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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改革。30年前，农民满腔热情地实行“包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取得农村第一阶段改革的辉煌胜利，创造出令世界惊异的奇迹。而今天，从南到北，农民们又在满腔热情地建立农业合作组织。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在许多地方，合作经济组织已成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离不开的重要组织形式。
为什么在二十几年前农村改革过程中，冲破重重阻力，奋起推倒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中国农民，现在又办起了合作社？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给予回答。
重建合作制是适应新形势的体制创新
农村第一步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它最突出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彻底改变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实行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调动了广大农民空前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得到迅猛发展，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但是，改革进行到这一步，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旧的集体经济体制破除了，而适应商品生产的新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虽然当时已经提出建立一种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且在各地农村自上而下地普遍以村（原人民公社的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建立起一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但这些所谓地区性合作组织是靠上级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多是有名无实，根本担当不起所谓“统”的任务。
所以，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很快便出现了胶着状态，农业生产也遭遇到困难。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1985年便出现了全面下降。1986年、1987年两年总产虽有一定回升，但仍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棉、油、糖主要经济作物产量也全面下降。原来到处喊“卖难”，似乎“过剩”了的农产品，一下子出现了“短缺”，带动整个市场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荡。
农业上的这一低谷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安。这不仅使流通领域本来就阻力重重的改革难以推进，正在开展的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无法顺利进行，而且连第一步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受到质疑。一时间否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舆论甚嚣尘上。
其实，造成农业发展这一低谷的真正原因是十分清楚的。这是农村体制改革任务尚未完成所形成的体制欠缺造成的。首先是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推动着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开始了农村经济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变。但是，我们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老一套，粮食、油料、棉花由国家统购统销，国家实行定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多达200余种。再加上市场建设滞后，主体渠道单一，农产品的销售还只靠国家收购、小型分散的集市贸易作补充。所以，整个流通渠道梗阻不畅，不论是什么产品，只要商品率稍有提高，什么就“卖不掉”。
体制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农民单家独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经营，与商品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各家各户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对市场、流通领域非常陌生，市场信息不灵，难免要吃苦头。农民的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己种什么，往往是以本村某人当年种什么卖了好价钱为根据而确定的。结果往往今年市场稀缺的品种，明年大家一哄而起，大量种植，必然形成“过剩”。而当时的有些政府部门也不懂市场经济，有的人还习惯于强迫命令，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于是有一些地方领导干脆就来个“大撒把”，唱高调，说今后不再干预农民的生产计划，让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种养什么有利就种养什么。当时有个时兴的说法：“把农民推向市场”。农民们对此极为不满，说你们到底要把我们推到哪儿去？推进大海里还不活活淹死？市场经济的确是一个风高浪急的海洋。而当时中国的市场又极不规范，要改革而又一时难以奏效，新旧体制并存，“双轨制”令人无法捉摸。中国农民面对的这片“海洋”，不仅风高浪急，而且神秘莫测，暗礁遍布、险象环生。
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之际，也正是农民受市场之苦开始之时。整个80年代、90年代，各种媒体上年年都有农产品没有销路、给农民造成各种惨剧的报道，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产品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农民们更是束手无策。
面对无情的市场，农民看到自己单打独斗、生产规模小的弱点，纷纷从实际出发，寻求改变弱势地位的出路。经过一段艰苦摸索，最终他们把目光落在“组织起来”，兴办专业合作组织上来。
纵观世界各国农业商品生产和合作社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对市场的需求增强，小规模的生产者为求得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便有“组织起来”的要求。这正是世界各国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社的基本动因。中国也不例外。就是在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中国农业开始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亿万农民饱受“卖难”之苦的时候，他们开始尝试“组织起来”。80年代主要是组织各种学会、研究会，90年代开始兴建专业合作社，从而开始了合作制在中国农业的重建。这是继创造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为适应商品生产需要而进行的又一次体制创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体制改革的继续。合作制的重建，为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农业走上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旧体制的复归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和发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有的一听农村又搞起了合作社，大惊失色，说：“走了多年的弯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才通过农村改革推倒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现在又搞合作社？”
一些人对农村里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心生疑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合作制缺乏正确的认识。国际通行的合作制历史悠久，从最早的合作社诞生至今已经200年有余了，当今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几乎全都参加了各种合作社，有的一户便参加了若干个合作社。离开合作社，他们的生产便难以为继。世界各国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合作社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小生产者在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争得市场主动权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有些人没有全面了解合作制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只经历了20个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对合作社的认识没有摆脱50年代“合作”模式的影响，把合作制同等于集体化。所以，要重建合作制，有必要对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及公社化再进行一点反思。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合作化运动，即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目标就是毛泽东主席早设想的全面消灭小农经济私有制，实现集体化。
建设现代化农业，实行合作制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把公有制的集体化定位为合作社的目标，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远离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而误入歧途。开始搞初级社时，还比较注意实行合作制的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被剥夺。入社时，土地、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入股，可以分得红利。初级合作社实行的是既按劳动又按股份进行分配。但在1956年加快发展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被丢开了。实现高级合作社之后，继而又实行公社化，追求“一大二公”，大搞“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劳力、土地、耕畜、物资、资金随意乱“调”，完全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公社化以后，以政社合一的体制取代了独立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政代企，使合作社完全成了政府附属物，合作制的基本原则荡然无存。
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公社化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而最根本的教训就是离开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把合作制搞成全盘集体化。
回顾我国农业合作化及公社化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与世界各国通行的合作制有着重要的原则区别，也与当前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本不同。
当前兴起的新型合作社有以下几个显著标志：
一、家庭经营与合作社共存，不是合作社取代家庭经营；
二、新型合作经济，一般不是直接的生产合作，而是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性合作，大量的是流通领域合作；
三、兴建合作组织实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入社自主，退社自由，一个人可以参加若干个合作组织。社内实行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及运作既借鉴了100多年来国际通行的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农民的意愿。它与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之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绝不是旧体制的复归。我们完全不必惊慌，而应当积极地支持它的发展。
重建合作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制保证
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的要求是全面的，既有经济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又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但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条件。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情况怎样呢？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可讳言，农业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有若干深层次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从前些年的情况来看，最突出的是粮食增长乏力，经济作物产品几乎样样都面临着“卖难”，农业效率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相比，农村农业发展大大落后了，工业农业之间的差距一年年不断扩大。农业滞后和“三农”的弱势地位，成了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安定、和谐、进步的一大问题。
近几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总揽全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来振兴农业。这些措施概括起来就是3个方面，6个字：少取、多予、放活。
所谓“少取”，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6年开始，我国已全面实现免除农业税的目标，使实行了2000余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所谓“多予”，主要是国家和地方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援。建国初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国家工业化建设，资金主要靠农民、农业提供积累。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几代人的贡献和牺牲。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国家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实力增强。这时，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再不是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而是工业支援农业。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时候了。从2004年开始，这方面有了令人鼓舞的切实进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明显增加，2008年已达到5625亿元，农资综合补贴达到638亿元。
但是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在期望国家继续加大“少取”“多予”力度的同时，更寄希望于第三个方面：“放活”。“放活”，就是要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深化改革，创新经营体制，理顺城乡、生产流通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保证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实行体制创新，建立适应商品生产的新的经营体制，才是增强农业肌体功能，使之焕发出旺盛发展活力的根本措施。有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活力，再加上国家、社会“少取”“多予”的外部力量支持，农业才可能逐步改变弱势地位，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才可能实现。而要深化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当前最紧要的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历程及当今全国许多地方的实践经验，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期待着合作制在中国农村逐步重建，这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缺少不了合作制的作用，没有合作制普遍实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
为什么在二十几年前农村改革过程中，冲破重重阻力，奋起推倒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中国农民，现在又办起了合作社？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给予回答。
重建合作制是适应新形势的体制创新
农村第一步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它最突出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彻底改变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实行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调动了广大农民空前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得到迅猛发展，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但是，改革进行到这一步，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旧的集体经济体制破除了，而适应商品生产的新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虽然当时已经提出建立一种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且在各地农村自上而下地普遍以村（原人民公社的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建立起一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但这些所谓地区性合作组织是靠上级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多是有名无实，根本担当不起所谓“统”的任务。
所以，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很快便出现了胶着状态，农业生产也遭遇到困难。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1985年便出现了全面下降。1986年、1987年两年总产虽有一定回升，但仍没有达到1984年的水平，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棉、油、糖主要经济作物产量也全面下降。原来到处喊“卖难”，似乎“过剩”了的农产品，一下子出现了“短缺”，带动整个市场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荡。
农业上的这一低谷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安。这不仅使流通领域本来就阻力重重的改革难以推进，正在开展的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无法顺利进行，而且连第一步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受到质疑。一时间否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舆论甚嚣尘上。
其实，造成农业发展这一低谷的真正原因是十分清楚的。这是农村体制改革任务尚未完成所形成的体制欠缺造成的。首先是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推动着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开始了农村经济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变。但是，我们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老一套，粮食、油料、棉花由国家统购统销，国家实行定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多达200余种。再加上市场建设滞后，主体渠道单一，农产品的销售还只靠国家收购、小型分散的集市贸易作补充。所以，整个流通渠道梗阻不畅，不论是什么产品，只要商品率稍有提高，什么就“卖不掉”。
体制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农民单家独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经营，与商品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各家各户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对市场、流通领域非常陌生，市场信息不灵，难免要吃苦头。农民的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己种什么，往往是以本村某人当年种什么卖了好价钱为根据而确定的。结果往往今年市场稀缺的品种，明年大家一哄而起，大量种植，必然形成“过剩”。而当时的有些政府部门也不懂市场经济，有的人还习惯于强迫命令，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于是有一些地方领导干脆就来个“大撒把”，唱高调，说今后不再干预农民的生产计划，让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种养什么有利就种养什么。当时有个时兴的说法：“把农民推向市场”。农民们对此极为不满，说你们到底要把我们推到哪儿去？推进大海里还不活活淹死？市场经济的确是一个风高浪急的海洋。而当时中国的市场又极不规范，要改革而又一时难以奏效，新旧体制并存，“双轨制”令人无法捉摸。中国农民面对的这片“海洋”，不仅风高浪急，而且神秘莫测，暗礁遍布、险象环生。
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之际，也正是农民受市场之苦开始之时。整个80年代、90年代，各种媒体上年年都有农产品没有销路、给农民造成各种惨剧的报道，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产品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农民们更是束手无策。
面对无情的市场，农民看到自己单打独斗、生产规模小的弱点，纷纷从实际出发，寻求改变弱势地位的出路。经过一段艰苦摸索，最终他们把目光落在“组织起来”，兴办专业合作组织上来。
纵观世界各国农业商品生产和合作社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对市场的需求增强，小规模的生产者为求得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便有“组织起来”的要求。这正是世界各国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社的基本动因。中国也不例外。就是在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中国农业开始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亿万农民饱受“卖难”之苦的时候，他们开始尝试“组织起来”。80年代主要是组织各种学会、研究会，90年代开始兴建专业合作社，从而开始了合作制在中国农业的重建。这是继创造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为适应商品生产需要而进行的又一次体制创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体制改革的继续。合作制的重建，为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农业走上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旧体制的复归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和发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有的一听农村又搞起了合作社，大惊失色，说：“走了多年的弯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才通过农村改革推倒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现在又搞合作社？”
一些人对农村里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心生疑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合作制缺乏正确的认识。国际通行的合作制历史悠久，从最早的合作社诞生至今已经200年有余了，当今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几乎全都参加了各种合作社，有的一户便参加了若干个合作社。离开合作社，他们的生产便难以为继。世界各国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合作社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小生产者在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争得市场主动权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有些人没有全面了解合作制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只经历了20个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对合作社的认识没有摆脱50年代“合作”模式的影响，把合作制同等于集体化。所以，要重建合作制，有必要对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及公社化再进行一点反思。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合作化运动，即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目标就是毛泽东主席早设想的全面消灭小农经济私有制，实现集体化。
建设现代化农业，实行合作制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把公有制的集体化定位为合作社的目标，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远离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而误入歧途。开始搞初级社时，还比较注意实行合作制的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被剥夺。入社时，土地、大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入股，可以分得红利。初级合作社实行的是既按劳动又按股份进行分配。但在1956年加快发展后，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被丢开了。实现高级合作社之后，继而又实行公社化，追求“一大二公”，大搞“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劳力、土地、耕畜、物资、资金随意乱“调”，完全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公社化以后，以政社合一的体制取代了独立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政代企，使合作社完全成了政府附属物，合作制的基本原则荡然无存。
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公社化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而最根本的教训就是离开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则，把合作制搞成全盘集体化。
回顾我国农业合作化及公社化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与世界各国通行的合作制有着重要的原则区别，也与当前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本不同。
当前兴起的新型合作社有以下几个显著标志：
一、家庭经营与合作社共存，不是合作社取代家庭经营；
二、新型合作经济，一般不是直接的生产合作，而是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性合作，大量的是流通领域合作；
三、兴建合作组织实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入社自主，退社自由，一个人可以参加若干个合作组织。社内实行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及运作既借鉴了100多年来国际通行的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农民的意愿。它与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之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绝不是旧体制的复归。我们完全不必惊慌，而应当积极地支持它的发展。
重建合作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制保证
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的要求是全面的，既有经济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又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但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条件。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情况怎样呢？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可讳言，农业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有若干深层次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从前些年的情况来看，最突出的是粮食增长乏力，经济作物产品几乎样样都面临着“卖难”，农业效率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相比，农村农业发展大大落后了，工业农业之间的差距一年年不断扩大。农业滞后和“三农”的弱势地位，成了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安定、和谐、进步的一大问题。
近几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总揽全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来振兴农业。这些措施概括起来就是3个方面，6个字：少取、多予、放活。
所谓“少取”，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6年开始，我国已全面实现免除农业税的目标，使实行了2000余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所谓“多予”，主要是国家和地方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援。建国初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国家工业化建设，资金主要靠农民、农业提供积累。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几代人的贡献和牺牲。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国家工业化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实力增强。这时，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再不是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而是工业支援农业。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时候了。从2004年开始，这方面有了令人鼓舞的切实进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明显增加，2008年已达到5625亿元，农资综合补贴达到638亿元。
但是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在期望国家继续加大“少取”“多予”力度的同时，更寄希望于第三个方面：“放活”。“放活”，就是要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深化改革，创新经营体制，理顺城乡、生产流通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保证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实行体制创新，建立适应商品生产的新的经营体制，才是增强农业肌体功能，使之焕发出旺盛发展活力的根本措施。有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活力，再加上国家、社会“少取”“多予”的外部力量支持，农业才可能逐步改变弱势地位，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才可能实现。而要深化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当前最紧要的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历程及当今全国许多地方的实践经验，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期待着合作制在中国农村逐步重建，这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缺少不了合作制的作用，没有合作制普遍实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