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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困境总发生在我们身上，当跟我竞争升职机会的同事休假时，我愿意帮他完成分内的工作吗？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各自定价时，是应该串通一气获得最大利润，还是竞相降价抢夺市场？这取决于我们对合作的理解。
合作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曾经提出过假设：如果在一个温暖的小池塘中，存在着氨、磷盐，还有光、热、电等。在化学作用下，一种蛋白质化合物形成了，随时准备迎接更为复杂的变化。存在于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物中的复杂性与随机性，都是如同细胞自动复制机制的成果，世间万物都可以被视作一场空间博弈。这就是合作的起源，在自然环境的空间博弈中，不存在输家与赢家，而是不同类型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亲缘合作
理论上，如果按照既定的合作者与背叛者事先界定，并且充分混杂、平均分布一个群体，群体中每一位玩家遇到任何一位玩家的概率都均等，那么，产生合作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将一位背叛者引入到一群合作者中，不仅不会影响合作的成功率，反而会让成功率永远围绕着一个水平上下浮动。
由于社会性的产生，打破了空间博弈的规则，从而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即亲缘选择。家族关系、共同的祖先等，常被认为是比友谊或相识关系更为强烈的纽带。曾有人问英国遗传学领域先锋桑德森·霍尔丹一个问题，他是否会为了救一个落水的人而置自身的生命安危于不顾。霍尔丹的回答是：“不，但我会为了两个亲兄弟或八个表兄弟这样做。”他提出了关于合作的一种观念：如果个体的关键目标是要让自己的基因延续到下一代，那么个体有理由付出成本，为携带相同基因的亲属提供利益。身体中有半数基因相同的亲兄弟，与仅仅共享八分之一基因的表兄弟相比，前者就更有可能为对方伸出援手。
霍尔丹的学生引入了“内涵适应性”这一概念，在生物学中，适应性是对个体生产和繁殖能力的衡量。而内涵适应性认为，像蚂蚁、蜜蜂这种合作度很高的社会性昆虫，其行为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合作行为能够实现传递基因的自私目的，虽然这一机制是通过亲属而非个体本身来运转的。
很多动物会通过帮助其亲属进行繁殖而非自身繁殖，来将自身的基因传承下去。比如贝尔丁地松鼠，如果单个松鼠在看到隐约可见的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的叫声。此时，它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因为它在帮助保护亲属及自身基因的同时，也凸显了自己的位置。给出警报的松鼠存在适应性成本，而接到警报的其他成员享受到了收益。
简而言之，亲缘合作是一种有条件的合作。根据两只松鼠的亲缘关联度，对所得利益打个折扣之后，仍比付出的成本大，那么产生这些利他主义的基因就能够让合作得以进行，亲缘合作得以实现。
与一个人的血缘关系越近，我们就越愿意努力与他达成合作。这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之所以能进行，是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增加传到下一代的基因数量，从而扩大我们未来的遗传规模。尽管亲缘合作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标准很难界定，但是亲缘选择依然是合作进化的一种机制。
双方收支博弈
“我给你挠挠背，你也会给我挠挠背。”作为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这就是合作的基本原则，即直接互惠。当一个组织的社会性逐渐提高，范围不再局限于亲缘，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就出现了直接互惠。
吸血蝙蝠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回到群栖巢穴之后。在巢穴中，几百甚至上千只蝙蝠聚集在一起，倒挂在岩壁之上。如果巢穴中的某一位成员在一夜狩猎后无果而归，那么它的同伴就会反刍一些血液来与它分享。统计发现，无论哪个夜晚，总会有百分之几的成年蝙蝠和三分之一的幼年蝙蝠找不到食物。但它们从来不会挨饿。不仅如此，蝙蝠更愿意与之前喂养过自己的蝙蝠分享血液，而且它们之前会花时间为彼此梳理毛发、打扮，以使得对方能识别出自己。
为了让直接互惠发挥作用，双方需要不断重复接触，这样才能有机会用一方的好意回报另一方的好意。很明显，我们大多数人对直接互惠合作表示赞同。负责下厨做饭的人基本上可以免于洗碗，反之亦然。学生宿舍中各位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取决于每个人在打扫卫生、饮食起居等事务上付出的劳动是否同等。当我们收到一份邀请，无论是吃晚餐还是看演出，随之而来的都还有一份不成文的责任，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予以回报。互惠行为可以在更大的人群中出现：商业组织之间可以建立长期的合同责任关系，政府之间会互订条约等，远远超出了亲缘合作的范围。
在囚徒困境中，我们通常是这样思考的。如果你背叛，对方合作，那么你得到的收益就会很高。你会非常高兴，于是就重复之前的行为，在下一轮合作中再次背叛。但是，如果你合作，对方背叛，那么你就被利用了。你很郁闷，于是转换到另一种行为方式上，你以前曾经合作过，但现在你决定要背叛。
在直接互惠中，与“以牙还牙”相比，最佳的应对方案应该是“赢定输移”：只要做得好，就坚持目前的选择，如果做得不好，就改变之前的行为。这种思想更加人性化，如果我在这一轮合作中占到了他人的便宜，那么接下来就会继续这样做。即便双方都背叛，也会采取合作态度，试图恢复到更好的关系上来。除非我们在上一轮中均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我才会选择背叛以保护自己。
多方互惠系统
在拿破仑战争前，著名的犹太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其英国客户的投资予以了保护。由于时刻将英国客户的利益铭记于心，他们面临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财富，就是间接互惠的产物：由于他们在危难关头表现得无懈可击，让每个人都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值得信任的。
如果说直接互惠在于双方是否达成信任，那么间接互惠的重点就在于，你在合作上是否有一个好名声。随着直接互惠合作的发生频率逐渐增加，就会形成一个互惠系统。在人与人之间，关于谁对谁做了什么事的信息就可以充分传播，那么，合作选择就会垂青于“看人下菜”的策略，即根据对方的合作或背叛名声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一个人的好名声能够快速传播开来，那么他在社会群体中就会得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自然选择要求我们具有“识别力”，会对他人给予关注，观察他人，了解他人，搞明白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等。简而言之，只有期望的未来收益超过所需付出的成本时，利他主义行为才会产生。
直接互惠可能影响的是双方，而间接互惠则是影响多方。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坚持自身信念并采取行动时，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成本，这就是间接互惠的影响力。比如一位同事未能按时完成工作，令你倍感失望，于是你大发雷霆。在安静的开放式办公空间中，你的怒火很可能令周围不知情的同事认为你是一个缺乏自我控制的人。这会减少你以后得到帮助的可能。
间接互惠之所以能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也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某种“中庸之道”的完美平衡。能够稳定并且发展出合作行为的间接互惠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与好人合作被认为是好的，而背叛好人则被认为是坏的。这些行为可以在有理由的背叛和毫无道理的背叛之间进行区分和辨别，会排斥有不良记录的坏人。如果一位好的捐赠者遇到一位坏的接受者，这位捐赠者选择背叛，这一行为并不会降低他的名声，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合理制裁”。
对于直接互惠来说，我们能做的所有事，就是在于同他人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学习、掌握信息，因此，我们的行为依赖于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但对于间接互惠来说，人们是在一个群体内部进行重复互动，我现在对你所采取的行为，也依赖于你曾经对其他人做过的事情。
群体利益选择
2007年，在美国纽约发生了一件事，退休海军士兵韦斯利·奥特利在等候火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突发癫痫的小女孩，奥特利迅速借来一支笔，将她的牙齿撬开。过一会儿，女孩的意识逐渐清醒，站了起来，没想到再次摔倒，这一次竟然跌倒在了铁轨上。此时，一列火车已经驶近。奥特利跳到铁轨上时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将女孩拖上站台了，于是他将其按倒在铁轨之间，火车从两人头顶驶过，有幸的是他们安然无恙。几周之后，奥特利收到了无数礼物，获得了纽约市长授予的荣誉，并且广受赞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帮助他人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并不需要有意识的决策过程：当看到某人处于危险时，我们就会产生紧张焦虑的感受，以至于有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他人一命。达尔文也相信有最佳合作机制存在，他指出，个体为了群体利益而行动，群体就能在个体成本的基础上兴旺发展。
这一机制既有吸引力，又简单易懂。假设有两支敌对的部落，其中一支部落的成员都是自私的，只会为自己考虑，而另一支部落的成员会为了其他成员的利益而牺牲自我。借助群体的力量，第二支部落最终一定会崛起。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早期人类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非常巨大，群体之间通过殊死的竞争来实现合作的进化。虽然在一万年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类，数量不多的人类群体彼此隔绝，靠采摘野果和狩猎为生。但是，当时的气候变迁可能将这些人类群体集中到了一个局限的区域之内，使群体之间的频繁相遇成为可能。群体之间的相遇增加了冲突，当被敌对群体消灭的威胁最大时，个体为群体做出的牺牲行为就会增加，这也增加了群体及群体中其他合作者存活的可能，从而使个体牺牲的成本得到补偿。
我们很容易想象，利他主义行为能帮助群体抵御战争所带来的成本损失。举例来说，某人断了条腿，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自私的群体之中，那么这样的伤势就是致命的，因为他无法为自己寻找食物。但利他主义群体中的食物共享机制会让这样的人活下来，从而降低其他成员在面临危险之时的心理顾虑，从而做出对群体有利的行为。自私理论认为，自私能够保证生物存活，但是这并非绝对，正如细胞组织，有些组织能够不断分裂生存，但有些组织则会消亡，后者往往是因为非合作态度者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群体选择并不假设个体是持合作还是自私态度，也不认定基因本身是不是自私的。群体机制只是表明，一些群体中存在某种机制，能使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较好地达成一致，这样就能提升整个群体的表现或适应性，在群体竞争中，这些群体就能取得优势。想让群体选择发生，我们需要群体之间产生竞争和一定的凝聚性。
这也很容易理解，我们更容易与同一个圈子之中的人成为朋友，交集越多，那么合作起来就越容易，因为我们在所处的圈子里，如果达成一致的程度越高，那么对双方乃至这个圈子就会更加有利。企业组织尤其如此，一个健康的企业组织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群体利益得到最大体现；二是大多数个体利益得以实现。如此才能产生群体合作，否则整个系统就难以实现最佳选择。
[编辑 胡 俊]
E-mail：hj@chinacbr.com
合作是如何发生的？达尔文曾经提出过假设：如果在一个温暖的小池塘中，存在着氨、磷盐，还有光、热、电等。在化学作用下，一种蛋白质化合物形成了，随时准备迎接更为复杂的变化。存在于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物中的复杂性与随机性，都是如同细胞自动复制机制的成果，世间万物都可以被视作一场空间博弈。这就是合作的起源，在自然环境的空间博弈中，不存在输家与赢家，而是不同类型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亲缘合作
理论上，如果按照既定的合作者与背叛者事先界定，并且充分混杂、平均分布一个群体，群体中每一位玩家遇到任何一位玩家的概率都均等，那么，产生合作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将一位背叛者引入到一群合作者中，不仅不会影响合作的成功率，反而会让成功率永远围绕着一个水平上下浮动。
由于社会性的产生，打破了空间博弈的规则，从而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即亲缘选择。家族关系、共同的祖先等，常被认为是比友谊或相识关系更为强烈的纽带。曾有人问英国遗传学领域先锋桑德森·霍尔丹一个问题，他是否会为了救一个落水的人而置自身的生命安危于不顾。霍尔丹的回答是：“不，但我会为了两个亲兄弟或八个表兄弟这样做。”他提出了关于合作的一种观念：如果个体的关键目标是要让自己的基因延续到下一代，那么个体有理由付出成本，为携带相同基因的亲属提供利益。身体中有半数基因相同的亲兄弟，与仅仅共享八分之一基因的表兄弟相比，前者就更有可能为对方伸出援手。
霍尔丹的学生引入了“内涵适应性”这一概念，在生物学中，适应性是对个体生产和繁殖能力的衡量。而内涵适应性认为，像蚂蚁、蜜蜂这种合作度很高的社会性昆虫，其行为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合作行为能够实现传递基因的自私目的，虽然这一机制是通过亲属而非个体本身来运转的。
很多动物会通过帮助其亲属进行繁殖而非自身繁殖，来将自身的基因传承下去。比如贝尔丁地松鼠，如果单个松鼠在看到隐约可见的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的叫声。此时，它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因为它在帮助保护亲属及自身基因的同时，也凸显了自己的位置。给出警报的松鼠存在适应性成本，而接到警报的其他成员享受到了收益。
简而言之，亲缘合作是一种有条件的合作。根据两只松鼠的亲缘关联度，对所得利益打个折扣之后，仍比付出的成本大，那么产生这些利他主义的基因就能够让合作得以进行，亲缘合作得以实现。
与一个人的血缘关系越近，我们就越愿意努力与他达成合作。这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之所以能进行，是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增加传到下一代的基因数量，从而扩大我们未来的遗传规模。尽管亲缘合作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标准很难界定，但是亲缘选择依然是合作进化的一种机制。
双方收支博弈
“我给你挠挠背，你也会给我挠挠背。”作为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这就是合作的基本原则，即直接互惠。当一个组织的社会性逐渐提高，范围不再局限于亲缘，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就出现了直接互惠。
吸血蝙蝠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回到群栖巢穴之后。在巢穴中，几百甚至上千只蝙蝠聚集在一起，倒挂在岩壁之上。如果巢穴中的某一位成员在一夜狩猎后无果而归，那么它的同伴就会反刍一些血液来与它分享。统计发现，无论哪个夜晚，总会有百分之几的成年蝙蝠和三分之一的幼年蝙蝠找不到食物。但它们从来不会挨饿。不仅如此，蝙蝠更愿意与之前喂养过自己的蝙蝠分享血液，而且它们之前会花时间为彼此梳理毛发、打扮，以使得对方能识别出自己。
为了让直接互惠发挥作用，双方需要不断重复接触，这样才能有机会用一方的好意回报另一方的好意。很明显，我们大多数人对直接互惠合作表示赞同。负责下厨做饭的人基本上可以免于洗碗，反之亦然。学生宿舍中各位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取决于每个人在打扫卫生、饮食起居等事务上付出的劳动是否同等。当我们收到一份邀请，无论是吃晚餐还是看演出，随之而来的都还有一份不成文的责任，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予以回报。互惠行为可以在更大的人群中出现：商业组织之间可以建立长期的合同责任关系，政府之间会互订条约等，远远超出了亲缘合作的范围。
在囚徒困境中，我们通常是这样思考的。如果你背叛，对方合作，那么你得到的收益就会很高。你会非常高兴，于是就重复之前的行为，在下一轮合作中再次背叛。但是，如果你合作，对方背叛，那么你就被利用了。你很郁闷，于是转换到另一种行为方式上，你以前曾经合作过，但现在你决定要背叛。
在直接互惠中，与“以牙还牙”相比，最佳的应对方案应该是“赢定输移”：只要做得好，就坚持目前的选择，如果做得不好，就改变之前的行为。这种思想更加人性化，如果我在这一轮合作中占到了他人的便宜，那么接下来就会继续这样做。即便双方都背叛，也会采取合作态度，试图恢复到更好的关系上来。除非我们在上一轮中均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我才会选择背叛以保护自己。
多方互惠系统
在拿破仑战争前，著名的犹太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其英国客户的投资予以了保护。由于时刻将英国客户的利益铭记于心，他们面临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财富，就是间接互惠的产物：由于他们在危难关头表现得无懈可击，让每个人都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值得信任的。
如果说直接互惠在于双方是否达成信任，那么间接互惠的重点就在于，你在合作上是否有一个好名声。随着直接互惠合作的发生频率逐渐增加，就会形成一个互惠系统。在人与人之间，关于谁对谁做了什么事的信息就可以充分传播，那么，合作选择就会垂青于“看人下菜”的策略，即根据对方的合作或背叛名声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一个人的好名声能够快速传播开来，那么他在社会群体中就会得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自然选择要求我们具有“识别力”，会对他人给予关注，观察他人，了解他人，搞明白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等。简而言之，只有期望的未来收益超过所需付出的成本时，利他主义行为才会产生。
直接互惠可能影响的是双方，而间接互惠则是影响多方。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坚持自身信念并采取行动时，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成本，这就是间接互惠的影响力。比如一位同事未能按时完成工作，令你倍感失望，于是你大发雷霆。在安静的开放式办公空间中，你的怒火很可能令周围不知情的同事认为你是一个缺乏自我控制的人。这会减少你以后得到帮助的可能。
间接互惠之所以能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也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某种“中庸之道”的完美平衡。能够稳定并且发展出合作行为的间接互惠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与好人合作被认为是好的，而背叛好人则被认为是坏的。这些行为可以在有理由的背叛和毫无道理的背叛之间进行区分和辨别，会排斥有不良记录的坏人。如果一位好的捐赠者遇到一位坏的接受者，这位捐赠者选择背叛，这一行为并不会降低他的名声，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合理制裁”。
对于直接互惠来说，我们能做的所有事，就是在于同他人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学习、掌握信息，因此，我们的行为依赖于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但对于间接互惠来说，人们是在一个群体内部进行重复互动，我现在对你所采取的行为，也依赖于你曾经对其他人做过的事情。
群体利益选择
2007年，在美国纽约发生了一件事，退休海军士兵韦斯利·奥特利在等候火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突发癫痫的小女孩，奥特利迅速借来一支笔，将她的牙齿撬开。过一会儿，女孩的意识逐渐清醒，站了起来，没想到再次摔倒，这一次竟然跌倒在了铁轨上。此时，一列火车已经驶近。奥特利跳到铁轨上时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将女孩拖上站台了，于是他将其按倒在铁轨之间，火车从两人头顶驶过，有幸的是他们安然无恙。几周之后，奥特利收到了无数礼物，获得了纽约市长授予的荣誉，并且广受赞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帮助他人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并不需要有意识的决策过程：当看到某人处于危险时，我们就会产生紧张焦虑的感受，以至于有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他人一命。达尔文也相信有最佳合作机制存在，他指出，个体为了群体利益而行动，群体就能在个体成本的基础上兴旺发展。
这一机制既有吸引力，又简单易懂。假设有两支敌对的部落，其中一支部落的成员都是自私的，只会为自己考虑，而另一支部落的成员会为了其他成员的利益而牺牲自我。借助群体的力量，第二支部落最终一定会崛起。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早期人类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非常巨大，群体之间通过殊死的竞争来实现合作的进化。虽然在一万年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类，数量不多的人类群体彼此隔绝，靠采摘野果和狩猎为生。但是，当时的气候变迁可能将这些人类群体集中到了一个局限的区域之内，使群体之间的频繁相遇成为可能。群体之间的相遇增加了冲突，当被敌对群体消灭的威胁最大时，个体为群体做出的牺牲行为就会增加，这也增加了群体及群体中其他合作者存活的可能，从而使个体牺牲的成本得到补偿。
我们很容易想象，利他主义行为能帮助群体抵御战争所带来的成本损失。举例来说，某人断了条腿，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自私的群体之中，那么这样的伤势就是致命的，因为他无法为自己寻找食物。但利他主义群体中的食物共享机制会让这样的人活下来，从而降低其他成员在面临危险之时的心理顾虑，从而做出对群体有利的行为。自私理论认为，自私能够保证生物存活，但是这并非绝对，正如细胞组织，有些组织能够不断分裂生存，但有些组织则会消亡，后者往往是因为非合作态度者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群体选择并不假设个体是持合作还是自私态度，也不认定基因本身是不是自私的。群体机制只是表明，一些群体中存在某种机制，能使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较好地达成一致，这样就能提升整个群体的表现或适应性，在群体竞争中，这些群体就能取得优势。想让群体选择发生，我们需要群体之间产生竞争和一定的凝聚性。
这也很容易理解，我们更容易与同一个圈子之中的人成为朋友，交集越多，那么合作起来就越容易，因为我们在所处的圈子里，如果达成一致的程度越高，那么对双方乃至这个圈子就会更加有利。企业组织尤其如此，一个健康的企业组织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群体利益得到最大体现；二是大多数个体利益得以实现。如此才能产生群体合作，否则整个系统就难以实现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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