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中国1700~2000年的人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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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三百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机制和变动特征作了全面分析,并与西欧同时期人口发展模式作了比较,指出马尔萨斯理论中对中国人口行为的认识有与实际不相符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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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被用于概指大城市发展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但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城市经济学象对“过度城市化”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置疑,并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和大城市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本文围绕“过度城市化”问题所引发的争议,对不同观点进行全面述评,指出: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背景。只要中国采取合适的城市化战略,是完全可以避免“大城市病”的。最后,作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大城市发展政策特别是人口政策的思路。
中国人口控制虽然成效显著,但面临的人口问题依然严峻。主要有:由人口问题引发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矛盾将长期存在,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流动人口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独生子女队伍的形成对整个社会心态的不良影响。此外,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全社会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本论文是关于时期孩次递进比的一个具体计算方法。某一年t年,从事件A到事件B(事件A的后续事件)的时期孩次递进比PB,A(t)的计算公式为PM,A(t)=l-(1-qE)(1-q0)(1-q1)……,那么其中的比例qM、概率q0、q1…的定义及具体计算方法是什么?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较分析,认为由于受耕地资源等因素的限制,粮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短线地位,短时期难以改变,粮食增长的短线效应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存在着客观的要求,从而回答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什么仍需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舆论控制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国人口控制中具有导向,评价和监督等作用。现在,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舆论还存在逆向性、软弱性和放纵性现象。文章认为,重视舆论的积极作用,消除舆论的逆向性,加强舆论宣传的科学性,是发挥舆论功能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途径。
从马克思再生产和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抽取和借鉴的一点是,在认定资本需求取决于人口、生活水平、资本技术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同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揭示5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一波三折产生的积累效应,阐发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对扩大消费总需求的决定性意义,立足于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决策选择。
中国人口在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实现了阶段性的突破,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进入了低生育的“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转变之所以能在90年代实现历史性的飞跃,是党和政府在人口问题上逐步统一了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日臻完善,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快速变迁的必然结果。传统意义上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解决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