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thumos”与公民美德:忠犬或雄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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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thumos(血气/激情)采用了两种比喻,即比作犬和比作雄狮,这反映出他对该术语的不同理解。本文通过对比这两种比喻,试图为该术语寻找一个较为融贯的解释,即从描述性层面来看,该术语指血气方刚的、充满力量的情感。只有像“狮子”一样作战的人,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警犬”;从规范性层面来看,该术语指要服从理性,像忠诚的“牧羊犬”,听从牧人(理性)的命令。它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没有真正冲突。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进一步阐释如何看待与之相应的公民美德及其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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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公元前6 世纪前后,古希腊“真理”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真实的话语”本身不再具有真理性,不再与权力行使相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求知意 志”.通过一系列碎片化的历史事件,福柯对“正义-- 真理的联结”与“知识--权力的断裂”展开分析,并最终指出正是这一双重过程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此被模糊.而这一研究本身 亦同时展现和逐步确立了不同于福柯此前考古学研究进路的新的“谱系学”方法论.
谁应该承担引起气候变化的责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从个人自主的排放行为来看,责任归咎原则要求个人应该为出于自愿选择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承担引起气候变化的道德责任.从个体行为与集体责任的关系来看,单个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聚集在一起就会引起宏观上的气候变化,因而个体需要承担因果责任,也应承担道德责任.全球气候治理要求那些排放得越多的国家,应该向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因为他们集体性地引起气候变化问题.同时,也要求那些过错更大的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集体责任的-般要求不会消除个人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
2017年7月4-7日,由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主办的第20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隆重召开,现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教授主持会议.大会以“中国哲学与多元文化世界”为主题,共发布了250余篇论文,与会学者来自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120多个学术单位,是国际中国哲学界的一次盛会.
长久以来,我在自己的法国哲学研习中有一大困惑:我的专业领域和学术方向主要是当代法国哲学,对于我来说,本应属于“自我”之传统的中国哲学反而成为“他者”或“异托邦”,本应属于自己的文化家园却成为了陌生、隔绝的世界;那么,作为“自我”之研究领域的“法国哲学”如何接纳和吸收作为“他者”的“中国哲学”?换言之,我应当如何在研究“法国哲学”的同时思考“中国哲学”?
学科化的建制性学术体制的建立,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对于经验事物的认识与对于它们背后的“原理”的总结,体现出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显示出其统摄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经验科学和其背后的理论并未完全分家的后果。现代学科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具体学科向哲学告别的过程。按照叶秀山先生的看法,“哲学”不断把“必然”交给具体的科学,而自己专注于“自由”的问题。
对霍耐特而言,型构一种正义理论需要解决正义的道德基础以及方法论问题。他主要通过三项理论探索完成了这一工作:首先,对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行揭示,阐释了蔑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情感反应如何导致反抗的行动,进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正面阐发了后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即通过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价值共同体必备的道德关怀来满足“美好生活”的伦理目标,由此充分阐明了“承认”所应具有的道德意涵和维度,这构成了其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最后,对资本主义社会“悖论”病态与“物化”现象这些非正义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它们都
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实质上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否定了一切旧哲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应从实践视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问题。以实践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是现实的、实际的科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是表征实践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三大基本维度统一的“总体性”范畴,而不是“狭义的领域”范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是“实践”,而不是“生产力”。
马克思通过划分出“自在体系”和“自觉体系”,对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加以双重的阅读,研究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阅读,就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早年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马克思通过对《神学政治论》章节次序的改变,不仅实现了对斯宾诺莎论证结构的整体改造,而且还将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激进化了。马克思双重阅读的方法并非阿尔都塞所言是一种有意义的误读,而是重现作者原意的阅读。马克思的阅读方法来自斯宾诺莎对《圣经》的批判性阅读,并将斯宾诺莎的阅读方法激进化。
经权关系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所重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对此亦多有探讨。目前学界对船山经权观的关注,大多是在研究其礼治思想时兼带提及,而对其经权观中所内合的实践智慧讨论不多。本文认为,船山的“经”兼具动静两层涵义,“权”则是在具体的权衡实践中循环而生成。这一经权在实践中交互影响并动态生成的观点,与他“性日生日成”“理随势变”的思路一致。船山不仅注重度量的分界,也强调审时度势,他对于“权”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
朱子环绕“致曲”所提出的复性工夫,除了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深刻的形上依据外,还有具体的对象、阶段、方法与指标。本文聚焦于朱子为达至圣人“至诚尽性”与“全体著见”的修养进程所揭示的质、量两指标——即由未诚而臻于至诚的质的向上提升与自一偏而及于全体的量的纵横扩充,目的在于论证朱子不仅在两者之间以质的提升为量的扩充之前提与归宿,且在质的提升方面特别讲求深细周密的内在充实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