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曾读过大兴的《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最近又读了他的书稿《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读了这两部散文集后，不由得感叹作者个人阅历的丰富多样，和一言难尽的心路历程。尽管作者一再表述自己的自我边缘化，甚至调侃自己抱着种种怀疑的随遇而安，但你还是能在他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背后，在他弥漫全书的感叹之中，体味到一种对生命的深深眷恋，和比眷恋更深的无奈和荒芜。是的，无奈和荒芜。无常而短暂的生命在剧变的时代和永恒的时间里，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无奈和荒芜。
　　许多年来，在许多人眼里，一个中国人凭了自己的打拼，能在美国定居，有房，有车，有家，还有一份很好的白领工作，那他肯定是位成功人士了。更何况，闲时能牵着爱犬在湖边散步。假日有朋友、邻里一起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大家会忘情欢唱。一人独处，则可以尽情沉浸在老唱片的旋律之中……真的是身在福中，夫复何求？但是.太阳底下虽无新事，却有多如星辰难以计数的“但是”。正所谓人心难料，越是身在福中，越是年深日久，越是远隔重洋，也就越是安放不下一个人的心。异国他乡的风声雨声。大洋彼岸的晨风昏雨，鬓发之间日渐生出的灰白，越来越无法安顿一颗“幸福”的心。身边真实的拥有，却慢慢地唤醒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方块字的记忆。于是，就有了眼前这一篇又一篇的真人真事。于是，就有了许多也是发自真心的时而感动，时而叹息。
　　或许因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常常就把大兴的散文当成小说来读。尤其是这本《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简直就是所谓大河体的长篇小说，而且是多卷本的系列长篇小说：比如诸多家族的追根溯源和解体消散；比如不知所终的大家闺秀沈如卿；比如躲在深楼里弹钢琴的外国老太太；比如那个失踪的老三届；比如地下暗道里那具变成森森白骨的女尸；再比如那位曾经精明干练的“陈桑”，最终却归寂于荒村古寺的青莲法师；更不用提，还有作者自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幸运地选中留学日本，转而又意外地被迫远渡重洋，流落他乡的种种悲欣交集……在时代变迁动荡激湍的洪流之下，家族的变故，个人的抉择和遭遇，生命的有声有色和无声无息，鲜花和凋零，拼搏和绝望，爱和恨，生和死，归来和流放，刻骨的记忆和无迹可寻的遗忘，永远的歌唱和永远都无法抵达的心灵深渊，都在这激流中升降沉浮，并最终消逝于莽莽大荒。与这莽莽大荒相比，人间真小，人生真短。
　　说起来，我们家和大兴家两代人的交往，也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故事。一九三五年兩个年轻人先后考入川东师范。其中一个叫李成之（后来改名李直），是我的父亲：一个叫李新.是大兴的父亲。一九。六年在重庆创建的川东师范学堂，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是川东地区的最高学府。一九三五年底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期间，重庆市也呼应全国成立了“重庆学生联合会”，学生们推选三人担任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轮流做执行主席，当时李成之、李新和另外一位李姓学生同时当选。发宣言，传通电，印传单，上街游行。学生中间一时流传“三李执政”的说法。紧接而来的就是抓捕、通缉和开除。学潮退去，可年轻人的热血并未降温。经过一段时间的藏匿、躲避，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成之秘密联络同学们，一致决心奔赴抗战前线，身无分文的学生们决定分批徒步走向延安。后来，大兴的父亲进了陕北公学，我父亲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毕业之后，一个去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个返回四川。就此一别消息全无。就仿佛一个电影桥段，二十年后，新中国十周年的庆典上，他们竟然在天安门的同一个观礼台迎面相遇。兴奋喜悦无以言表，两家人就此相互来往。再过近二十年，我的父母都在“文革”浩劫的冤案中去世。又过三十年，二00八年我从山西出版社拿到李新叔叔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的书稿，要我来作序。那时，李新叔叔已经去世。许多关于我父亲的往事都是从这本回忆录里第一次听到的。捧读书稿，感慨万端。至今记得一个画面般的场景，他们那一群热血青年在菩提关上联句题诗，李新叔叔回忆说，第一句是李成之脱口而出的：菩提关上燕横斜……读到此处，我热泪横流……所有的意气风发，所有的热血青年今在何处啊？
　　后来，我去过重庆。菩提关还在，朝天门码头还在，嘉陵江、长江也在，只是居于山间河谷中的重庆，早已变成一片高楼丛生倚天而立的森林，在这片云雾缭绕的丛林里，飞桥架江华灯璀璨，人流、车流潮涌不断，仿佛一个再版的香港。
　　所谓的“物是人非”早已经支离破碎，早已经不能表述你看到的和你看不到的。
　　一个人过了天命之年还念念不忘“诗与远方”，还在“往事今宵”之间徘徊不已，依我之见多半不是因为自恋，而是因为惧怕，因为老之将至，因为一个时代的人和事都在老去。如果再不写，或许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写，一切的一切或许就此湮没于时间的废墟和荒莽之中。田园将芜，不在于耕者归来。千岁之忧，挡不住逝者如斯。
　　人唯有在记忆中暂且寄存。
　　或者就像大兴自己所说的：“我们除了相信记忆又还能怎样呢？”
　　（《诗和远方的往事今宵》，李大兴著，北京出版集团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