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有句话您常挂嘴边，“重要的在于发现，而不在于创造。”您能就您的书法和篆刻具体谈谈吗？
　　曾：是的，我常这样说。这基于我对书法篆刻的思考，其实也就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一个书法人首先要学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只知道玩命地毫无目地临摹、创作，这种学习太死板，太机械了！我觉得恰恰是需要去看，去发现、去总结、去思考，然后从发现这个角度上出发，来指导自己的临摹和创作。
　　发现又分两个方面的，一是对前人的发现；二是对自我的发现。
　　发现尤为重要，好的东西就在眼前，却未被发现，究其原因，是不从发现的立场出发，从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这就导致了有些人临了一辈子字帖，当离开字帖后，就无从下笔了。很多人认为只要每天临上两三个小时的帖，天长日久，自然就成了。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发现和扬弃是并列的，发现优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发现不足，比如学习《石门颂》隶书，它的结构是放逸旷达，我看多数人都把《石门颂》的字写成放逸开张，一个字这样可以，但一篇字就不行了，就要有收有放、有大有小才行。还有多数人把石门的线条写成一样粗细，就没有了生气，也缺少了变化。其实我们发现古人的优点很容易，而发现古人的缺点却很难，这都是由于后人对前人的崇拜造成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用膜拜的心理，去看待经典，看待前人，看待我们的老师，而不去发现他的缺点。作为一个学习者，要善于发现古人的优点，同时更要善于发现古人的缺点，从缺点里面找出突破口，会更有意思。只有发现其缺点才能做到扬弃，去弥补不足，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是一条学习的出路。
　　
　　肖：从最早接触书法，到现在这个面目，您是怎么发现，怎么转变的？能不能大致地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曾：应该是1975年的冬天，我从随州当兵到北京。去了北京也不知道什么叫书法。有一天在书摊上买了一本唐人《灵飞经》小楷。原来写大字，到了北京从小楷写起。写了两年，没人指点，就觉得那个东西好看，秀丽，很美，老百姓都认识，我那会儿就停留在这个审美层次上。后来又开始写《黄自元的九十二法》什么的。学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什么是宣纸。我就把首长看完的新华社的资料呀，新华社内参呀，一本一本，裁出来泡上水，等干了在上面写字，有点意思，有点像宣纸的感觉。粉碎“四人帮”之后，突然有一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办书法学习班的启事，当时北京开始有很多人办学习班。我的老师叫王任。学习三个月才16块钱。从王老师那个地方开始改学颜真卿的《多宝塔》、《东方画赞》。后来自己又学习了《郑文公碑》，再后来又喜欢《爨宝子》，这个也没有人让我学，那时，大门打开之后，书店关于书法的书多了，觉得都很稀奇，那个时候胃口也大，一见到古人的东西都觉得挺好的！所以一股脑就全都弄回来了。我记得有一本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外面没有卖的，从故宫借出来复印。那会儿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很高的见解，就是觉得古人的东西很多，很丰富，没见过就觉得好，就开始学。当然王任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我写了之后拿给他看。王任老师会说你学得很到位，或者说你学得还不够好，但是从来不在风格上干涉你。他能够尊重学生的选择，同时能给学生正确的指导，你这个学得哪儿有点问题？或者是跟原风格有什么变化？甚至有时候你改掉的东西，他也会加以肯定。我后来也是这样对学生的。
　　由秀美逐渐走到古拙，这期间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可能和你身边的朋友，和你对美的认识，还有自身能不能捕捉到这个时代的气息都有关系。能不能捕捉到这个时代的气息，对一个艺术家很重要，你捕捉不到时代的气息，你就不可能走向成功。这有可能不是人家教你的，而是你自己感觉到的，你感觉到了你就抓到了。我由《灵飞经》到《二爨》到后来的杨维祯、金农，再到汉隶、金文，这一路走来，都是自己慢慢地感悟到的。一下从《灵飞经》就写到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成，这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肖：你是什么的时候开始把书法作为一种毕生追求的？
　　曾：我一直就没有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只是觉得挺好玩的。
　　肖：现在书法已经成为你的专业了。
　　曾：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书法是一种爱好，没有想到要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只是随走随看，觉得还有点意思。一个农村孩子，从喜欢大字开始，逐渐地深入，觉得这个东西越学越有意思，越有意思越愿意去做，而且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作为毕生追求，未必能做得到。你要说我为书法献身，有点太沉重了，一路慢慢走，慢慢学。我觉得还是要轻松一点，不要希望它成为怎么样！就是走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我真实的一种态度。
　　肖：私下里，我和朋友说，别看曾翔平时有那么多应酬，写字照样没耽误，而且还总有些新变化，对他这个年龄来说真不容易。
　　曾：原来有人这么说，曾翔这小子挺灵气的，一弄就获奖。这只是看到我的表面现象。其实我是笨鸟先飞的那种人，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说没用功是骗人的。我觉得我比别人下的功夫要多。一个是思考得比较多，另一个就是动手比较多。我对自己的创作始终有一种不满足感，这与那句老话“穷则思变”是相通的。对自己不满足的东西就要想办法。有时完成了一件新作品，脑子里老惦记着，看哪些地方还可以完善。有了新的想法之后，立即动手去做，只要有条件，就立即动手去做，是这么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促使自己动手，实现新的理解，新的愿望。所以朋友们经常发现，这小子又变了，又有了一种新的东西。我曾经给朋友说，搞艺术的，首先要向农民学习，要学会种试验田。我是一个东西做好了不满足的人，做成这样了，行不行？可能有的人认为就行了，我不是，我要做成几个样式，看看哪个样式最能够表达我的思想，所以我说要去种试验田，要反复地去种，种完以后，看看哪个田里面结的果实最多。这样变化就会多。
　　肖：对您来说现在什么是最需要的？
　　曾：我现在觉得最需要的是学习经典，还需要再深入地去学习。
　　
　　肖：在您的简历里，您提到刘炳森、沈鹏先生都是您的老师，但从您的字里，基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曾：好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学艺是多方面的，从老师学艺也是多方面的。前面说过，和刘炳森先生认识是由我师兄引见的，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次去还没见着，那时候刘先生住在故宫西北角一个小院里。刘先生说过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句说做人，他说“做人要老实厚道”；第二句说学艺，他说“学艺要过河拆桥”。这两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对我以后的学习、做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人问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当然学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很多人看问题很片面，看不到一个人的优点。每次我到刘先生那儿，他首先都会问我，王任先生怎么样？言下之意，你来看我，同时也别忘记去看看王任老师。我说的是细节，通过细节，你要用心去体会老师的深意，它让我明白，做人比做艺术更重要。
　　我跟沈老学草书学过很长时间，后来沈老的影子越来越少了。拜老师并不完全地去照抄老师，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从王镛老师身上也能看出来，王老师带这么多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特别完全像他的。
　　（肖文飞根据录音稿整理，经受访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