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接待上访百姓，救助被拐儿童，给官员讲课劝他们不要强拆，于建嵘看似“不务正业”，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恰恰属于他的学问领域，中国群体性事件研究。今年，他将重拾书本，再次走进乡村和田野，重新审视中国社会进程中的失衡与冲突，并探索济世良方。
　　约定采访的这天，北京迎来了这个冬天第一次降雪。于建嵘位于北京东郊宋庄小堡村的住处没有暖气，几十平米的屋子，全靠一个砖砌的壁炉烤暖。他招呼来访者们一起围着炉火坐下，给大家倒茶，间隙会很自然地弯下腰，拾起一块堆积在壁炉边的劈柴，扔进火堆。壁炉的正上方，摆放着他那张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律师资格证。
　　听闻我们还没有吃午饭，迅速去厨房，片刻之后，他引以为豪的“秘制辣酱”拌面和一盆外形完好的荷包蛋便端上桌来。在宋庄，几乎所有的艺术家和来找他希望解决困难的农民都吃过这种简单、粗糙但又充满了友善的食物。对于于建嵘来说，免费的午餐是招待朋友的，他的朋友可能是宋庄的村民和艺术家，也可能是遍布全国的上访者和农民，或者是微博上与他说过话慕名来求见的人。
　　也许正是这样接地气，让他能与社会的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并且可以获得他们充分的信任。中国并不缺少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但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关注制度设计，缺乏于建嵘身上这种社会活动家的气质，也没有像他一样敢于把自己推进麻烦的勇气：为上访农民录制视频、把他们的申诉和上访材料存档;微博发起“微公益”，把“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和“随手送书下乡”做得有声有色，让公益“降格”成大众日常行为;为官员讲课，“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精英”，耐心推动政府决策的帕累托改进。
　　于建嵘最为引起知识分子圈争议的行为就是他始终坚持给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讲课，题目围绕着“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他讲的东西貌似是官员们最不愿意听的，但也是让基层官员压力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一堂课讲完，有鼓掌的，有当场掉眼泪的，事后，很多官员会存下他的手机号，发短信表示感谢。
　　这样的讲课从2009年开始，在2014年达到巅峰：讲课的次数超过了200场，听课的官员从乡一级“升级”到了厅级和部级。就在采访于建嵘的当天，他收到了两条短信，都来自于前一阵在北京听课的地方官员，一条表示感谢，一条还表了下决心。于建嵘给他们回的短信只有两个字：谢谢！
　　对于批评他是“迎合官员”的人，于建嵘从不理会，就像有人对他发起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时纠结于那些孩子是否是拐卖而来一样，他不希望自己奔走呼号的事情被别人搞到“跑题”：“我想做的是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乞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
　　比之于“仇官”者来说，他之所以愿意四处给官员讲课，更看重的是作为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官员的作用、影响以及可以推动的进步，希望为学者和官员之间找到一点共识，哪怕这种共识很微弱：“如果一件事情，对社会进步有好处，对政府管理国家也有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能推动去做？”
　　于建嵘在过去几年里做的事情现在似乎正在慢慢显现效果：2013年年底，与访民息息相关的劳教制度正式废除;一年之后，高法、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发文，从2015年1月1日起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行为的监护人，将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而于建嵘之所以在2014年可以大量时间里抽身去给官员讲课，同样得益于上访人群的减少：与往年每天络绎不绝来到他家求他录视频、存资料的访民，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现在一周最多也就三四个。”他说，他在讲课中一直希望地方建立起让人大代表接访的制度，让人大代表真正肩负起自己的政治职责。
　　或许这些进步在很多年以后回头看，都算不上惊天动地，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确实是要靠跬步级别的改良最后才能行至千里，没人能够证明这几个制度的变化和于建嵘所作所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或许没有他身体力行的推动，这样的变化会迟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