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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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夏侯始昌所传《洪范》五行学师法至东汉已逐渐湮没,但作为汉代儒学灾异论的代表,《洪范五行传》在东汉宫廷奏议中仍颇见征引.刘向、刘歆各自所撰《洪范五行传论》以及《尚书大传》《汉书·五行志》均成为传播《洪范》五行学说的载体,尤其是《汉书·五行志》的编纂,使得《洪范》五行学突破了西汉时期主要在少数师弟间“别传”的形态,成为士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推动了《洪范》五行学的传播,但另一方面,受到《汉书·五行志》编纂体例的影响,部分基于史志阅读而形成的《洪范》五行说也难免失之浮泛,呈现出零碎、驳杂的特点.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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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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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夏侯始昌所传《洪范》五行学师法至东汉已逐渐湮没,但作为汉代儒学灾异论的代表,《洪范五行传》在东汉宫廷奏议中仍颇见征引.刘向、刘歆各自所撰《洪范五行传论》以及《尚书大传》《汉书·五行志》均成为传播《洪范》五行学说的载体,尤其是《汉书·五行志》的编纂,使得《洪范》五行学突破了西汉时期主要在少数师弟间“别传”的形态,成为士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推动了《洪范》五行学的传播,但另一方面,受到《汉书·五行志》编纂体例的影响,部分基于史志阅读而形成的《洪范》五行说也难免失之浮泛,呈现出零碎、驳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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