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任半塘先生《唐戏弄》初版本问世以来，犹如投石击水，在我国戏剧史研究的平静水面激起阵阵涟漪，一直视为正宗的宋元戏曲说受到强烈的冲击。二十多年来，任先生为了使其标举的唐戏说，更加充实，日趋完善，孜孜以求，不断搜集有关唐戏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和新资料，认真地修改补充，终于增订成《唐戏弄》新版。这本书的重新面世，无疑会对唐戏研究继续产生有益的影响。
　　唐代有无真正的戏剧？这是戏剧界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由于唐代没有流传下来完整的剧本，或详细的剧目，或剧辞的曲谱，这又给唐戏研究平添重重困难。任先生基于“剧本不传，不等于无剧本；无剧本，不等于无戏剧”(总说章，新版67页)的认识，广泛研讨有关唐戏的史料，发隐钩潜，抽绎端绪，首倡自成一家的唐戏理论。
　　任先生为“唐戏弄”正名时指出，“唐戏弄”专指唐五代的戏剧而言。“弄”之为义主要有：扮演某人、或某种人、或某种物之故事，以成戏剧，曰“弄”；扮充某种脚色，登场演出，曰弄；训练及指挥物类，或牵引机械，使动作、表情以成戏剧曰弄；戏曲科白之中，对人作讽刺、调笑，甚至窘辱，曰弄。综合上述四种意义，遂于戏剧之外，设有“戏弄”一名，借以表现唐戏到处漫、恣肆活跃的戏剧精神。
　　为了探索唐代戏剧的历史真貌，任先生则以唐代诗、曲、舞、画与唐戏的密切关系为脉络，深入详审地考察唐戏的发展演进过程，一步一步追求唐戏的剧说、剧录和演出实况，尽管由于资料所限，还有茫然未明之处，但是，从全书包赅的丰富详赡的史料，和综理条贯的推论，还是可以看出唐戏所具有的真正戏剧形式及其比较鲜明的特点。
　　首先，以诗寻戏，戏诗益彰。任先生认为“唐人之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以及唐人生活之比较自由、活泼，初盛唐时社会之比较安定，经济之比较繁荣等”(总说章，新版94页)，推动了唐代诗歌、传奇、变文、讲唱、舞蹈、绘画、俳优等文艺样式的发展，而多种文艺样式的繁荣，又必然会促进唐代戏剧精神异常活跃起来，孕育着真正戏剧的产生，这从唐诗内有关唐戏的生动记载和零散材料可以得到切实的印证。如从李白诗探得《舍利弗》戏始于盛唐以前，从白居易诗探得唐戏《西凉伎》的意义、情节、说白和表演，从李商隐诗探得唐代参军戏的脚色、制度。诸如《踏谣娘》、《凤归云》、《苏莫遮》、《义阳主》等剧在唐诗内也有可信的记载。这一切都说明唐戏的活动范围很广，不知不觉的流入唐诗之中，唐诗流传下来了，而出自非文人之手的大部份唐戏，却无法得到著录和流传，使人很难看清唐戏的真面目。不过，只要沿着唐诗提供的线索，有志考源，还是可以寻绎出唐代戏剧及其蕴含的戏剧精神。至于唐诗内一部份可以发声歌唱的“声诗”，或者原有曲调，或者原充歌辞的五、七言诗，又常被采用作戏剧的曲辞，遂与杂言歌辞共同满足歌舞类戏的歌唱需要，以起到发挥与渲染剧情的效果。从某些唐诗作品流入唐戏以内的事实，不难发现唐代戏剧的渗透作用是何等强烈，同时又说明唐诗、唐戏同样贯彻于唐人的精神生活之中。这种横向联系的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发掘唐戏的不同侧面和重新体认唐戏与唐诗的历史进程。
　　中唐时期，唐德宗、唐宪宗两朝曾经出现李绅、元稹、白居易倡导的唐代讽谕诗高潮，主张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文章要合为时而著，歌诗要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产生出引人注目的讽谕时政、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任先生认为正是中唐出现讽谕诗的同时，唐代的戏剧精神得到高度的发挥，涌现出一批具有勇敢和牺牲精神的唐剧人，创作以托讽匡正为最高意义的四大讽刺剧：《义阳主》、《旱税》、《刘责买》、《西凉伎》。他们或因讽刺皇权王室，斥逐南荒；或因鞭挞权相罪恶，被害致死；或因暴露军阀横暴，被杖戍边。正因这批戏剧深深刺中统治阶级的痛处，才招致如此残酷的迫害，可谓“诗旨皆通于剧旨也”。于此，“乃知中唐诗人与剧人，处同一环境，对同一目标，各奋其所业，共收一效果，诚吾国文艺史上罕有之盛况，为难能而可贵”(杂考章，1077页)。可见唐剧人和唐诗人同样具有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唐戏与唐诗同样可以在社会斗争中发挥着战斗作用。
　　其次，以曲驭戏，曲繁戏盛。任先生认为辨明唐代戏剧之体，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唐代承汉魏遗规，用音乐以部勒歌舞戏弄，戏弄划归散乐，戏剧乃随之而入散乐，故唐人之区别戏剧也以乐。”(辨体章，195页)正如崔令钦《教坊记》云：“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这是唐人“以曲驭戏”的明证。据两唐书所载曲目有《历代曲名》一卷，《外国伎曲名》一卷，惜已不传，所存者仅崔令钦《教坊记》载曲名三四三，杜佑《理道要诀》载曲名二四四，南卓《羯鼓录》载曲名一三一，皆为开元、天宝时代宫廷及民间常用之曲，唐代乐曲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从戏剧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戏剧产生的真源大都断定在歌舞，那么初期戏剧必然与乐曲或乐曲名目有密切关系，如果就明显具有本事的曲名，探求戏剧之所在，则可十得七、八，亦见唐戏之盛。再者唐代优伶往往兼及俳优歌舞，而歌与舞皆寄于乐，规律甚严，名目亦杂，故不能无记载，从敦煌遗书内发现的唐曲谱、舞谱，说明其规制已备。由于唐剧多附于乐曲，从唐曲求唐剧，亦是研究唐代戏剧应当遵循的路径。
　　《唐戏弄》的剧录章正是沿着以曲驭戏的途径探求唐代剧目的，仅就列举的七十多种曲名，已经初步考出全能类二：《踏谣娘》、《西凉伎》；歌舞类七：《苏莫遮》、《兰陵王》、《凤归云》、《苏中郎》、《义阳主》、《旱税》、《神白马》；歌演类五：《舍利弗》、《弄孔子》、《樊哙排君难》、《麦秀两歧》、《灌口神队》以及科白类诸剧十九种。今后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如能进一步证实这些推断，那么，“唐无剧目之说”，就不辩自明了。《唐戏弄》的贡献不仅在于探得唐代曲目繁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考证出唐代已经产生具有真正戏剧形式的剧目，这虽然是草创性工作，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再次，以舞求戏，戏舞互见。唐代歌舞盛行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唐代对于“舞”的概念比较广泛，有时包含“演”的意义，故而唐说之中多见“舞”，少见“戏”，有不少戏实寓于“舞”的名义之下，甚至以“舞”冒“戏”，正因某些唐戏被冠以歌舞，才不复见其庐山真面目。所以，任先生提出“辨明歌舞，始见戏剧”的主张，是探考唐戏的又一途径。
　　关于唐戏中的舞蹈。任先生从三方面考察：“一乃融入科泛表演之舞，纯粹戏剧之舞也；二乃情节中穿插之舞，不外软舞、健舞及民间舞，与情节之演进无涉，借用点缀而已；三乃摹仿战阵武打之舞蹈化”(伎艺章，925页)。有鉴于此，任先生认为唐戏舞蹈已不单纯是为了展现舞姿的优美，其中包含着两个突出的特点，既在搬演故事，又涉及说白。凝炼精微，感人肺腑，已蕴有深刻的戏剧性，这是唐戏舞蹈与非戏中舞蹈的十分明显的区别，从而澄清它们之间戏与舞的界限，使某些一直被视作普通歌舞的戏剧又得到重新的认识。
　　《唐戏弄》揭橥的歌舞戏，是与科白戏并列的唐戏两大壁垒之一，它是以歌舞为主要伎艺的真正戏剧。产生于唐德宗初年的全能剧《西凉伎》，其前身为《狮舞》、《胡腾舞》之旧伎。改编者进一步发展《狮舞》、《胡腾舞》，注入路断思乡的情绪，寄其悼念边土之痛，以刺封疆大吏。经过这一改编，《狮舞》、《胡腾舞》已由普通舞蹈融合于全能戏剧之中，具有真正的戏剧形式。白居易的《西凉伎》诗把该剧的演出描摹得惟妙惟肖，诗云：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两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道是凉州未陷时，安西都护进来时。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双泪垂：
　　
　　“凉州陷落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至于该诗叙述的“乐舞”、“表演”、“装服”、“致辞”、“效果”等方面的精妙之处，已远远超出胡腾舞的范围，加之配合粗犷的狮舞，又增益科白、表情，寄托着更多的情节，才促成该剧进入全能戏境界，从而奠定其崇高的戏剧价值，获得莫大的成功，遂能不胫而走。今天虽然无法见其剧本，但是，从白居易诗的描述中仍可探得《西凉伎》的剧情和演出实况。象这样利用以舞求戏的比较研究，对于辨明唐戏所具有的真正戏剧形式还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以画喻戏，画中见戏。任先生从“戏剧乃是社会意识之具体反映，其本身又原是一种综合艺术，唐戏在其社会与时代中，绝非孤立表现之事”(总说章，94页)的基本点出发，他主张不要孤立研究唐戏，要从唐乐、唐舞、唐诗歌、唐传奇、唐俳优、唐讲唱、唐杂伎、唐角?h百戏等方面，综合考察唐戏，想象唐戏，在想象中亦不妨旁及唐文、唐书、唐画、唐雕塑等。以画喻戏正是任先生深入研讨唐戏时所采取的方法之一，殊有见地。
　　唐代的戏场、戏台有“室内室外”之别，“乐棚舞筵”之异，大约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至于具体详情，任先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从明代张宁《唐人勾阑图诗》云：“君不闻，天宝年中乐声伎，歌舞排场逞新戏。教坊门外揭牌名，锦绣勾阑如鼎沸”。对唐代天宝年间的戏场进行审慎的考证。他认为诗中所言的“勾阑”与宋“勾阑院”无涉，是指民间广场奏伎处所设之栏干，划清伎人作场与观众看场的界线。对于诗中所言的“教坊”、“乐队”、“脚色”、“节目”、“场面”、“剧情”等逐一进行考索，并提出独到的见解，这种由诗见画和以画喻戏的考论，也有助于唐戏真貌的探讨。
　　唐戏服饰如何？从唐代诗歌的描述，已展现出品制繁多、因人而异的高度，路德延《小儿》诗：“戏袍披案褥，劣帽戴靴”；“头从苍鹘裹，袖学拓枝揎”。清楚地表明唐戏因脚色不同而服饰迥异；另一方面扮演不同时代的戏剧人物，他们的装束扮相也不可古今混淆，为了分辨唐戏服饰，更离不开“指事绘形，方验时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原则，只有坚持从唐代精美卓绝的壁画、画图以及雕塑等视觉艺术认真探讨服饰变化，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唐代千姿百态和文绣炳焕的戏剧服饰，各具规制，并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总之，《唐戏弄》一书能够充分利用“以诗寻戏”、“以曲驭戏”、“以舞求戏”、“以画喻戏”的比较研究，广泛探讨唐五代三百四十多年间的戏剧形式和戏剧精神，并初步考证唐戏的剧目、伎艺、脚色、演员和设备等达到的水平，从而揭示出唐戏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这是十分可贵的。至于某些晦而未明、一时尚难决断的问题，亦毫不讳言，每每直书篇中，甚至辑成《唐戏百问》，“敬俟教益”，这种谦虚治学、一丝不苟和勇于追求的精神，更值得赞扬。
　　
　　(《唐戏弄》，任半塘著，上海古籍出社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版，7.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