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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罢李伟所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报人风骨——徐铸成传》，发现书中史实的“硬伤”颇多，相关的事理逻辑也较紊乱，因而未能如实记载和准确描绘这位杰出报人的思想和行为。这里，仅举涉及传主著述的一个史实为例。
该书第十四章第二节“摘帽还是‘右派’”中写道：“如果说，徐铸成在屈辱的年月里，还有高兴事的话，那就是1962年的次子徐福仑结婚，1963年他的著作《新金陵春梦》在香港出版与长孙女时雯的出生，他有了第三代。”（见第257页）1963年，徐铸成是有一本书在香港出版，但书名是《金陵旧梦》，而非作者所言的《新金陵春梦》。
《金陵旧梦》由香港致诚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收录了二十六篇文章，题目有：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阎锡山软禁冯玉祥、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十日主席”阎锡山、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宁粤分裂的趣剧、何成竣养蛇弄笛，等等。其中，末篇“龙云事件补略”，是另一位作者所写，系从事实上补充徐铸成所撰的“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一文。或许因为这个缘故，该书的著者署名是“容斋等”，而“容斋”正是徐铸成用过的笔名之一。
从1982年下半年起，笔者在徐铸成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知道他先后担任过桂林、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和上海《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所撰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有许多是不署名的，也有一部分是用笔名发表的，我曾请他回忆用过哪些笔名、各有哪些含意。关于“容斋”这个笔名，徐铸成当时说：“之所以取这名字，是觉得自己遭受如此重大的政治打击，心里只有容忍而已。”当然，“容斋”两字，应是移用自宋代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他还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出过一本书，就用了这个笔名。正是借助这个线索，一年后，我趁赴京搜求论文资料之际，在国家图书馆港澳台部访得此书，并在馆方帮助下复制一本带回。徐铸成见后颇为惊奇，但只粗粗翻阅一过，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让我把书留下，这多少让我有些讶异：是这本书没有留存的价值呢？还是容易勾起某些不愉快的回忆？
现在传记错把“旧梦”当“新梦”，也不完全是作者的过失，因为传记基本上是照抄《徐铸成回忆录》，此处也不例外，采用的是回忆录的说法（见第305页）：
1963年 年五十六岁
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佚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新金陵春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
是年8月，长孙女时雯出生，岁月蹉跎，百事无成，我开始有第三代矣！
在徐铸成的这部编年体回忆录中，1963年这一年是写得较为简略的，寥寥数字，一笔带过。而且，在见过我带回并展示的复制书后，还是把书名写错了，可见对这本书的印象是如何的淡漠，又或者是如何的不看重了！
令人奇怪的是，传记的作者却别有描述：“前已述及，徐铸成因经济困窘，在石西民特批下，向香港报刊投稿。文章大都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经香港友人搜集整理交出版社出单行本，取书名为《新金陵春梦》。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见第257页）这说明作者不光是照抄传主的回忆录而搞错书名，而且对该书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因而对事实的铺陈捉襟见肘，表述上既不准确也不恰当。就石来说，在此事上用“特批”是言重了；对徐而言，以往昔《大公报》、《文汇报》之经历和地位，讲“投稿”是贬低了，且与事实不合。
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曾听徐铸成亲口谈过：
1958年，他被正式定为“右派”，撤去《文汇报》社长和总编辑之职，行政级别从八级降到十四级，二百七十元工资减为一百四十元。原来，他在华山路的枕流公寓居所，共五间正房和两间偏房，由报社每月津贴房租一百元。这时他被调去出版局，不再享受房贴，只好退掉三间正房，让报社分给其他职工入住。即使这样，他仍要支付每月五十元的房租，家里还雇有照顾年迈母亲的保姆。这样一来，家计拮据，有时要靠变卖旧衣物维持。第二年国庆节期间，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领导约他谈话，询问有何感想，他便诉告了经济困难，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补助，但领导听后没有下文。
过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知道了这个情况，趁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陈凡来沪时，特意关照其登门向桂林《大公报》的老上司徐铸成约稿，有心让他以稿酬贴补生活，不过限定文章只能用笔名刊出。从此，他应邀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写些民国时期政坛秘闻，每月可获约五十元港币的额外收入。除了“容斋”之外，他还用过“丁宁”的笔名，到第二个孙子时霆出生后，也偶尔用“时霆”作笔名。后来，他发表的这些文字，在不知情下被选编成书出版。
《金陵旧梦》一书看来销量不俗，直到1973年6月还出了第六版，定价为港币二元八角。当然，其时蜗居上海的徐铸成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他来说，当初写那些文章实属为“稻粱谋”，又不能署真名，结集出版后仅得一本样书，还被政协的官员“借”走不还。事实上，“右派”分子即便摘帽，头上的帽痕犹在，在别人眼里还是戴罪之身，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左派，有谁会尊重他的著作权呢？现在，传记作者竟称，徐铸成“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如此“想当然”地曲解传主彼时彼地的心境，真不知从何说起？！
该书第十四章第二节“摘帽还是‘右派’”中写道：“如果说，徐铸成在屈辱的年月里，还有高兴事的话，那就是1962年的次子徐福仑结婚，1963年他的著作《新金陵春梦》在香港出版与长孙女时雯的出生，他有了第三代。”（见第257页）1963年，徐铸成是有一本书在香港出版，但书名是《金陵旧梦》，而非作者所言的《新金陵春梦》。
《金陵旧梦》由香港致诚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收录了二十六篇文章，题目有：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阎锡山软禁冯玉祥、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十日主席”阎锡山、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宁粤分裂的趣剧、何成竣养蛇弄笛，等等。其中，末篇“龙云事件补略”，是另一位作者所写，系从事实上补充徐铸成所撰的“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一文。或许因为这个缘故，该书的著者署名是“容斋等”，而“容斋”正是徐铸成用过的笔名之一。
从1982年下半年起，笔者在徐铸成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知道他先后担任过桂林、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和上海《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所撰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有许多是不署名的，也有一部分是用笔名发表的，我曾请他回忆用过哪些笔名、各有哪些含意。关于“容斋”这个笔名，徐铸成当时说：“之所以取这名字，是觉得自己遭受如此重大的政治打击，心里只有容忍而已。”当然，“容斋”两字，应是移用自宋代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他还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出过一本书，就用了这个笔名。正是借助这个线索，一年后，我趁赴京搜求论文资料之际，在国家图书馆港澳台部访得此书，并在馆方帮助下复制一本带回。徐铸成见后颇为惊奇，但只粗粗翻阅一过，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让我把书留下，这多少让我有些讶异：是这本书没有留存的价值呢？还是容易勾起某些不愉快的回忆？
现在传记错把“旧梦”当“新梦”，也不完全是作者的过失，因为传记基本上是照抄《徐铸成回忆录》，此处也不例外，采用的是回忆录的说法（见第305页）：
1963年 年五十六岁
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佚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新金陵春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
是年8月，长孙女时雯出生，岁月蹉跎，百事无成，我开始有第三代矣！
在徐铸成的这部编年体回忆录中，1963年这一年是写得较为简略的，寥寥数字，一笔带过。而且，在见过我带回并展示的复制书后，还是把书名写错了，可见对这本书的印象是如何的淡漠，又或者是如何的不看重了！
令人奇怪的是，传记的作者却别有描述：“前已述及，徐铸成因经济困窘，在石西民特批下，向香港报刊投稿。文章大都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经香港友人搜集整理交出版社出单行本，取书名为《新金陵春梦》。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见第257页）这说明作者不光是照抄传主的回忆录而搞错书名，而且对该书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因而对事实的铺陈捉襟见肘，表述上既不准确也不恰当。就石来说，在此事上用“特批”是言重了；对徐而言，以往昔《大公报》、《文汇报》之经历和地位，讲“投稿”是贬低了，且与事实不合。
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曾听徐铸成亲口谈过：
1958年，他被正式定为“右派”，撤去《文汇报》社长和总编辑之职，行政级别从八级降到十四级，二百七十元工资减为一百四十元。原来，他在华山路的枕流公寓居所，共五间正房和两间偏房，由报社每月津贴房租一百元。这时他被调去出版局，不再享受房贴，只好退掉三间正房，让报社分给其他职工入住。即使这样，他仍要支付每月五十元的房租，家里还雇有照顾年迈母亲的保姆。这样一来，家计拮据，有时要靠变卖旧衣物维持。第二年国庆节期间，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领导约他谈话，询问有何感想，他便诉告了经济困难，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补助，但领导听后没有下文。
过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知道了这个情况，趁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陈凡来沪时，特意关照其登门向桂林《大公报》的老上司徐铸成约稿，有心让他以稿酬贴补生活，不过限定文章只能用笔名刊出。从此，他应邀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写些民国时期政坛秘闻，每月可获约五十元港币的额外收入。除了“容斋”之外，他还用过“丁宁”的笔名，到第二个孙子时霆出生后，也偶尔用“时霆”作笔名。后来，他发表的这些文字，在不知情下被选编成书出版。
《金陵旧梦》一书看来销量不俗，直到1973年6月还出了第六版，定价为港币二元八角。当然，其时蜗居上海的徐铸成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他来说，当初写那些文章实属为“稻粱谋”，又不能署真名，结集出版后仅得一本样书，还被政协的官员“借”走不还。事实上，“右派”分子即便摘帽，头上的帽痕犹在，在别人眼里还是戴罪之身，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左派，有谁会尊重他的著作权呢？现在，传记作者竟称，徐铸成“取得一本样书，后被人借去而不归还。这同样是高兴事”。如此“想当然”地曲解传主彼时彼地的心境，真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