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几位来自山西的教师呼吁代表委员关注教师职称问题，称“教师职称与工资过多挂钩，导致教师同工不同酬，存在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现象。”3个月后，《中国教育报》对此进行了问卷调查，近3万名教师参与。54%的教师认为职称评定非常不合理，建议取消；37%的教师认为大部分层面需改进与完善；68%的教师认为当前的职称评聘不能反映出教师的真实水平。
　　储朝晖：行政权和学术权要划分恰当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
　　大学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没有很好地划分，造成教授的评定钱味越来越浓了。有真有学问的倒评不上，有的会“钻研”的倒很顺利地评上了，这个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吉林的一名副教授吴敏给我讲过评职称中的一个“怪现象”：有个老师，她去年要评副教授。首先自己花钱买了一个项目，找了一家公司，存了10万元；又通过其他手段，跟一个已经评上教授的老师——不需要项目的老师，找了一个纵向项目挂了她的名字；她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又找了个6万元的项目，大概就16万元，又花钱买了两个专利。因为要准一点，还要有获奖，她就找了另外一个老师项目，其实她对这个项目没有一点作为，在评奖的时候就把她给挂上了，还是个科技进步一等奖。于是，她也有奖了，也有论文了，也有专利了，也有项目。虽然她没有做过任何实验，材料提交上去了之后，还是评了副教授。而有一个老师评副教授都评了五六年了，什么东西都够，就是因为不会做这些手段，所以一起评副教授时还是败给她了。靠钱了，同事之间也不会去举报。学校也没有办法，基本上制止不了。
　　那么，到底有怎样的诱惑让教师们失去了底线？最直接的就是待遇的差别。就比如说，教授跟副教授的岗位可能一年差几万元，副教授和讲师也差几万元。评上副教授还有一个很隐形的待遇就是有研究生可带了，在评讲师到副教授可能所有实验要自己做，但是评上副教授后有人给你做实验了，有免费劳动力了，研究生为了毕业一定会给你写论文，无形中增加很多科研成果。而在这样畸形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
　　朱永新：建议取消职称评定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据人民网调查，晋升了职称的人有40%以上的早已不再教课或不用教课了。他们中的人有的当了校长、中心校长、教务处主任、报账员、督导、后勤人员等；而另外一部分仍处在一线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也绝大多数不再担任所评学科的教学工作。因为职称与工资紧密挂钩，评上职称的教师与没有评上职称的教师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而没有评上职称的教师，往往在教学一线工作，最为辛苦，但却因为职称与工资过多挂钩而拿不到更多的工资，这挫伤了一线教师的积极性。
　　我建议取消职称评定。职称评价体系，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对年轻人发展不好。受职称评定制度影响，评职称需要满足发表论文、考职称外语和计算机等附加条件，导致太多人为此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而没有把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面。
　　中小学教师不去钻研如何提高教学能力，而是费尽心思去发表所谓的科研文章，甚至去抄袭，导致学术不端事件时有发生。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最终的受益者，不能是那些“不把心思放在教师和孩子身上”“专心写著作和论文”的“好老师”。
　　有的教师为了发表文章，要付出几百元至几万元的版面费，甚至滋生了写论文、代发论文一个灰色产业。又比如，有人为了评职称，不是忙着去提高能力与水平，而是忙着跑关系。相反，一些人尽管公认业务水平高，但由于不会运作跑关系或者发文章，可能到退休时职称还只是一个讲师。
　　取消职称的评定，改为用人单位聘任（评聘分离），让职称与待遇脱钩。至于与职称直接挂钩的待遇问题，由用人单位根据工作人员的业绩和表现来确定。取消职称评定，不意味取消评价。
　　取消职称评定当然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家也要充分认识到工作中的难度与困难。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怎么样真正地客观认定一个人的水平与资历，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
　　褚宏启：职称承载了过多的待遇
　　褚宏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政策与法律、教育管理、外国教育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的目的是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而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一是要通过直接的培养和培训，如完善师范教育体系、加强职后培训等；二是要健全制度，通过健全教师人事制度，让制度具有激励教师的作用。职称制度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阶梯，旨在引导教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从而在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中形成一种持续的激励。职称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结构，比如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占多大比例等，否则职称制度就失去激励作用了。如果是运动式的，大家一下子都变成最高级的职称了，这个制度就失效了。
　　但是，各地教育是有差距的，不同层级的职称所代表的教师水平具有区域差异甚至差距。比如，教育不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调到北京，就不一定都是优秀教师了，或者说个别“优秀教师”在提升学生考分方面有经验，但离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特级教师管理办法（修订）》以及《北京市特级教师评选办法》，从明年起，外调入京的特级教师不再直接认定为北京市特级教师，须重新参加评选。
　　教师职称评聘要和教师的职业特点结合。中小学教师主要任务是传播知识，那么，就要评价他传播知识的能力，即考评他们的教学水平、教学能力。把论文发表作为评价的一个方面，我也不反对，但一定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而且，论文发表也要和教学结合起来。如果一位教师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教学一团糟，这种论文的实际价值是不大的。
　　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数量作为评价标准，评价起来比较容易、比较简单；而要真正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就比较复杂。从评价的角度来说，容易评的东西往往就会被强化，不容易评的东西往往会被轻视。就和评价学生一样：评价考试分数很简单，就容易被看重，而艺术素养、品德发展等不容易评价，就容易被忽视。在教师评价上，不能因为科研成果发表的刊物等级、数量容易评价，就把科研论文放在很突出的位置上。所以，在教师教育教学评价上一定不能偷懒，要看教师能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可持续发展，能不能让学生乐学、会学，这些才是根本。我们既不能只是以分数论英雄，也不能只是以文章论英雄。
　　现在有人提出来要取消终身制，评上职称只管5年，但这样会让教师这个职业很没有安全感，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职称评聘只是激励方式的一种，不是唯一的。所以，要有一个“激励组合”：除职称晋升外，还要有管理职务晋升、外出培训机会提供等很多其他激励方式。
　　当前，职称与教师工资、房补、福利、职务升迁等挂钩，甚至一些地方，为了操作方便，直接将教师的绩效工资与职称挂钩，让职称承载过多的待遇；于是，出现了“职称至上”现象。所以，我主张相对分离，比如工资与职称关系比较密切，但这个工资应该是基本工资，而不是绩效工资。其他的一些福利能分离的就相对分离，这样便于建立一个好的激励制度。
　　绩效工资完全与职称挂钩，实际上就没什么激励作用，就变成一种身份激励，而根据身份给予报酬和根据绩效给予报酬是不一样的。那样做，绩效工资就失去了其本来含义，就变成身份工资，而不是绩效工资了。
　　熊丙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1986年建立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曾经对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职称评价制度已经运行几十年了，暴露了许多问题，最明显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许多人为了评职称花了大量精力，连自己最基本的业务都没时间钻研。比如，医生不去提高业务，教师不去提高教学能力，而去忙着发论文，搞得医生不像医生，教师不像教师。这样下去，会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必需要改革。
　　职称本来就是一个行政化称谓，并配以相应的待遇和权限。国外教师没有职称，与之相配套的是教师终身制，通过工作年限来调整待遇。如果学校与政府基础权利关系不做调整，只在表层改革，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往往还会产生新问题，比如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和腐败问题。
　　“评聘合一”，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归根结底是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教师职称评定为例，要建立教师委员会进行同行间的业内评价、建立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进行全程的监督、审议和多方意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