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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肢体残缺、让生命消逝、让家庭破碎、让国家衰败甚至灭亡。林肯曾说：“关于战争，唯一好的部分是它的结束。”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告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却没能真正远离战争。就算是最近的二十年，我们也经历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而今的利比亚战争。
难道享受了几十年自由民主的现代人，还没有明白生命的可贵，还希望回到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战争的决策者们到底是如何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以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呢?布莱尔的回忆录谈到了北爱，谈到了科索沃，也谈到了伊拉克。在这些记述中我们读到了“元首们的战争思维”。
2010年1月，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奇尔科特调查中，布莱尔面对“发动战争”的指责和“你是否曾感到后悔”的质问，回答是“我会对我的决定负责。”虽然这个答案没有赤裸裸地肯定伊拉克战争，但显然，布莱尔也并不认为这次战争是一次错误。
出生在民主国家的布莱尔也一定对生命有着最基本的敬畏，对于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他也感到同情和悔恨。但是，他作为政治领袖有着超越了情感的“计算”：
如果2003年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萨达姆将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而且更加兵强马壮，他还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如既往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虽然，有人认为萨达姆不会重新执掌伊拉克，就此修身养性，默默无闻地安享晚年，而他的儿子会励精图治，进行改革。但前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既然如此，那么没有战争的伊拉克是否会比战争后的更好?回答这个问题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两国死亡人数共计60～110万。”(《现代战争的教训》)“1988年，在针对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中，共有10万名库尔德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或流离失所。”(《伊位克的种族灭绝》)“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有7.5万伊拉克人死亡。”(《20世纪战争与冲突死亡人数》)……以上只是战争中死亡的数据。1979年，萨达姆开始当权时，伊拉克比静萄牙和马来西亚富裕，而到2003年，伊拉克有60％的人要靠食品救济才能维持生存，数百万人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背井离乡。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到了2002年，伊拉克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高达13％，这个数字比非洲最困难的国家刚果还要高。2007年，在西方世界的帮助下，伊拉克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免疫接种和营养计划，但这个数字还是维持在4％左右。
更为可怕的是，每年在伊拉克都会发生不为外界所知的屠杀，还有现代新闻也难以捕捉的悲惨事件。由于以上种种，如果伊拉克的未来掌握在萨达姆的手中，其可怕程度是超乎文明国家人们想象的。
相对的，在伊拉克战争到2009年间，一般认为，有50～60万伊拉克人丧生。这个数字最早出现在2004年10月的《柳叶刀》杂志上。杂志对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进行了详尽而科学的分析，并得出结论，有60万伊拉克人死于伊拉克战争。这个数字一公布。就成了头条新闻，并被各大媒体争相引用。虽然，后来这个结论的推导方法受到了广泛质疑，但质疑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柳叶刀》的数字并不准确，国际红十字组织曾对所有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核查，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人口的总数应当在10～11.2万之间。这个数字与一个反战组织、布鲁金斯学会得出的数字很接近。
另外，要指出的是，在这11万伊拉克人中，大部分的人并不是死于通常意义的伊拉克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死于盟军的进攻。据估计，在2005-2007年，基地组织和伊朗支持民兵发动的宗教屠杀就夺去了7万伊拉克人的生命。所以，布莱尔认为，“尽管战后的情势非常糟糕，但如果让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继续控制伊拉克，那样事情可能会更糟。”
在布莱尔的“计算”中，还考虑到了恐怖主义的因素。因为在2002年，萨达姆就允许基地组织的成员进入伊拉克，并且也准备好了支持恐怖主义——他为巴勒斯坦自杀式袭击者的家庭提供资金帮助。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中杀掉了3000人，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仅仅如此，他们可能是希望杀死3万或30万人，他们追求的是没有限度的毁灭。有了“9·11”的教训，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怕不言而喻。如果伊拉克像伊朗一样是一个民主并管理有序的国家，事情可能会不一样，但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会危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验，但布莱尔给出的答案却是这样一套复杂的“人口计算”。我不知道布莱尔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是否已经去除了政治影响，而希望展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前首相”，但我还是不禁想起了法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有十个人被困在了海上。其中九个人是否有权利杀掉一个人，保证其他九个人生存下去。答案并不绝对，但想到，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被牺牲的少数，正义的观念应当是“不可以”。因为生命不可以计算，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和不可估价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权利选择让谁活，或让谁死。即使死一个^可以救活—百个人，也不可以。
布莱尔在回忆录中对那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的阵亡士兵表示了悲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开战的决定，切实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即使这些士兵的生命换来了成百上千伊拉克人的生命，布莱尔也没有权利让这些本应在家乡孝敬父母的年轻人，走上沙场，客死他国。这就是林肯口中的战争，永远错误的战争。
难道享受了几十年自由民主的现代人，还没有明白生命的可贵，还希望回到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战争的决策者们到底是如何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以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呢?布莱尔的回忆录谈到了北爱，谈到了科索沃，也谈到了伊拉克。在这些记述中我们读到了“元首们的战争思维”。
2010年1月，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奇尔科特调查中，布莱尔面对“发动战争”的指责和“你是否曾感到后悔”的质问，回答是“我会对我的决定负责。”虽然这个答案没有赤裸裸地肯定伊拉克战争，但显然，布莱尔也并不认为这次战争是一次错误。
出生在民主国家的布莱尔也一定对生命有着最基本的敬畏，对于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他也感到同情和悔恨。但是，他作为政治领袖有着超越了情感的“计算”：
如果2003年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萨达姆将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而且更加兵强马壮，他还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如既往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虽然，有人认为萨达姆不会重新执掌伊拉克，就此修身养性，默默无闻地安享晚年，而他的儿子会励精图治，进行改革。但前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既然如此，那么没有战争的伊拉克是否会比战争后的更好?回答这个问题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两国死亡人数共计60～110万。”(《现代战争的教训》)“1988年，在针对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中，共有10万名库尔德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或流离失所。”(《伊位克的种族灭绝》)“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有7.5万伊拉克人死亡。”(《20世纪战争与冲突死亡人数》)……以上只是战争中死亡的数据。1979年，萨达姆开始当权时，伊拉克比静萄牙和马来西亚富裕，而到2003年，伊拉克有60％的人要靠食品救济才能维持生存，数百万人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背井离乡。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到了2002年，伊拉克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高达13％，这个数字比非洲最困难的国家刚果还要高。2007年，在西方世界的帮助下，伊拉克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免疫接种和营养计划，但这个数字还是维持在4％左右。
更为可怕的是，每年在伊拉克都会发生不为外界所知的屠杀，还有现代新闻也难以捕捉的悲惨事件。由于以上种种，如果伊拉克的未来掌握在萨达姆的手中，其可怕程度是超乎文明国家人们想象的。
相对的，在伊拉克战争到2009年间，一般认为，有50～60万伊拉克人丧生。这个数字最早出现在2004年10月的《柳叶刀》杂志上。杂志对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进行了详尽而科学的分析，并得出结论，有60万伊拉克人死于伊拉克战争。这个数字一公布。就成了头条新闻，并被各大媒体争相引用。虽然，后来这个结论的推导方法受到了广泛质疑，但质疑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柳叶刀》的数字并不准确，国际红十字组织曾对所有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核查，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人口的总数应当在10～11.2万之间。这个数字与一个反战组织、布鲁金斯学会得出的数字很接近。
另外，要指出的是，在这11万伊拉克人中，大部分的人并不是死于通常意义的伊拉克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死于盟军的进攻。据估计，在2005-2007年，基地组织和伊朗支持民兵发动的宗教屠杀就夺去了7万伊拉克人的生命。所以，布莱尔认为，“尽管战后的情势非常糟糕，但如果让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继续控制伊拉克，那样事情可能会更糟。”
在布莱尔的“计算”中，还考虑到了恐怖主义的因素。因为在2002年，萨达姆就允许基地组织的成员进入伊拉克，并且也准备好了支持恐怖主义——他为巴勒斯坦自杀式袭击者的家庭提供资金帮助。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中杀掉了3000人，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仅仅如此，他们可能是希望杀死3万或30万人，他们追求的是没有限度的毁灭。有了“9·11”的教训，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怕不言而喻。如果伊拉克像伊朗一样是一个民主并管理有序的国家，事情可能会不一样，但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会危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验，但布莱尔给出的答案却是这样一套复杂的“人口计算”。我不知道布莱尔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是否已经去除了政治影响，而希望展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前首相”，但我还是不禁想起了法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有十个人被困在了海上。其中九个人是否有权利杀掉一个人，保证其他九个人生存下去。答案并不绝对，但想到，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被牺牲的少数，正义的观念应当是“不可以”。因为生命不可以计算，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和不可估价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权利选择让谁活，或让谁死。即使死一个^可以救活—百个人，也不可以。
布莱尔在回忆录中对那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的阵亡士兵表示了悲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开战的决定，切实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即使这些士兵的生命换来了成百上千伊拉克人的生命，布莱尔也没有权利让这些本应在家乡孝敬父母的年轻人，走上沙场，客死他国。这就是林肯口中的战争，永远错误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