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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问题，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肯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结合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对此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经济手段的统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维系；以社会主义的力量规制市场经济。由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资本逻辑对市场经济的支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致力于消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否定“市场经济取消论”和“自由市场放任论”两种矫枉过正的观点，用积极的政治力量不断增强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内在结合；经济政策优先权；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34-04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如何结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纷纷出现之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又变成了一个有着现实背景的新问题。当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历史、内涵、矛盾、途径进行新的思考，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这种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强加了外在的理论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要突破这种束缚，注定要经历迂回曲折。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他看到了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提高的意义，认为我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也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指出了“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这一思想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最早理论探索。但在实践中，毛泽东发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使得他最终放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想法。
彻底突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认识束缚的是邓小平。早在1979年，他在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1982年2月2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203之后他又进一步阐述，“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3]364在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前期的思想进行了更为简洁明了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这段话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彻底打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宣言书。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构来看，它是在不断摸索中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演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设想，不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来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个别段句，使长期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化理解得到了有效遏制，回归到了根据国情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思维方式上来。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确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统一的固有观念。对社会主义充满偏见的哈耶克就曾指出，“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亚于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4]从而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直接看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丹麦学者克里斯腾森则指出了西方世界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悖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变成无法想象的事情。市场经济往往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威胁。”[5]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以及它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不会终结市场经济，反而会把资本主义条件下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垄断、集中解决得更好；市场经济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威胁，反倒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助推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仅能够结合，而且能够结合得很好。
（二）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问题被解决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也往往忽略了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的全面理解，仅从字面意思把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 市场经济”，即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或把其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 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这种过于简单的、机械化的理解是不够的，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江泽民有一段话值得认真解读，“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有些人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国外一些人提这种问题，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看惯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也希望中国完全照他们那个样子去搞。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6]据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其一，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经济手段的统一。邓小平“把市场作为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是点睛之笔，中心词是社会主义，修饰词是市场经济。这并不是要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剥夺市场经济本身的多维内涵，而只是强调在其与社会主义关系上，它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方式，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性的理想、目标。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心地位，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搞市场经济，为了讲市场经济原则而讲市场经济原则，不考虑社会主义的目标，都不是真正的结合。
其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维系。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确保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环境下运行，以确保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在反复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往往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狭隘的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就等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按劳分配 宏观调控 社会保障 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变成了一个纯粹经济学的范畴，变成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结合体，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所包含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目标追求、基本价值观念等方面。市场经济仅与经济制度结合，不是完整的结合，不利于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其三，以社会主义的力量规制市场经济。即使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解为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只是一种静态的结合，而不是一种动态的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是拼装在一起的两个硬件装置，而应理解为两套互动的反射机制，市场经济会冲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会及时回应。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必然包含着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规制约束的涵义，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规制的力量，它要防止市场经济的越界，保证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至少是不侵犯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贝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社会主义不是经济中央集权制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对经济政策优先权的判定。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在判定经济政策合法的价值观方面，共同体比个人优先。因为，社会资源的首要留置权，是应建立起一种‘社会最低限度’，让个人可以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一套劳动优先制度，以保证那些寻找工作的人有抵御市场风险的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另外也要得到充分的医疗保健和抵御疾病伤痛之损害的保障制度。”[7]社会主义是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政策优先权的判定”，是一种能够解决市场经济风险的、促进社会走向共同体、尊严、安全、保障等要素的权力或力量。这也应该被看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题中之义。
（三）
完全可以在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机的结合，也可以在实践中宣称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这并不能否定在现实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毛泽东当初放弃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理想与市场经济不是能够完全相容的。它们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滋生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奢侈追求、交换原则等都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提出挑战，市场经济追求的利益多元化、观念差异化也会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带来影响。更大的威胁是，市场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就能控制的手段，如果不能结合好，市场经济会逐渐销蚀掉社会主义的墙角，最终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仅‘资’、‘社’性质问题是个客观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中公有制经济比重的重大变化也提示我们，市场经济能否把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走向。”[8]因为市场经济的取向会导致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经济的转化，或者让公有制经济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公有制而实际上被少数人私人占有；它也会使按劳分配变成按资分配，使市场主体靠投机、虚拟经济、垄断取得分配；它也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使共同富裕的追求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更要提防资本逻辑的侵入。当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资本，资本会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悄然地无息地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时，要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从总体上说，只有当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私人资本力量，才有可能保持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设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当社会主义力量无法引导与驾驭私人资本力量，反过来私人资本力量成为全社会主宰力量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沦为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大众利益就会被资本利益所剥夺。”[9]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必须引起重视，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会设法利用市场经济的媒介把中国彻底地改变，使社会主义最终崩溃，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
美国学者巴格多亚甚至认为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最终是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来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替代，还是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的科学论断？”[10]211“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近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境地：是允许经济朝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演化，还是向正统的社会主义理想前进。”[10]210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进行融合，需要坚定地关注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提供连续性的保护措施以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中国朝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很多人敲响了警钟，它在生产和分配上出现中断很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失业、集体农庄的解体、收入两极分化、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执政党内部普遍的腐败，这些也许会成为中国在发展其生产力的转型时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10]211这种代价是惊人的，能够明显被感受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已然扩大化到极点，使得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矛盾：如果我们还沉浸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欣喜中，未来的发展肯定会付出到更大的代价。因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矛盾的最大化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目标没能实现，资本主义戎装归来。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需要消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矛盾性，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彻底的、完美的结合。在面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出现各种矛盾的时候，两种对立的、舍此即彼的观点出现了：一种观点是“市场经济取消论”，认为市场经济失去了方向，必须严格控制市场，甚至取消市场经济，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这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而形成的矫枉过正、因噎废食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可以称为“自由市场放任论”，认为应少谈些主义，依靠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解决问题。
对后一种观点的审慎思考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结合的关键。这种观点将当代中国所有问题归结为是市场经济不完善所导致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更是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有学者指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11]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在于市场化不够，因此必须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这种观点不把改革方案定位在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体制改革上，而过度强调市场化的自由化、彻底化，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市场经济之上的控制和阻碍，从而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因素的考量。为了市场化放弃社会主义，还有什么资格再谈社会主义、再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
两种观点走向了两个极端，实际上都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丧失了信心，否定了实现两者真正结合的可能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要探讨社会主义因素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引领，如何让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其中的理论与实践转向在于从“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从把市场经济作为主体、把社会主义作为附属品，转向把社会主义作为主体、把市场经济作为真正手段，从思考想尽一切办法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与活力，转向思考如何通往社会主义、如何掌控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138他对改革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一定担心，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3]297不能只顾埋头致力于市场经济，不去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社会主义来做全盘考虑，正像巴格多亚所言，“除非中国共产党能够治愈这些分布于中国社会肌体各部位的疾病，重新树立起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并且对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进行坚定的控制，否则，返回到资本主义秩序的幽灵不仅会缠绕着中国，也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国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下去还是返回到资本主义，最终取决于在转型期能否坚定地用意识形态对整个国家进行指导。”[10]209-210
走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也需要努力探索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作用，规制市场经济的缺陷。这种说法值得认同：“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劳动的历史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制度性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这种制度性的政治力量驯服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下，这种制度性的政治力量在消灭了市场经济后，直接扮演、甚至替代了经济力量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下，它则在发挥着合理经济力量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在的政治统筹。”[12]325对其扩展深化理解，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资本逻辑的操控，把劳动逻辑、人本逻辑作为中心逻辑，形成一种反映社会民众利益的、遵守法治道德规范的积极政治力量，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和近期发展外在统筹，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进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439.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23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4][英]哈耶.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
[5][丹]克里斯腾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体化[J].赵
慧广，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
[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2：69.
[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8]李济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滑向资本主义吗？[J].海
派经济学，2009，（26）.
[9]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M].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47-48.
[10][美]阿曼·巴格多亚.马克思《资本论》与现代中国的市
场经济[M]//甘鸿鸣，译.经济思想史评论（第三辑）.北
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1]许有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许小年
教授商榷[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
[12]任晓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M].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09：325.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内在结合；经济政策优先权；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34-04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如何结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纷纷出现之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又变成了一个有着现实背景的新问题。当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历史、内涵、矛盾、途径进行新的思考，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这种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强加了外在的理论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要突破这种束缚，注定要经历迂回曲折。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他看到了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提高的意义，认为我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也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指出了“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这一思想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最早理论探索。但在实践中，毛泽东发现了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使得他最终放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想法。
彻底突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认识束缚的是邓小平。早在1979年，他在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1982年2月2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203之后他又进一步阐述，“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3]364在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前期的思想进行了更为简洁明了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这段话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彻底打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宣言书。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构来看，它是在不断摸索中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演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设想，不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来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个别段句，使长期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化理解得到了有效遏制，回归到了根据国情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思维方式上来。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确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统一的固有观念。对社会主义充满偏见的哈耶克就曾指出，“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亚于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4]从而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直接看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丹麦学者克里斯腾森则指出了西方世界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悖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变成无法想象的事情。市场经济往往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威胁。”[5]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以及它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不会终结市场经济，反而会把资本主义条件下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垄断、集中解决得更好；市场经济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威胁，反倒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助推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仅能够结合，而且能够结合得很好。
（二）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问题被解决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也往往忽略了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的全面理解，仅从字面意思把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 市场经济”，即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或把其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 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这种过于简单的、机械化的理解是不够的，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江泽民有一段话值得认真解读，“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有些人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国外一些人提这种问题，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看惯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也希望中国完全照他们那个样子去搞。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6]据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其一，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经济手段的统一。邓小平“把市场作为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是点睛之笔，中心词是社会主义，修饰词是市场经济。这并不是要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剥夺市场经济本身的多维内涵，而只是强调在其与社会主义关系上，它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方式，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性的理想、目标。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心地位，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搞市场经济，为了讲市场经济原则而讲市场经济原则，不考虑社会主义的目标，都不是真正的结合。
其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维系。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确保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环境下运行，以确保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在反复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往往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狭隘的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就等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按劳分配 宏观调控 社会保障 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变成了一个纯粹经济学的范畴，变成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结合体，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所包含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目标追求、基本价值观念等方面。市场经济仅与经济制度结合，不是完整的结合，不利于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其三，以社会主义的力量规制市场经济。即使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解为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只是一种静态的结合，而不是一种动态的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是拼装在一起的两个硬件装置，而应理解为两套互动的反射机制，市场经济会冲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会及时回应。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必然包含着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规制约束的涵义，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规制的力量，它要防止市场经济的越界，保证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至少是不侵犯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贝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社会主义不是经济中央集权制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对经济政策优先权的判定。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在判定经济政策合法的价值观方面，共同体比个人优先。因为，社会资源的首要留置权，是应建立起一种‘社会最低限度’，让个人可以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一套劳动优先制度，以保证那些寻找工作的人有抵御市场风险的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另外也要得到充分的医疗保健和抵御疾病伤痛之损害的保障制度。”[7]社会主义是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政策优先权的判定”，是一种能够解决市场经济风险的、促进社会走向共同体、尊严、安全、保障等要素的权力或力量。这也应该被看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题中之义。
（三）
完全可以在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机的结合，也可以在实践中宣称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这并不能否定在现实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毛泽东当初放弃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理想与市场经济不是能够完全相容的。它们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滋生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奢侈追求、交换原则等都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提出挑战，市场经济追求的利益多元化、观念差异化也会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带来影响。更大的威胁是，市场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就能控制的手段，如果不能结合好，市场经济会逐渐销蚀掉社会主义的墙角，最终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仅‘资’、‘社’性质问题是个客观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中公有制经济比重的重大变化也提示我们，市场经济能否把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走向。”[8]因为市场经济的取向会导致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经济的转化，或者让公有制经济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公有制而实际上被少数人私人占有；它也会使按劳分配变成按资分配，使市场主体靠投机、虚拟经济、垄断取得分配；它也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使共同富裕的追求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更要提防资本逻辑的侵入。当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资本，资本会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悄然地无息地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时，要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从总体上说，只有当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私人资本力量，才有可能保持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设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当社会主义力量无法引导与驾驭私人资本力量，反过来私人资本力量成为全社会主宰力量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沦为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大众利益就会被资本利益所剥夺。”[9]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必须引起重视，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会设法利用市场经济的媒介把中国彻底地改变，使社会主义最终崩溃，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
美国学者巴格多亚甚至认为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最终是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来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替代，还是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的科学论断？”[10]211“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近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境地：是允许经济朝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演化，还是向正统的社会主义理想前进。”[10]210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进行融合，需要坚定地关注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提供连续性的保护措施以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中国朝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很多人敲响了警钟，它在生产和分配上出现中断很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失业、集体农庄的解体、收入两极分化、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执政党内部普遍的腐败，这些也许会成为中国在发展其生产力的转型时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10]211这种代价是惊人的，能够明显被感受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已然扩大化到极点，使得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矛盾：如果我们还沉浸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欣喜中，未来的发展肯定会付出到更大的代价。因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矛盾的最大化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目标没能实现，资本主义戎装归来。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需要消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矛盾性，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彻底的、完美的结合。在面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出现各种矛盾的时候，两种对立的、舍此即彼的观点出现了：一种观点是“市场经济取消论”，认为市场经济失去了方向，必须严格控制市场，甚至取消市场经济，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这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而形成的矫枉过正、因噎废食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可以称为“自由市场放任论”，认为应少谈些主义，依靠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解决问题。
对后一种观点的审慎思考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结合的关键。这种观点将当代中国所有问题归结为是市场经济不完善所导致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更是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有学者指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11]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在于市场化不够，因此必须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这种观点不把改革方案定位在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体制改革上，而过度强调市场化的自由化、彻底化，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市场经济之上的控制和阻碍，从而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因素的考量。为了市场化放弃社会主义，还有什么资格再谈社会主义、再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
两种观点走向了两个极端，实际上都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丧失了信心，否定了实现两者真正结合的可能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要探讨社会主义因素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引领，如何让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其中的理论与实践转向在于从“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从把市场经济作为主体、把社会主义作为附属品，转向把社会主义作为主体、把市场经济作为真正手段，从思考想尽一切办法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与活力，转向思考如何通往社会主义、如何掌控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138他对改革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一定担心，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3]297不能只顾埋头致力于市场经济，不去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社会主义来做全盘考虑，正像巴格多亚所言，“除非中国共产党能够治愈这些分布于中国社会肌体各部位的疾病，重新树立起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并且对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进行坚定的控制，否则，返回到资本主义秩序的幽灵不仅会缠绕着中国，也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国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下去还是返回到资本主义，最终取决于在转型期能否坚定地用意识形态对整个国家进行指导。”[10]209-210
走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也需要努力探索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作用，规制市场经济的缺陷。这种说法值得认同：“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劳动的历史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制度性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这种制度性的政治力量驯服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下，这种制度性的政治力量在消灭了市场经济后，直接扮演、甚至替代了经济力量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下，它则在发挥着合理经济力量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在的政治统筹。”[12]325对其扩展深化理解，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资本逻辑的操控，把劳动逻辑、人本逻辑作为中心逻辑，形成一种反映社会民众利益的、遵守法治道德规范的积极政治力量，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和近期发展外在统筹，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进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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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