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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视频。Social，社会化。Social video？对，社会化视频。
社会化视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甚至，与风头正劲的微电影、网剧、病毒视频、手机电影也不是一回事—当一种新玩意儿崛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懒洋洋地一瞥：啊，那玩意儿古时候就有，只不过变了变花样。受制于思维的惰性，我们宁愿将微电影理解为电影短片，将网剧理解为体量更轻盈的电视剧，将病毒视频理解为无厘头喜剧的某个粗糙变种，将手机电影理解为用手机拍摄的独立短片。嗯，我的意思你也许已经明白：媒介形态对内容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媒介构造了内容，而不是相反，不论这种内容表现为一种思想、价值观、甚至宗教，还是表现为美学、文学、音乐，或者一则故事、传奇、笑话，甚至是所有这一切的综合。这样说吧，在结绳记事的年代写小说是不可能的，相反，在互联网时代搞一张电子岩画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认为桌面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只是视频内容又一分发渠道的人，将会遭到可耻的失败。电影银幕、电视屏幕、电脑显示器、手持移动设备的触摸屏……它们的区别不仅仅是显示屏的大小，甚至不是解码/转码、输入/输出信息的方式，而是一种深刻的技术哲学上的分野。
技术是有伦理、哲学属性的，工业时代的流水线无论怎么优美，也难掩其集权底色，而后工业时代的互联网无论怎么破碎，也难掩其民主光辉。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是一种流水线工业，不论编剧中心制、演员中心制，还是导演中心制，从生产方式上来讲，无一例外，都是集权式的；传播则是一对多、点对面、圆心到圆周，呈辐射状，其本质依旧是广播式宣传—受众坐在暗处，不许动，不许说话，唯一的权利是可以提前离席，但也只能躬身退出，否则便被视为缺乏教养。在这种情景下，受众的大脑与心灵不过是声光电的跑马场—“是的，它主宰了我”，听听这样的观后感，我们便会明白在长达90分钟的黑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主客体分明的观看方式，决定了电影不过是戏剧的现代形态，它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有没有让观众全情投入其中，为剧中人的悲欢离合而时悲时喜—这种代入感消弭了主客体的边界，使观众身临其境、陶醉并流连忘返。为达到这一目的，电影院沿袭了剧场、教堂的营造方式：庄严的建筑结构，银幕与观众席共同构成的扇形布局，灯光与声场……这一切共同作用，使观众完全放弃质疑与防卫的心理机制，变得敬畏、轻信、易受暗示并随时准备奉献一切情绪、情感甚至灵魂。电视尽管丧失了仪式感，但它牢牢占据客厅中心，并力图将家庭变成一个个微缩版的剧场。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内容总是戏剧结构的，而传播总是广播式的，占据扇形中心点的，总是偶像。
从内容角度讲，如果互联网之前的时代可以叫做“剧场/戏剧化”时代，那么，互联网时代则可以叫做“广场/社会化”时代。视频只是一种媒介形态，而社会化则是一种世界观—它至少意味着大众、民主、去中心化、平等、反精英趣味、开放、选择性、互动等等。社会化视频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正确理解：它不是戏剧与电影的剩余，它压根是另外一种全新的事物—尽管在制作层面，它看起来似乎是传统电影的廉价品。嗯，它显得那么随意，只要操起DV，或者下载一款盗版的FLASH，再鼓捣几款诸如会声会影、格式工厂之类的傻瓜软件，三五个人，甚至一个人，完全就可以干了；曾几何时，土豆“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一漂亮口号令一众文艺青年热血沸腾，一下子，生活与艺术仿佛再也没有边界。
没错，在戏剧化时代，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就是那个广播式扇形的弧面。想想“电影弧光”、“戏剧弧光”这些并非孤立的概念便会明白：未经艺术弧射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今，这种弧光俨然黯淡了下来，因为人们不再依据剧场原则组织生活，也不再试图从那个扇形结构中苦苦追寻生活的意义—在社会化时代，人们在一种扁平的网状结构中，试图否定“意义”本身。正如《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断言：人们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而是“是什么”。
因果关系，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时空关系（上下、先后），所以，传统戏剧、电影才被理解为雕刻时间、空间的艺术。而社会化视频则必须放弃这种野心，它首先是在一种“相关性”中被生产出来的—重要的不再是生产关系（导演中心制或者演员中心制），而是关系性生产：其一，整个网络（不是样本数据，而是全部数据）都是生产环境，并构成理解视频的互文性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化视频乃是一种环境艺术，而不是视听艺术，更不是舞台艺术；其二，它不再是作品，甚至也不是产品，而是一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化视频的制作者、观看者、传播者与评论者，共同构成了它的作者/生产者，只要处于社会化场域中，它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并永远同时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其三，鉴于以上两点，人们只能分享它，而不能交易它。
当然，便于理解起见，我们可以将社会化视频分为社会化制作与社会化传播两个阶段，并以此附会传统电影的制作与发行。狭义地说，传统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是在一种剧场情景中进行的，社会化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则是在一种社会化媒体场域中进行的，如此而已。由剧场走向社会，正是时代由前现代走向现代、后现代的表征—这是不可逆的，尽管我们对剧场是那么流连、陶醉。
社会化视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甚至，与风头正劲的微电影、网剧、病毒视频、手机电影也不是一回事—当一种新玩意儿崛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懒洋洋地一瞥：啊，那玩意儿古时候就有，只不过变了变花样。受制于思维的惰性，我们宁愿将微电影理解为电影短片，将网剧理解为体量更轻盈的电视剧，将病毒视频理解为无厘头喜剧的某个粗糙变种，将手机电影理解为用手机拍摄的独立短片。嗯，我的意思你也许已经明白：媒介形态对内容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媒介构造了内容，而不是相反，不论这种内容表现为一种思想、价值观、甚至宗教，还是表现为美学、文学、音乐，或者一则故事、传奇、笑话，甚至是所有这一切的综合。这样说吧，在结绳记事的年代写小说是不可能的，相反，在互联网时代搞一张电子岩画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认为桌面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只是视频内容又一分发渠道的人，将会遭到可耻的失败。电影银幕、电视屏幕、电脑显示器、手持移动设备的触摸屏……它们的区别不仅仅是显示屏的大小，甚至不是解码/转码、输入/输出信息的方式，而是一种深刻的技术哲学上的分野。
技术是有伦理、哲学属性的，工业时代的流水线无论怎么优美，也难掩其集权底色，而后工业时代的互联网无论怎么破碎，也难掩其民主光辉。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是一种流水线工业，不论编剧中心制、演员中心制，还是导演中心制，从生产方式上来讲，无一例外，都是集权式的；传播则是一对多、点对面、圆心到圆周，呈辐射状，其本质依旧是广播式宣传—受众坐在暗处，不许动，不许说话，唯一的权利是可以提前离席，但也只能躬身退出，否则便被视为缺乏教养。在这种情景下，受众的大脑与心灵不过是声光电的跑马场—“是的，它主宰了我”，听听这样的观后感，我们便会明白在长达90分钟的黑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主客体分明的观看方式，决定了电影不过是戏剧的现代形态，它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有没有让观众全情投入其中，为剧中人的悲欢离合而时悲时喜—这种代入感消弭了主客体的边界，使观众身临其境、陶醉并流连忘返。为达到这一目的，电影院沿袭了剧场、教堂的营造方式：庄严的建筑结构，银幕与观众席共同构成的扇形布局，灯光与声场……这一切共同作用，使观众完全放弃质疑与防卫的心理机制，变得敬畏、轻信、易受暗示并随时准备奉献一切情绪、情感甚至灵魂。电视尽管丧失了仪式感，但它牢牢占据客厅中心，并力图将家庭变成一个个微缩版的剧场。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内容总是戏剧结构的，而传播总是广播式的，占据扇形中心点的，总是偶像。
从内容角度讲，如果互联网之前的时代可以叫做“剧场/戏剧化”时代，那么，互联网时代则可以叫做“广场/社会化”时代。视频只是一种媒介形态，而社会化则是一种世界观—它至少意味着大众、民主、去中心化、平等、反精英趣味、开放、选择性、互动等等。社会化视频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正确理解：它不是戏剧与电影的剩余，它压根是另外一种全新的事物—尽管在制作层面，它看起来似乎是传统电影的廉价品。嗯，它显得那么随意，只要操起DV，或者下载一款盗版的FLASH，再鼓捣几款诸如会声会影、格式工厂之类的傻瓜软件，三五个人，甚至一个人，完全就可以干了；曾几何时，土豆“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一漂亮口号令一众文艺青年热血沸腾，一下子，生活与艺术仿佛再也没有边界。
没错，在戏剧化时代，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就是那个广播式扇形的弧面。想想“电影弧光”、“戏剧弧光”这些并非孤立的概念便会明白：未经艺术弧射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今，这种弧光俨然黯淡了下来，因为人们不再依据剧场原则组织生活，也不再试图从那个扇形结构中苦苦追寻生活的意义—在社会化时代，人们在一种扁平的网状结构中，试图否定“意义”本身。正如《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断言：人们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而是“是什么”。
因果关系，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时空关系（上下、先后），所以，传统戏剧、电影才被理解为雕刻时间、空间的艺术。而社会化视频则必须放弃这种野心，它首先是在一种“相关性”中被生产出来的—重要的不再是生产关系（导演中心制或者演员中心制），而是关系性生产：其一，整个网络（不是样本数据，而是全部数据）都是生产环境，并构成理解视频的互文性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化视频乃是一种环境艺术，而不是视听艺术，更不是舞台艺术；其二，它不再是作品，甚至也不是产品，而是一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化视频的制作者、观看者、传播者与评论者，共同构成了它的作者/生产者，只要处于社会化场域中，它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并永远同时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其三，鉴于以上两点，人们只能分享它，而不能交易它。
当然，便于理解起见，我们可以将社会化视频分为社会化制作与社会化传播两个阶段，并以此附会传统电影的制作与发行。狭义地说，传统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是在一种剧场情景中进行的，社会化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则是在一种社会化媒体场域中进行的，如此而已。由剧场走向社会，正是时代由前现代走向现代、后现代的表征—这是不可逆的，尽管我们对剧场是那么流连、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