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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颇有一些“怪人”，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
傅斯年字孟真，五四运动爆发时是北大学生，北大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后来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应蔡元培聘，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秉公直言，人称“傅大炮”。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员，在1944年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抓住“黄金公债案”，将孔祥熙的贪污之事公之于世，迫使孔祥熙下台。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又炮轰宋子文，他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使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傅斯年从不轻易求人，但抗战期间为了帮助危难中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恳求相援，留下一段佳话。
抗战期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都迁到四川偏僻的李村，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在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没有经费来源，好不容易向政府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这时，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身患肺结核，缺医少药，一方面要协助梁思成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一方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处境十分艰难。梁思永此时也身患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所长傅斯年从山上研究所腾出三间房，用担架将梁思永抬上山去居住，使他在床上可以晒到太阳。
目睹梁氏兄弟的艰难状况，傅斯年忧心如焚，1942年4月18日提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为梁家兄弟拨款予以资助。信的全文如下：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 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从信中可知，素不求人的傅斯年还同时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字泳霓）写了信求助。信中在“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句下还专门画了波浪线，以示情况紧急。如果事先得知此事，梁氏兄弟怕要极力劝阻并谢绝的。
时隔不久，傅斯年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梁思成后来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8磅半。”
傅斯年收到朱家骅寄来的款项后，为了使梁氏兄弟不致因事情突然而不知所措，特地将致朱家骅信的抄件寄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告知事情缘由。梁思成当时不在家，由林徽因收阅并回了信。此信原件现存台湾傅斯年的档案中，娟秀流畅的字迹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信笺上，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此信影印件因没有复印上最后的落款，无法知道林徽因写信的具体日期，但从信中所述内容看是收到傅斯年信后不久即回复的，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尊人格和谦虚风貌。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处境大声疾呼完全出于公心。回想傅斯年后来对权势炙手的孔祥熙、宋子文两人的无情揭露和炮轰，再看看他对无权无势的梁氏兄弟的体贴和关照，爱憎是何等鲜明！
世上固然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也有知识分子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体现。傅斯年的行为正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而且可以说他的境界远高于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私人友谊。傅斯年信中公允地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和护国之役的功劳，又对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杰出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强调这点，更透着民族的自豪。可以设想，当时若无傅斯年的这封信，梁氏兄弟两家就不可能得到雪中送炭的帮助，极有可能真的“出事”，就无法独自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
傅斯年最终究竟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要到多少钱，由于当事人都已谢世，无法得知。在苦难深重的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能有这样一段真诚无私的情谊，实在可贵，尤其值得珍惜。
傅斯年字孟真，五四运动爆发时是北大学生，北大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后来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应蔡元培聘，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秉公直言，人称“傅大炮”。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员，在1944年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抓住“黄金公债案”，将孔祥熙的贪污之事公之于世，迫使孔祥熙下台。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又炮轰宋子文，他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使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傅斯年从不轻易求人，但抗战期间为了帮助危难中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恳求相援，留下一段佳话。
抗战期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都迁到四川偏僻的李村，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在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没有经费来源，好不容易向政府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这时，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身患肺结核，缺医少药，一方面要协助梁思成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一方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处境十分艰难。梁思永此时也身患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所长傅斯年从山上研究所腾出三间房，用担架将梁思永抬上山去居住，使他在床上可以晒到太阳。
目睹梁氏兄弟的艰难状况，傅斯年忧心如焚，1942年4月18日提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为梁家兄弟拨款予以资助。信的全文如下：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 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从信中可知，素不求人的傅斯年还同时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字泳霓）写了信求助。信中在“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句下还专门画了波浪线，以示情况紧急。如果事先得知此事，梁氏兄弟怕要极力劝阻并谢绝的。
时隔不久，傅斯年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梁思成后来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8磅半。”
傅斯年收到朱家骅寄来的款项后，为了使梁氏兄弟不致因事情突然而不知所措，特地将致朱家骅信的抄件寄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告知事情缘由。梁思成当时不在家，由林徽因收阅并回了信。此信原件现存台湾傅斯年的档案中，娟秀流畅的字迹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信笺上，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此信影印件因没有复印上最后的落款，无法知道林徽因写信的具体日期，但从信中所述内容看是收到傅斯年信后不久即回复的，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尊人格和谦虚风貌。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处境大声疾呼完全出于公心。回想傅斯年后来对权势炙手的孔祥熙、宋子文两人的无情揭露和炮轰，再看看他对无权无势的梁氏兄弟的体贴和关照，爱憎是何等鲜明！
世上固然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也有知识分子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体现。傅斯年的行为正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而且可以说他的境界远高于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私人友谊。傅斯年信中公允地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和护国之役的功劳，又对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杰出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强调这点，更透着民族的自豪。可以设想，当时若无傅斯年的这封信，梁氏兄弟两家就不可能得到雪中送炭的帮助，极有可能真的“出事”，就无法独自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
傅斯年最终究竟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要到多少钱，由于当事人都已谢世，无法得知。在苦难深重的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能有这样一段真诚无私的情谊，实在可贵，尤其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