徐亚平的解释是：巡逻队员都是志愿者，协会没有义务给这些人发工资。他反问，“你见过哪个NGO是给志愿者发工资的？
　　退伍军人出身的彭祥林，微博名为“洞庭湖鸟人”，曾任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但目前已经退出协会，自认为对徐何二人的看法保持中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大明以前做生意，发了笔小财，有能力专心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陈云告诉记者，2010年，何大明开了一家“打鱼佬”餐馆，在渔民的帮衬下，生意红火，一年纯收入20多万。但一年后，当地修巴陵广场，餐馆被拆迁，获得拆迁费21万多。在此期间，何大明开始着手保护江豚的事情，“他不呆在店子里，有时间就开船去看江豚了”。
　　2012年，何大明另觅地址，新开了一家“打鱼佬”，但境况凄惨。原因正与当初的红火如出一辙，“何大明搞江豚协会，每天都阻止别人电打鱼，把湖上的渔民得罪光了，谁还帮衬他？”陈云说。无奈，只好把餐馆转租给别人经营。一家人的收入，主要来自投资岳阳县造纸厂获得的每年一万多元分红。
　　彭祥林认为，何大明近几年应该没有大钱入账，儿子正读高中，老婆无业，经济状况应该不宽松。
　　眼见各界捐助源源不断打到江豚协会账上，而巡逻队成员却无法从中受益，可以想见何大明心中的不平。
　　2013年，何大明打算结束这段“被利用”的尴尬关系，离开江豚协会。
　　9月，他在岳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了洞庭湖清洁服务队，与另外8名渔民合资30多万元，购买了一条收废油的大船，9人团队对外号称“9兄弟连”。
　　收废油是洞庭湖等地特有的一项服务。当地采砂船、运砂船众多，每隔一段时间，船舱里都会被一些机油与水的混合液体，砂船图省事，往往将废油排到湖里。于是洞庭湖上出现了专门收废油的人，他们会给大船上买点菜，打扫干净船舱，将废油抽走，再以每吨4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提炼工厂。
　　但收废油并不是一项赚钱的买卖，一艘船每天收的废油，最多两三吨，扣除成本，分摊给九个人，只有微利。投资30多万买一条大船，去做一项不赚钱的生意，这个逻辑并不容易理解。
　　而做公益，也许本身是一项有钱途的事业。何大明出事前，北京环保人士冯永锋同情他的困难处境，为他发起了两次募捐，共募得3万多元。而湖南人大环资委主任刘帅，也说服了沅江太阳鸟公司，达成了捐赠一台快艇和每年13万元维护费用的意向。
　　在湖南的公益环保人士看来，正是因为何大明开始大张旗鼓地接受外界捐赠，侵犯了徐亚平的利益，才招致这场官司。“从冯永锋为何大明募捐开始，徐亚平就发动协会的巡逻队员，收集何大明敲诈勒索渔民的证据。”
　　要在一个只读过8年书、年轻时是游荡汉的“调皮”渔民身上寻找过错，并不难。
　　曾维固与何大明曾是20多年的兄弟，他觉得何大明是自作孽。“他把渔民都得罪光了。”他说，何大明忘了自己也是渔民出身，为了保护江豚，把那些可怜的渔民举报给渔政，让渔政罚款、烧船，“这不是祸害吗？”
　　如果纯粹出于公益做这些事，并无可厚非，但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拥有是否将电捕鱼举报给渔政的权力之后，谁能保证不以权谋私。曾维固说，“何大明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曾维固以前贩鱼为生，认识大量渔民，他从2012年就听到一些传闻，说何大明在抓非法捕捞的渔民时，收人家好处。但他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渔民被何大明敲诈过。说到底，都是一些传闻。事实上，岳阳县公安局并未接到其他指控何大明敲诈勒索的报案。

乱账

　　同样以保护江豚的名义，2013年成为徐亚平的丰收年。
　　这一年，他获评2012年度中国十大责任公民，当选岳阳市第七届人大代表，受邀为岳阳市委常委班子做保护江豚的报告，风头无两。
　　江豚协会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改善，除了阿拉善的20万元巡湖专项援助外，阿里巴巴慈善基金会援助江豚协会30万元，用于购买巡湖船只。徐亚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协会成立两年，共收到各界援助70多万元。
　　数目不菲的捐助，与江豚协会的模糊不清的支出，引来了广泛质疑。
　　徐亚平购置了一台价值40万元的丰田汉兰达，自称改善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用车状况，但未透露购车资金来源。而同时，阿里巴巴捐助的30万元购船款，还没有变现为一艘“宽敞快速的巡湖大船”。
　　2013年初，徐亚平在湘阴县建了一个渔民上岸养殖基地，养小龙虾，总投资70多万元，徐亚平当初承诺，包赚不赔，于是大部分巡逻队员入股1万～5万元不等，徐亚平是大股东。第一年亏损20多万，巡逻队员曾堵住江豚协会大门，要求讨还股本，徐亚平被迫退还了部分队员的本金。
　　但这个养殖基地，徐亚平无法说清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协会名义进行的投资。
　　江豚协会、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徐亚平个人投资，三本账未独立核算，而是纠缠在一起。江豚协会的财务支出，基本是徐亚平一支笔说了算。
　　岳阳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长艾日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江豚协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组织会计制度，去年查账时发现，“白条现象比较严重”。
　　但艾日辉认为，江豚协会在岳阳社会组织评级中得到了4.5分，满分是5分。“大家觉得它还算有作为的。”
　　彭祥林不否认江豚协会保护洞庭湖生态上发挥的作用。洞庭湖上曾经插遍了阵子（迷魂阵），江豚协会成立后，阵子已经消失了，电捕鱼也比以前少得多。
　　岳阳县渔政局一名局长和一名副局长因贪腐落马，之后执法效率和廉洁度都大有提高。“这都是徐亚平、何大明联手的贡献。”
　　中科院水生所每年的观测表明，最近两年，东洞庭湖中江豚幼体数量有所提升。对江豚保护协会最近的风波，也许东洞庭湖中的六七个江豚家族最有发言权，但它们显然置身事外。
　　如今两人互结仇雠，何大明刑案缠身，徐亚平也深陷财务信任危机。他们与江豚的缘分，或许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