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钟枫看上去稳重干练，温文尔雅，少言寡语。其实，他是个意志坚定、谦恭和蔼、感情丰富而又非常细腻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严峻考验。是革命队伍养育了父亲，使他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可我们从未听他讲述过自己的光荣历史，他也没有向孩子们说教过什么革命道理。然而，我们却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从我们和父亲患难与共的十年“文革”中，从我们成长道路上的坎坎坷坷中，真切感受到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一)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或许我是继两个男孩之后的第一个女孩，或许我小时候比较懂事，从小父亲就特别喜欢我。童年时候，父亲经常抱我，总喜欢用满脸的胡子扎我稚嫩的小脸，痒得我直往父亲怀里钻。当我翻开尘封已久的照片时，发现好几张小时候父亲和我的合影，父亲眼里充满了对女儿的爱。其中一张照片是父亲抱着刚出生的我在一片荒野上照的，听父亲说，拍照时，国民党反动派轰炸舟山群岛的飞机正在汉口上空盘旋。记得在汉口的时候，父亲经常买莲蓬给我吃，我至今还保存着父亲抱着我手拿莲蓬的照片。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每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公安会议，都会给我带回一件礼物。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把深深的父爱藏在心里，至今我还珍藏着父亲当年给我的一条红色方形的羊毛围巾。
　　父亲36岁那年从中南公安部调任广西省公安厅厅长，1955年成为广西省党委常委，1964年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位高权重，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始终没有丢，生活上很节俭，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记得儿时全家人一起吃饭，如果谁掉饭粒，父亲就会让谁捡起来。吃红薯时，父亲让我们连皮一起吃下去。一次，家里卫生间装拭便纸的小竹篓坏了，父亲让哥哥修一修，哥哥嫌脏借口溜掉了，父亲就亲自动手修，结果不慎被尖利的竹篾扎破了手指头，之后又感染成舌头疮，一个多月才痊愈。
　　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记得有次他帮我买了一支新民牌钢笔，我高兴得跳起来，这在当时可是贵重物品啊!因为特别喜欢这支笔，我一直把它放在裤子口袋里，爱不释手。过了几天，父亲带着我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来问道，你的钢笔呢?我一摸裤袋，“哎呀，我的笔不见了!”父亲赶紧把手伸到我的裤袋里，原来，裤袋破了，钢笔从破口处掉了。当时我懊悔极了，低着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父亲摸着我的头安慰说，孩子，别着急。过了些日子，父亲又帮我买了一支同样的新民牌钢笔，并且再三叮嘱要好好保管。我知道这是父亲为了鼓励我学习，这支钢笔寄托了他对我的殷切希望。从此，这支钢笔伴随着我，激励我奋发学习。
　　最使我记忆深刻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鼓励我学游泳。记得7岁那年，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游泳池学游泳，我套着救生圈往深水区游去，忽然救生圈漏气了，我挣扎着哇哇乱叫，喝了一肚子水，差点没被淹死，幸亏一位大姐救了我。回到家里越想越害怕，我跟父亲说，以后再不敢游泳了。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傻孩子，学游泳哪有不喝水的，别怕!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很快学会了游泳。周日，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父亲经常带我们几个孩子到邕江游泳，惊涛骇浪不但使我们从小拥有一个健壮的身体，而且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胆魄。有一次，我们从邕江桥头下水，一直游到罗文农场，连续游了两个多小时，上岸时，脖子发硬，头都低不下来。回头望着远去的邕江大桥和浩瀚的江水，觉得自己真伟大。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亲非常注重培养和锻炼我们经受考验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品质。因此，我们几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受父母亲所谓问题株连的日子里，在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里，虽然几经磨难，始终能直面人生、自强自立。
　　
　　(二)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和迫害。1967年“一月风暴”后，父亲被无端罗织罪名游斗，被强迫劳动改造。当时，造反派硬要我们亲属自己书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挂在父亲的脖子上。我怕父亲受苦，特意找来一张硬纸皮，被迫用毛笔写下这些侮辱人格、颠倒黑白的字。谁知造反派不让，他们找来一块又大又厚的木板作底，拴上铁丝，挂在父亲脖子上。父亲每天挂着这块牌子去劳动，晚上回来，全身湿透，脖子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印。我们心疼极了，但又不敢表露，只能默默地帮父亲擦拭伤口的血迹。父亲很坚强，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坚定的目光告诉我们：爸爸能挺住。
　　有段时间，父亲被关在用油毛毡和竹席搭建的棚子里。记得一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倾盆大雨。第二天早晨我给父亲送饭时，发现他坐在用砖头支起的床沿上，屋顶还在不断地滴水，地上的水已漫过脚脖子。父亲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瘦削的脸上写满倦意。顿时，我难过得失声痛哭：“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呀!”父亲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抚摸着我的脸说：“孩子，别哭，爸爸什么苦都吃过，这点事算什么!”
　　1968年春，家里被造反派抄了。他们从办公室抽屉里发现父亲写的日记，如获至宝，然后将日记断章取义，公之于众进行所谓的批判。从公布的日记中我们才知道，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这场“运动”的发起就有不同的看法，对两派争斗深深忧虑。这本日记成了父亲的新罪状，由此又遭受了新一轮的更残酷的迫害。
　　“曾经沧海难为水”，虽然惨遭浩劫，这个经过“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更坚”的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战士，仍然矢志不渝，仍然充满着浩然正气和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
　　


　　1968年5月，我们被赶出原住宅，一家八口人挤在每间只有8平方米的三间小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全部家当只有两只黑色樟木箱。那些日子，我们因父亲的所谓问题早已退出红卫兵，在家当逍遥派。父亲每天劳动没有自由，我和哥哥便经常上街买小报给他看。每到晚上，父亲就和我们坐在一起谈论形势。通过和父亲的交谈，我逐步学会了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几个月的患难与共，我觉得自己懂事多了，政治上也成熟了许多，我变坚强了。
　　人生风雨如磐，岁月同舟相伴。1968年12月，父亲和母亲一起被弄到武鸣，边接受“审查”边劳动。没过几天，我们五兄妹同时下乡插队，大哥到上林县，二哥到三塘，大妹妹到沙井，我和二妹妹到大新县恩城乡。刚满10岁的小妹妹无家可归，只好送到外省我姨姨家。
　　
　　(三)
　　
　　到农村近三年，我没有回家过过年，每年只回一次南宁。到南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武鸣看望父母，那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每次见面，父亲都拉着我的手，摸摸我的脸，仔细端详着我，详细询问在农村的生活情况。记得1969年秋天，我到农村后第一次回来看望父亲时，他问我在农村生活习惯吗?都干了哪些农活?会干吗?每亩田产粮多少?队里的分值多少?能吃饱吗?我都一一向父亲作了汇报。当他知道我不但闯过劳动关，还学会了壮话，能和老乡交谈时，他高兴得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难得的几次和父亲的交谈中，我总是分秒不失地望着父亲：他瘦了，满脸老长的胡子，皮肤被太阳晒得红红的。但在儿女面前，目光仍炯炯有神、亲切柔和。当问起父亲身体时，他说头疼，睡不好觉。后来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他患上了高血压。父亲喜欢抽烟，我每到武鸣就去市场买烟叶，然后带回南宁加工成烟丝。哥哥的手很巧，专门为父亲制作了一个精美简易的木制卷烟机，我便用它加工成一支支香烟。当父亲接过孩子们制作的香烟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他风趣地说，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无名烟”哪!
　　1971年，父亲“解放”了，两年多没人住的小房子因为父亲的回来平添了几分生气。当时我们六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和父亲在门口照了一张像，这张照片后来被我命名为“劫后余生”。1972年，父亲调到百色地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母亲1972年“解放”后，随父亲调桂林工作。正在读高中的小妹妹也从我姨姨家回到父母身边。
　　父亲工作历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在桂林任市委书记的四年中，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经常深入群众，联系实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听小妹妹说，爸爸经常在周日带着她和警卫员去爬山，下山回来的路上，爸爸经常进到市民家中和群众拉家常，问寒问暖。每天早晨，爸爸都会在院外的马路上散步，看见搞清洁的环卫工人便主动上前问候。基层干部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都很愿意和父亲谈心交心，倾诉衷肠。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派性尚未消除，两派对立情绪严重，形势非常复杂，工作难度相当大。一种内在的焦虑和担忧迫使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几乎忘我的境地。听妈妈说，那时，他的血压非常高，头晕得厉害，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工作，他没有休息一天。他在处理一系列重大事项的过程中，既明辨是非，坚决果敢，又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正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丝毫未磨去他身上的锐气，反而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和坚定，观察和思考能力更加敏锐和深刻。他坚持以大局为重，力排众议，顶住派性争斗的种种压力，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父亲在桂林期间，工作实在繁忙，外事活动非常频繁。他仍旧不改他那几十年一贯的顽强作风，不改他那坚定不移的忠诚信念。四年下来，桂林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有口皆碑。1977年5月，父亲调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临别时，桂林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
　　


　　(四)
　　
　　记得爸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与人为善。爸爸待人和蔼可亲，宽厚善良。听哥哥说，有一次，他和爸爸坐在汽车上，外面下起了大雨，爸爸交代开车的司机孙叔叔要慢点开，路上的行人在雨中看不清听不清，千万别碰着他们。爸爸时时刻刻都在为别人着想，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一生中不知帮助过多少人。爸爸退下来以后这十几年，每逢春节，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爸爸每到大年初一总是早早地起床，拿出平时舍不得喝的茅台酒，等候客人的到来。第一拨来家里拜年的必定是当年的老公安。这时爸爸会把茅台酒拿出来，就着花生豆和大家边喝边聊，他们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令我肃然起敬。在我接待客人的过程中，爸爸的很多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都对我说，你爸爸真是个好人。我从他们嘴里得知爸爸曾帮助过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60年代被精简下放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的很多同志落实政策，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爸爸的朋友很多，各界人士都有，无论对谁他都是热情相待，从不摆架子。他的人缘之好是出了名的。
　　父亲对人家是这样，对家人可就不一样了。父亲走后，曾给他当过警卫员的李叔叔跟我说起一件事。那是1954年，我二叔从老家来南宁治病，一个多月病愈出院后，就向自己的亲哥哥提出留在南宁工作，父亲不同意。二叔央求说，安排什么工作都可以，哪怕是扫大街我都干。父亲还是没同意。二叔只好回去了，他老人家在农村老老实实当了一辈子农民。老家的其他人，也有提出进城安排工作要求的，同样被父亲拒绝了。为了这事，老家的人还有些意见。
　　1970年底，大妹妹小慧从南宁郊区抽到南宁市环卫队当清洁工。接到她的来信，我几乎不敢相信，天天晚上梦见她拿着扫把扫大街。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要当一辈子清洁工吗?听妹妹深情地提起，爸爸曾给她写信说：小慧女儿，你一定要记住，你和别人是一样的，只要人家能做到的事，你也一定能做到，并且要做好。妹妹从此埋头苦干，扫大街、收垃圾、卸垃圾，后来又开粪车、垃圾车、水车，任劳任怨忘我工作，被评为南宁市三八红旗手。妹妹还告诉我，爸爸在桂林工作时，每年春节都去看望环卫工人，还对她们说，我女儿也在南宁市环卫处工作。我终于明白了，人无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
　　1976年，小妹妹在桂林参加高考落第，父亲本可以给妹妹安排个工作，但他没有这样做。妹妹只好待业在家，三年后才参加工作，还是个洗药瓶的工人。1979年，在柳州工作的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工作繁忙，生活条件又差，我只好把其中一个孩子留在南宁妈妈家。一年后，为了不使双胞胎长期分居，我打算调回南宁工作。我多么想离家近些好有个照应，考虑调区直机关单位，请求父亲帮帮忙，可父亲没有替我说一句话。没辙，我只好调回铁路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
　　父亲对与自己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母亲也是这样。母亲1939年参加革命，原是行政十三级的处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严重冲击。恢复工作后组织安排任桂林市卫生局副局长(副科级)，1977年随父亲调回南宁。直到1983年离休，始终没有按原有级别安排相应的职务。说实在的，当时对妈妈的工作安排是不公的，可父亲从未找过组织。每当我们儿女们议论这些事情时，他只是淡然一笑。真是千秋大业，同心知己，多少苦心真情和况味尽在不言中。是父亲对亲人没有感情?不是!是父亲没能力?更不是!过去，我曾有许许多多的不理解，甚至埋怨过父亲，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正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高风亮节。
　　从艰苦的战争年代到灾难的十年动乱，父亲可说是饱经风霜、历尽艰辛。但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他一身正气，办事正派公道；他清政廉洁，虽然位高权重却从不以权谋私；他盛德若愚，从不争功诿过。我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深感骄傲和自豪。在我和哥哥妹妹成长的道路上，是父亲给了我们力量、勇气和信心，教会我们做人。也正是因为受到父亲一生的奋斗历程和思想风范的影响，我们才能在逆境中自强不息，才能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懈追求，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