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闻事件
《时尚》资深编辑原晓娟，因编辑《美食与美酒》杂志过度劳累，压力太大，罹患胃癌，于4月17日去世，终年34岁。深圳华为公司工程师胡新宇，因过度加班持续近一个月，致病毒感染肺和中枢神经，于5月25日去世，终年25岁。据专家介绍，白领阶层因陷入工作狂状态而“过劳”超负，疾病缠身，这种现象已越来越严重，应得到充分重视。
为什么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白领成为工作狂？职场压力的剧烈和商务竞争的残酷都是世界性的遭遇，并非中国所独然；但是我们却只听到欧美白领们纷纷来到丽江古镇“隐居”的消息。华为的胡新宇和《时尚》的原晓娟都是典型的“过劳模”，那些“过劳模”们患有成瘾性的“工作”偏执症，成了身不由己扑向烈火的飞蛾；但要寻找不惜代价回归正常均衡生活的白领典型则不太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社会转型的结构压力并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并不必然是建立在嫉妒、憎恨和权欲基础上的。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也不是经得起推敲的原因。以白领们的才华、能力和创造性，他们完全可能比较容易地按劳取酬。工作狂所以成瘾，只能从白领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原因。
中国白领们在童年时代曾经直接体验过“革命”之后的文化荒芜。在基本价值观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年代，暴力斗争曾经是最通用的替代性规则。爱的稀缺，无条件的支持和包容的匮乏，使得整整一代人难以拥有安全和自足的早期经验；来自父母的暴躁、空虚、冷漠、过度威权和工具性期待，使得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怀有害怕被遗弃的恐惧感。望子成龙，却并非望子成人。底层父母期待孩子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高层父母期待孩子继承和发扬家业资源，这些工具性期待早已内化为白领们内心深处的“父母”原型，白领们只有以拼搏奋斗的方式创造业绩，以“自我工具化”的方式取悦内心深处的“父母”原型，来缓解被遗弃和被忽略的灵魂焦渴。这就是许多工作狂难以解脱的早期心理根源。
苏玛在《人生的意义》中提到工作的“三种关键性意义”。工作狂只知工作“能够为自己和亲人的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而且这种“生活”已然沦为行尸走肉的惯性运动，这种“支持和保障”也早已超出“必要”的标准。工作还能够“给人们提供机会，以便运用和发展他们的才能”，可是工作狂将“才能”浪费在取悦、抚慰和自我证明上面，这种无限消耗生命能量的“运用和发展”已经背离自我价值，而与慢性自杀无异。工作的第三重意义几乎被完全遗忘，那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而与他人合作，能够克服一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生活并非仅仅是机械和疯狂的工作，健康和完整的生活也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能够创造成的。对于生活来说，工作狂并不只是沉溺于早期经验而无法成长的神经症患者，也不只是自我折磨终致身心崩溃的可怜虫，工作狂是一种罪孽。
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工作狂竟成为罪孽？印度圣哲克里希那穆提说：“热爱工作的人事实上是囚禁在工作里面，……他的工作其实是逃避生活（逃避妻子、逃避社会责任、逃避无数的需要）的方法。”逃避生活，意味着“自我中心主义”已成为由个人的早期经验构筑的囚牢。我们是地球的成员，是人类的成员，是我们所在社区的成员，而不仅仅是企业组织的成员。混浊脆弱的地球，矛盾冲突的人类，迷茫错乱的社区……我们的疯狂工作是减缓了还是加剧了这一切？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克莱贝尔提出：“我们不能假装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可以实现自我主义的全人健康。”事实上，野心勃勃的生涯规划，紧张扭曲的人事竞争，马不停蹄的加班加点……都不仅仅使得身心破碎，“这个破碎的世界”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自我主义”的破碎个体组成的吗？当我们选择放弃正常均衡的生活，以超速运转的疯狂节奏投入工作，我们就对这高度异化的现实生活负有绝对的责任。一个“过劳死”的可怜生命不仅仅牺牲了自己和亲人的幸福，他甚至是在人类生活之流中留下了难以消弭的紧张和焦虑的精神氛围。就如17世纪诗人约翰·多恩所言：“没有人是完全孤立的岛屿……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伤害。”齿轮死在机器里，在机器的运转中被消化吸收，磨成粉末，但问题是机器也该歇歇了。
托马斯·摩尔总是一针见血：“最终的工作是与灵魂相约，是对命运的要求的反应，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关注它的细枝末节。”工作狂背叛了与灵魂的神圣约定。为《美食与美酒》而疯狂工作，为程序设计而欲罢不能，都不会是“命运的要求”。暂停手边的一切，走出白领那狭小的天地，在街头留意过往的行人：艰难移步的后遗症康复者，蹲在路边啃馒头的农民工，沿路张贴寻人启事的乡下妇女，处理各样杂货的拆迁户，四处张望的拾荒者……共同的生活需要你的“关注”。在“细枝末节”当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会渐渐浮现，并给予你难以言喻的启示和解脱。■
编辑：卢劲杉
《时尚》资深编辑原晓娟，因编辑《美食与美酒》杂志过度劳累，压力太大，罹患胃癌，于4月17日去世，终年34岁。深圳华为公司工程师胡新宇，因过度加班持续近一个月，致病毒感染肺和中枢神经，于5月25日去世，终年25岁。据专家介绍，白领阶层因陷入工作狂状态而“过劳”超负，疾病缠身，这种现象已越来越严重，应得到充分重视。
为什么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白领成为工作狂？职场压力的剧烈和商务竞争的残酷都是世界性的遭遇，并非中国所独然；但是我们却只听到欧美白领们纷纷来到丽江古镇“隐居”的消息。华为的胡新宇和《时尚》的原晓娟都是典型的“过劳模”，那些“过劳模”们患有成瘾性的“工作”偏执症，成了身不由己扑向烈火的飞蛾；但要寻找不惜代价回归正常均衡生活的白领典型则不太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社会转型的结构压力并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并不必然是建立在嫉妒、憎恨和权欲基础上的。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也不是经得起推敲的原因。以白领们的才华、能力和创造性，他们完全可能比较容易地按劳取酬。工作狂所以成瘾，只能从白领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原因。
中国白领们在童年时代曾经直接体验过“革命”之后的文化荒芜。在基本价值观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年代，暴力斗争曾经是最通用的替代性规则。爱的稀缺，无条件的支持和包容的匮乏，使得整整一代人难以拥有安全和自足的早期经验；来自父母的暴躁、空虚、冷漠、过度威权和工具性期待，使得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怀有害怕被遗弃的恐惧感。望子成龙，却并非望子成人。底层父母期待孩子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高层父母期待孩子继承和发扬家业资源，这些工具性期待早已内化为白领们内心深处的“父母”原型，白领们只有以拼搏奋斗的方式创造业绩，以“自我工具化”的方式取悦内心深处的“父母”原型，来缓解被遗弃和被忽略的灵魂焦渴。这就是许多工作狂难以解脱的早期心理根源。
苏玛在《人生的意义》中提到工作的“三种关键性意义”。工作狂只知工作“能够为自己和亲人的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而且这种“生活”已然沦为行尸走肉的惯性运动，这种“支持和保障”也早已超出“必要”的标准。工作还能够“给人们提供机会，以便运用和发展他们的才能”，可是工作狂将“才能”浪费在取悦、抚慰和自我证明上面，这种无限消耗生命能量的“运用和发展”已经背离自我价值，而与慢性自杀无异。工作的第三重意义几乎被完全遗忘，那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而与他人合作，能够克服一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生活并非仅仅是机械和疯狂的工作，健康和完整的生活也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能够创造成的。对于生活来说，工作狂并不只是沉溺于早期经验而无法成长的神经症患者，也不只是自我折磨终致身心崩溃的可怜虫，工作狂是一种罪孽。
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工作狂竟成为罪孽？印度圣哲克里希那穆提说：“热爱工作的人事实上是囚禁在工作里面，……他的工作其实是逃避生活（逃避妻子、逃避社会责任、逃避无数的需要）的方法。”逃避生活，意味着“自我中心主义”已成为由个人的早期经验构筑的囚牢。我们是地球的成员，是人类的成员，是我们所在社区的成员，而不仅仅是企业组织的成员。混浊脆弱的地球，矛盾冲突的人类，迷茫错乱的社区……我们的疯狂工作是减缓了还是加剧了这一切？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克莱贝尔提出：“我们不能假装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可以实现自我主义的全人健康。”事实上，野心勃勃的生涯规划，紧张扭曲的人事竞争，马不停蹄的加班加点……都不仅仅使得身心破碎，“这个破碎的世界”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自我主义”的破碎个体组成的吗？当我们选择放弃正常均衡的生活，以超速运转的疯狂节奏投入工作，我们就对这高度异化的现实生活负有绝对的责任。一个“过劳死”的可怜生命不仅仅牺牲了自己和亲人的幸福，他甚至是在人类生活之流中留下了难以消弭的紧张和焦虑的精神氛围。就如17世纪诗人约翰·多恩所言：“没有人是完全孤立的岛屿……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伤害。”齿轮死在机器里，在机器的运转中被消化吸收，磨成粉末，但问题是机器也该歇歇了。
托马斯·摩尔总是一针见血：“最终的工作是与灵魂相约，是对命运的要求的反应，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关注它的细枝末节。”工作狂背叛了与灵魂的神圣约定。为《美食与美酒》而疯狂工作，为程序设计而欲罢不能，都不会是“命运的要求”。暂停手边的一切，走出白领那狭小的天地，在街头留意过往的行人：艰难移步的后遗症康复者，蹲在路边啃馒头的农民工，沿路张贴寻人启事的乡下妇女，处理各样杂货的拆迁户，四处张望的拾荒者……共同的生活需要你的“关注”。在“细枝末节”当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会渐渐浮现，并给予你难以言喻的启示和解脱。■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