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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古老的政党之一，它见证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全部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从建党之初的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独裁、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到二战期间的反对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德国社民党始终致力于争取更多的和平与自由、更多的公正与民主。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应对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也为了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德国社民党不断调整自己的依靠力量，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的转变。目前，德国社民党面临着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方向危机、党员老龄化及领袖危机等多重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决定着德国社民党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德国 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主义 社会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在漫长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民主党曾是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简称德国社民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证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全部工人运动发展历程的、欧洲最古老的政党。德国社民党在纲领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都独具特色，更在反抗专制、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在其15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作为反抗者，在黑暗年代带领工人与独裁专制做斗争；作为解放者，为普通大众摆脱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制，追求自由发展的生活而不懈努力；作为改革者，面对时代挑战，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为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奋斗。今天，在回顾德国社民党辉煌历史成就的同时，也应关注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使德国社民党始终在维持自身的传统价值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冲突中艰难前行。能否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将决定德国社民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反抗者：漫长的斗争历史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德国，各种形式不同、行业背景各异的工人组织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反抗专制国家、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这些组织历经纵横捭阖，最终形成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
1863年5月23日，斐迪南·拉萨尔在莱比锡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张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反抗剥削，建立互助性生产组织。虽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数相对而言并不多，但它表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建党的发端。1869年8月7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消除阶级统治，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虽然名称不是共产党，但其性质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并且发展成为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整合德国的工人运动力量，上述两个组织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工人政治力量的壮大令当时的专制政府感到恐惧，尤其是普法战争前后及帝国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立场，令帝国首相俾斯麦担心社民党壮大之后会颠覆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在捍卫霍恩索伦王朝及稳固新帝国的所谓“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俾斯麦决定对社民党采取压制措施，并于1978年10月19日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在帝国议会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这项法案的有效期限本来只有两年半，但后来在国会中4次被延长，直到1890年才结束。
在长达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所有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被禁止，共有893位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超过300个工人组织被解散，超过1300种期刊、图书被禁止，1500人入狱，所判徒刑累计长达850年。①这一切无疑给德国社民党及其党员造成了极大伤害，但德国社民党人在这种高压之下并未屈服，而是采用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社民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在1890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取得了19.8%的选票。也就是说，在经历了12年的迫害之后，社民党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党员人数增加了，选区扩大了，以至于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民党以34.8%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一大政党。②
压制和迫害未能阻止德国社民党的崛起、发展和强大。相反，专制国家的压迫令社民党更显其高尚，也在道德上提升了其政治使命。有人说，德国社民党是在苦难中取得成功，在反对派时期获得发展、达到目标。而德国社民党之所以勇于承受苦难、能够战胜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缘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民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马克思主义使当时的德国社民党人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实现，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和成果。对政治和社会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德国社民党的信念中，并在党内延续了整整80年，曾经深刻影响了党的四五代人。正是因为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德国社民党人才能够在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的岁月里以一种轻松淡然的心态面对政治压迫和社会困境，经受住了无数危机和残酷迫害的考验。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德国社民党给予很多关注。该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大多数党员并没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是日常生活的窘迫、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这是统一后的德国工人政党的第一个纲领。为实现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哥达纲领》中对拉萨尔派做出理论上的让步和妥协。马克思恩格斯随即提出尖锐批评意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深刻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指出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并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专制国家对德国社民党的压制和迫害愈来愈残酷，促使该党在理论上愈加激进，愈来愈多的德国社民党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德国社民党实际上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制定第二部纲领——即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曾给予大量理论指导。这部纲领包括理论和实际政策两个部分，分别由卡尔·考斯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执笔撰写。由于理论与实际政策部分缺乏有机衔接，导致理论与实践、最终目标与现实政策的脱节。此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的阶级斗争，转而走向议会民主制。
总体而言，德国社民党在19世纪末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指导地位，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直到1959年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党的指导思想，转而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存在。在《哥德斯堡纲领》颁布30年之后、两德统一前夕的1989年，德国社民党制定的《柏林纲领》重新肯定了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柏林纲领》中写道：“具有各种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合作。他们的协调一致是以共同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基础的。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③之后，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最新制定的《汉堡纲领》中，再度重申了社民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自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以来，它认为自己是左翼人民党，它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④
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社民党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它也并未彻底否定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至少它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理论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社民党的这种转型也是由客观环境和德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决定的。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要争取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在二战后的德国，单纯依靠工人阶级，已难以取得这样的多数。
实际上，德国社民党与马克思的渊源持续至今。德国西南边境特里尔市的布吕肯街10号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后来，这里曾被改为铁器店，德国社民党在1928年以近10万帝国马克的价格从私人手中买下这座房子。纳粹上台后，房屋被占领，内部文物惨遭洗劫，直到二战后才归还给社民党。1947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9周年纪念日，这里被辟为对外开放的马克思纪念馆，至今仍由亲德国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持有和运行。1981年，艾伯特基金会又在特里尔建立了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整理及版本研究工作。目前，艾伯特基金会还是参与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成员之一。
残酷的高压和迫害使德国社民党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即使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依然存续发展，除了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该党独特的组织传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该党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1878～1890年）时期和希特勒统治时期（1933～1945年）两度被禁，众多党员惨遭迫害。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德国社民党虽然被取缔，但该党党员仍能以个人身份参与国会及地方议会选举。因此，社民党党员充分利用议会合法讲坛积极展开活动，在国会及地方议会中仍维持了社民党党团合法的活动空间，成为社民党能够维系的一支力量。此外，德国社民党还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如体育俱乐部、音乐俱乐部、郊游俱乐部等文体活动组织。这些社团组织虽然表面上与政治无关，但却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项伟大组织成就。这种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团体小环境是将德国社民党党员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社民党的组织得以因此存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构建的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解放事业的发展。
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民党再次被禁，但该党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二战时期始终顽强地坚持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成为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了二战而没有中断历史的政党。战争结束之初，在德国其他政党纷纷忙于重建、改建时，社民党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重建了全国的党组织机构，党员人数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地区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时期还增加了许多。无论是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是希特勒的纳粹独裁统治，都没有把德国社民党彻底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在痛苦的磨难中不断成长。
解放者：尚未完成的任务
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德国社民党的基本价值，从该党成立之日起就未曾改变过。
德国社民党将民主、自由的解放思想同社会解放的思想结合起来，为建立和维护德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建党之初的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独裁、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到二战期间的反对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德国社民党始终致力于争取更多和平与自由、更多公正与民主。德国社民党骄傲地认为，自己在德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每每站在正确的一边，至少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了民主。 同样令德国社民党人深感自豪的是，他们是唯一勇于投票反对纳粹《授权法》的议会党团。1933年3月23日，帝国议会讨论纳粹制定的、旨在建立独裁政权的《授权法》。当时，左翼议员正因为国会纵火案而受到迫害，导致81名德国共产党议员全部缺席，德国社民党也有26名议员缺席。在纳粹党人的威胁下，保守的中央党议员游说社民党人说：“同意吧！没看见吗？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或者被驱逐。”然而最终，社民党议员反抗了所有的压迫和暴政，坚定地投了反对票。投票前，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克罗尔歌剧院的国会讲坛正义凛然地宣布：“我们的自由和性命可以被剥夺，但是尊严不可丢！”⑤——今天，这句话仍被镌刻在社民党总部的墙上。“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会从新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⑥尽管德国社民党的94张反对票未能阻止《授权法》的最终通过，但以巨大的勇气投出反对票这一行动本身就捍卫并彰显了德国社民党始终秉持的自由、民主的理念。
德国社民党人也曾为其毫不妥协的民主态度付出高昂代价。社民党员朱力斯·雷贝尔因反抗纳粹而被施以绞刑，他在临刑前留给亲人的信中写道：“为了美好的和公正的事业而献出生命是适当的代价。”⑦库尔特·舒马赫因投身抵抗运动，二战期间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10多年的艰苦岁月。战后，他成为德国社民党的著名领袖。
德国社民党认为自己是德国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虽然有时态度不够坚定，有时也犯过错误，但却从未背叛过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其150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没有历史污点的政党。或许正因如此，德国社民党才能够成为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用改名换姓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也善于和解。曾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在二战时期曾投身反抗纳粹的斗争，他本人无需为纳粹罪行负责，但他却为了整个民族的历史责任，于1970年12月7日的寒风中跪倒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定格了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一幕。一个总理跪下了，一个民族站起来。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为德国赢得了负责任国家的声誉。此外，勃兰特在上世纪70年代倡导的新东方政策对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始终把自己称作是“小人物”的政党，坚持站在“小人物”一边，为“小人物”服务。该党许多领导人都是从“小人物”成长起来，这些曾经的“小人物”为众多的“小人物”作出了大贡献。在社民党成立150周年的时候，德国有许多媒体不无嘲讽地称社民党为“老大妈”，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社民党眷顾“小人物”的拳拳之心并以为“小人物”谋利益为己任。
150多年来，“小人物”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社民党和其他工人组织长期奋斗的结果。例如，1900年前后为德国成年男子争取到普选权，社民党的选票因此快速上升；到1919年，又为妇女争取到选举权。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着为“小人物”抗争的德国社民党的存在，帝国统治者才不得不在19世纪80年代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包括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
缩短工作时间、获得8小时工作日的权利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19世纪后半叶，工人常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各国工人经历了艰难历程，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懈斗争。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⑧19世纪末，第二国际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仍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在德国，社民党和工会是领导工人斗争的主力，斗争使得工人工作时间逐渐降到每周60小时和每周48小时；上世纪50年代，经过社民党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为工人争取到每周5天工作日、40小时工作时间；到了80年代，某些行业甚至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5小时。
德国社民党和工会还推动了企业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从上世纪20年代起，德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共同决定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二战后，在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现代的职工共同决定法律体系，成为世界的样板。此外，解雇保护、带薪休假、母亲保护、劳动保护、失业保护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德国社民党和工会共同斗争的成果。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虽然相互独立，但又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持。工会曾是社民党扩大选民和党员方面的主要依赖力量，也曾是竞选时期社民党真诚可靠的伙伴。德国社民党最好的选举结果就是通过工会实现的——1972年大选时，工人选票占到了社民党总得票数的70%，勃兰特因而被称作是“工人的总理”。
从帝国时期开始，德国社民党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决定性的解放工具，是无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但是，直到二战之后的阿登纳时代，德国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德国社民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进行教育改革，实现了教育公正，使得众多德国工人家庭的子女能够上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最终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进而改变了德国的社会结构和社民党自身的结构，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社民党对妇女解放运动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德国社民党始终关注妇女解放问题，该党创始人倍倍尔于1879年出版了著名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这本书在初版之后的30年间，再版53次，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到1910年，德国社民党的女性党员人数达到8.3万人，1919年，37位德国社民党女议员进入帝国议会。二战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持续发展，德国社民党于1977年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并且在1988年做出规定，社民党领导机构中女性比例不低于40%。目前，德国社民党内的女政治家也日益增多，最近的两任党的总书记都是女性：即前任总书记、现任德国大联合政府劳动和社会部部长安德丽娅·纳勒斯和现任总书记雅丝敏·法依米。 德国社民党所取得的成就曾令某些社会学家认为，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如德国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曾在上世纪末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了。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公正的目标还远未达到。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之后，德国社会重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现象。瓦尔特·伍伦韦伯在《反社会的人》一书中将德国社会描述成三个平行的社会：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要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再是社会精英；领取救济金的社会底层开始往下一代遗传，而且不再怀有提高社会地位的上进心。这样的社会还远称不上是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此外，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各种差异造成的社会歧视现象也呈愈加严重的态势。这一切都构成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挑战。因此，作为解放者，德国社民党今后要走的道路依然漫长。
改革者：永远不变的精神
德国社民党之所以能够历经150年的岁月发展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利益集团政党，而是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很难持久，或早或晚会令自己变得多余。一个利益集团政党如果成功了，就会不断破坏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最终实现并满足了利益集团成员的利益；如果不成功，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就会离开，寻求新的、号称更有效的政党。德国议会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但却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德国社民党成立之初，德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工业发展刚刚起步。而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当今的德国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了。德国社民党的历史纵贯前工业社会至后工业社会，期间的历史发展天翻地覆，社会冲突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社民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迁移。
德国社民党起源于社会运动。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的主体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城市手工业者。因为19世纪中期的德国产业工人大都来自农业地区，缺乏组织传统和经验、团结互助的能力以及创建工人组织的指导思想。而诸如排字工人、皮匠、旋工、木工等城市手工业者却拥有上百年的行业协会传统。他们虽然不是现代工业工人，但却依靠组织能力、较好的教育程度和传播能力成为德国社民党的先驱。19世纪中叶，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晋升的希望破灭，在对传统的期望和对现实的失望的紧张关系中酝酿出新的抗议运动，并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加入。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主导了1863年到1933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直到一战后，大批从战场返回的士兵留在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壮大，并成为社民党的主体。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社民党面临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新挑战。在1949年8月举行的战后西德第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得29.2%的选票，131个议席；而联盟党则获得31%的选票，139个议席，并掌握了组阁权。此后的几次大选中，联盟党的得票率不断攀升，在1957年甚至获得50.2%的绝对多数票。同时，社民党的党员数量也开始急剧下降，从1947年的87.5万人降至1958年的62.4万人。⑨数次选举失败使社民党认识到：德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不及时调整党的纲领和政策，就难以重新执政。党的领袖库尔特·舒马赫认为，德国社民党必须扩展其社会基础，向中间阶层推进，最终达到议会民主制，党派多样化。
1957年选举失败之后，社民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重点是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特别是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仰；改变党的性质，使之向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它标志着德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决定性转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民主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保卫自由和公正，而且本身也要经受自由和公正的考验”；实现这项任务的途径是“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⑩
《哥德斯堡纲领》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该党也因而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于1966年参加了大联合政府，并于1969年开始执政。1969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之后，德国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战后第一个社民党的联邦总理。
《哥德斯堡纲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党变成一个体制内的政党。之后的几十年间，社民党不再一如既往地批判资本主义，而更多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社会改良，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对党的组织扩大和上台执政起了重大作用。社民党的开放政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社民党党员人数逐渐增加，1973年达到近100万人。党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工人比例下降，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上升。1960年入党的新党员中，工人占55.7%，职员和公务员占21.2%；到1969年，工人只占39.6%，职员和公务员却提升到33.6%；到1972年，工人比例下跌到34%，大学生却占到15.9%。这些变化表明党员的基础在变化，中间阶层开始逐渐成为社民党的主体。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工人运动结束了，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社民党时代也结束了。在这10年里，社民党逐渐远离了下层民众。社民党的大部分干部不再是工人居住区政治生活、业余生活和社区生活的组织者。社民党曾经的典型社会环境解体了，传统产业工人人数持续减少，中产阶级人数急剧上升，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主流位置。1982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职员占就业人口的66.1%，其中新中产阶级（职员和公务员）占49.3%，超过了工人的43.9%。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迅猛发展，对西欧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特别是中间阶层日益扩大，非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发展，对以中下群体为社会基础的西欧社会党产生了严重冲击。在德国，传统工人的数量急剧减少，所占比例已不足人口的5%。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所占比重的降低直接影响到社民党的政治基础，使社民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 为了应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新变化，也为了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社民党开始重新确定自己的依靠力量。社民党努力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以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奋斗目标，并且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调整政策的出发点，以期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为了满足中间阶层分享政治权力的愿望，社民党采取了权力下放和自治管理原则，强调以新的方式从政，实行“团结与开放”的政策，容纳所有派别和人士，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以中间阶层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形成新的阶级基础。
施罗德1998年提出的“新中间”思想就是从社会新变化出发进一步向中间层渗透，向全体选民最大限度地开放，寻求跨阶级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生存基础。社民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强调，要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要依靠从雇员到企业家，从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到工程师、科技人员，从工会员工到所有中间阶层的一切人，主张建立“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施罗德的“新中间”道路使得社民党连续赢得1998年和2002年的联邦选举。
从工人党到人民党，从产业工人到新中间，社民党审时度势，理论纲领和执政方略不断调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曾出不穷，尤其在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威胁方面，社民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是社民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过度的福利制度造成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沉重，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高居不下。为此，社民党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抉择。
2003年3月14日，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在国会宣布了题为“2010规划”的改革方案，其目标是在中短期内加强德国的经济实力、创造就业岗位并使福利体制现代化；改革措施涉及了从减税到劳动力市场改革，直到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领域，涉及了德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堪称德国战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场改革。其中最具争议的内容是“哈茨IV”改革方案，该方案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统一起来，结束了以往的双重保险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率。改革前，失业者可以领到原工资63%的救济金，最多可以领4年。改革后，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缩短为1年，之后只能领取每月约350欧元的基本保险。失业者领取保险金后必须接受任何被指派的合法工作。如果拒绝的话，保险金就可能被扣减。
这场改革是社民党主动调整福利制度，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放弃部分经过长期斗争才争取到的利益。然而，改革政策的实施却始终伴随着困难和阻力，社民党也因此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社民党左派反对在佣工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认为这将损害广大工人的利益；作为社民党最重要合作伙伴的工会，也因这场改革而同社民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认为社民党背离了其传统价值，因而对这场改革持公开的拒绝态度。最终，这股抵抗改革的力量从政治层面开展活动，于2005年1月22日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左翼政党——“选举替代”党。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加入“选举替代”党。2007年6月，德国左翼党——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党在柏林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
当然，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民党的尴尬处境，是社民党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与全球化时代的冲突的表现。社民党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出现、人口统计的变化、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公共财政预算危机等问题，从前的传统政策已经难以应付这一切了。而它所推行的社会福利改革政策触动了社民党基层党员及其支持者的敏感神经，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从工人阶级政党到新中间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传统选民基础的流失，新选民基础的动摇，不能不令社民党深刻反思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2010规划”虽然引发了众多争议，但10年之后的今天，呈现于世的是德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失业率不断下降。2012年，德国失业率仅为5.9%，在欧洲位于倒数第四位，仅高于奥地利、荷兰和卢森堡。“2010规划”在降低失业率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今天的欧洲经济危机中依然保持经济活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2010规划”。如果当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德国的福利制度或许支撑不到今天。
未来之路在何方？
2005年的联邦大选终结了始于1998年的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政府，开始了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大联合政府时期。在2009年的联邦大选中，德国社民党遭遇战后最惨痛的失败，失去执政党地位。2013年联邦大选之后，社民党再次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2013年11月27日，德国社民党和联盟党签订了联合执政协议，12月14日，社民党党员以75.96%支持率批准了这一协议，12月17日，社民党重新执政。
20多年来，德国社民党其实一直在进行着现代化的进程，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提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奋斗目标。虽然在日常政治中，德国社民党的工作似乎是围绕各级选举而进行，但实际上该党的最高目标不是执政，而是推动社会进步。
在150多年的历史中，德国社民党只有30多年是执政党，而有120年处于反对派地位，其中还有25年遭受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国家迫害。但德国社民党并不惧怕这种命运，事实上，社民党在反对派期间为工人阶级争取的利益并不亚于其执政期间。社民党在执政期间更关心国家的利益，在反对派期间更关心自身的建设。社民党的数次纲领修订，大都是在处于反对派期间完成的。
德国社民党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党的左侧有来自左翼党和绿党的挑战，传统选民不断流失，而右侧又有基民盟的挤压，许多问题的话语权被基民盟主导。社民党若要在当前复杂的政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第二，方向危机。突出表现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社民党的基本价值，但制定具体执政政策时却往往需要妥协。社民党作为左翼人民党的发展方向并不明确，直到今天，社民党还能感受到施罗德改革政策的余痛，这场改革对于德国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却导致了许多长期基础选民的流失和背离。第三，党员老龄化的挑战。新世纪的几次联邦大选中，德国社民党的支持者主要由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在2009年大选中，18至24岁的女性选民中，仅有18%的人投票支持德国社民党。因此，德国社民党不仅要争取更多社会阶层的支持，更要争取年轻一代选民的支持。社民党要从组织上、选题上、沟通方式上进行改进，重新争取年轻一代选民。第四，领袖危机。150多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既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坚强不屈、果敢坚毅的革命者，也有伯恩施坦、考斯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等众多具有理论原创力的思想家，还有战后涌现出的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施罗德等一批出色的政治家。这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和辉煌成就无疑是德国社民党独有的精神财富和值得骄傲的宝贵传统。而现在的社民党领袖，大都是二战之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缺乏领袖人物所特有的人格魅力，特别是坚强的意志和号召力。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社民党现在仍是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占据着6个重要的内阁部长职位，包括外交部、经济和能源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以及环保和建设部等。16个联邦州中，社民党在13个州参与执政，3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中有22个是社民党人担任市长。因此，德国社民党自豪地宣称：“我们正在执政。”在与联盟党签订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德国社民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维护“小人物”利益的主张，包括工作年限达到45年之后可以在63岁、而不是到67岁退休；在全德国实行每小时8欧元最低工资；制止房租上涨；发展生态能源；提高监事会妇女比例；提高父母津贴；简化双重国籍等。在这个意义上，是否有理由希望德国社民党一如既往地为“小人物”争取更多的利益？
注释
Hans Matth?fer， Soziale Frage， Sozialistengesetz und Sozialreform im 19. Jahrhundert， p.25.
[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张文红译，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第3、10、6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汉堡纲领）》，张文红译，殷叙彝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第8页。
Rede von Otto Wels am 23. M?rz 1933. http：//www.spd.de/linkableblob/5698/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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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72、84页。
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王存福：《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德国研究》，2014年第1期，第46页。
郑红：《经济一枝独秀 “瘦身”10年德国跑得更快》，《人民日报》，2013年3月14日。
Die SPD Regiert. Das Land kommt voran. http：//www.spd.de/regierung/.
责 编/樊保玲
张文红，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政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德国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社会民主主义、欧洲政党政治。主要著作有《团结工会的兴与衰》、《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译著）、《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译著）等。
【关键词】德国 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主义 社会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在漫长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民主党曾是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简称德国社民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证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全部工人运动发展历程的、欧洲最古老的政党。德国社民党在纲领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都独具特色，更在反抗专制、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在其15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作为反抗者，在黑暗年代带领工人与独裁专制做斗争；作为解放者，为普通大众摆脱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制，追求自由发展的生活而不懈努力；作为改革者，面对时代挑战，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为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奋斗。今天，在回顾德国社民党辉煌历史成就的同时，也应关注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使德国社民党始终在维持自身的传统价值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冲突中艰难前行。能否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将决定德国社民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反抗者：漫长的斗争历史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德国，各种形式不同、行业背景各异的工人组织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反抗专制国家、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这些组织历经纵横捭阖，最终形成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
1863年5月23日，斐迪南·拉萨尔在莱比锡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张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反抗剥削，建立互助性生产组织。虽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数相对而言并不多，但它表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建党的发端。1869年8月7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消除阶级统治，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虽然名称不是共产党，但其性质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并且发展成为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整合德国的工人运动力量，上述两个组织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工人政治力量的壮大令当时的专制政府感到恐惧，尤其是普法战争前后及帝国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立场，令帝国首相俾斯麦担心社民党壮大之后会颠覆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在捍卫霍恩索伦王朝及稳固新帝国的所谓“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俾斯麦决定对社民党采取压制措施，并于1978年10月19日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在帝国议会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这项法案的有效期限本来只有两年半，但后来在国会中4次被延长，直到1890年才结束。
在长达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所有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被禁止，共有893位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超过300个工人组织被解散，超过1300种期刊、图书被禁止，1500人入狱，所判徒刑累计长达850年。①这一切无疑给德国社民党及其党员造成了极大伤害，但德国社民党人在这种高压之下并未屈服，而是采用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社民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在1890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取得了19.8%的选票。也就是说，在经历了12年的迫害之后，社民党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党员人数增加了，选区扩大了，以至于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民党以34.8%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一大政党。②
压制和迫害未能阻止德国社民党的崛起、发展和强大。相反，专制国家的压迫令社民党更显其高尚，也在道德上提升了其政治使命。有人说，德国社民党是在苦难中取得成功，在反对派时期获得发展、达到目标。而德国社民党之所以勇于承受苦难、能够战胜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缘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民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马克思主义使当时的德国社民党人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实现，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和成果。对政治和社会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德国社民党的信念中，并在党内延续了整整80年，曾经深刻影响了党的四五代人。正是因为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德国社民党人才能够在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的岁月里以一种轻松淡然的心态面对政治压迫和社会困境，经受住了无数危机和残酷迫害的考验。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德国社民党给予很多关注。该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大多数党员并没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是日常生活的窘迫、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这是统一后的德国工人政党的第一个纲领。为实现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哥达纲领》中对拉萨尔派做出理论上的让步和妥协。马克思恩格斯随即提出尖锐批评意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深刻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指出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并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专制国家对德国社民党的压制和迫害愈来愈残酷，促使该党在理论上愈加激进，愈来愈多的德国社民党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德国社民党实际上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制定第二部纲领——即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曾给予大量理论指导。这部纲领包括理论和实际政策两个部分，分别由卡尔·考斯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执笔撰写。由于理论与实际政策部分缺乏有机衔接，导致理论与实践、最终目标与现实政策的脱节。此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的阶级斗争，转而走向议会民主制。
总体而言，德国社民党在19世纪末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指导地位，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直到1959年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党的指导思想，转而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存在。在《哥德斯堡纲领》颁布30年之后、两德统一前夕的1989年，德国社民党制定的《柏林纲领》重新肯定了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柏林纲领》中写道：“具有各种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合作。他们的协调一致是以共同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基础的。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③之后，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最新制定的《汉堡纲领》中，再度重申了社民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自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以来，它认为自己是左翼人民党，它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④
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社民党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它也并未彻底否定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至少它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理论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社民党的这种转型也是由客观环境和德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决定的。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要争取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在二战后的德国，单纯依靠工人阶级，已难以取得这样的多数。
实际上，德国社民党与马克思的渊源持续至今。德国西南边境特里尔市的布吕肯街10号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后来，这里曾被改为铁器店，德国社民党在1928年以近10万帝国马克的价格从私人手中买下这座房子。纳粹上台后，房屋被占领，内部文物惨遭洗劫，直到二战后才归还给社民党。1947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9周年纪念日，这里被辟为对外开放的马克思纪念馆，至今仍由亲德国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持有和运行。1981年，艾伯特基金会又在特里尔建立了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整理及版本研究工作。目前，艾伯特基金会还是参与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成员之一。
残酷的高压和迫害使德国社民党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即使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依然存续发展，除了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该党独特的组织传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该党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1878～1890年）时期和希特勒统治时期（1933～1945年）两度被禁，众多党员惨遭迫害。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德国社民党虽然被取缔，但该党党员仍能以个人身份参与国会及地方议会选举。因此，社民党党员充分利用议会合法讲坛积极展开活动，在国会及地方议会中仍维持了社民党党团合法的活动空间，成为社民党能够维系的一支力量。此外，德国社民党还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如体育俱乐部、音乐俱乐部、郊游俱乐部等文体活动组织。这些社团组织虽然表面上与政治无关，但却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项伟大组织成就。这种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团体小环境是将德国社民党党员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社民党的组织得以因此存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构建的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解放事业的发展。
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民党再次被禁，但该党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二战时期始终顽强地坚持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成为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了二战而没有中断历史的政党。战争结束之初，在德国其他政党纷纷忙于重建、改建时，社民党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重建了全国的党组织机构，党员人数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地区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时期还增加了许多。无论是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是希特勒的纳粹独裁统治，都没有把德国社民党彻底摧毁。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在痛苦的磨难中不断成长。
解放者：尚未完成的任务
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德国社民党的基本价值，从该党成立之日起就未曾改变过。
德国社民党将民主、自由的解放思想同社会解放的思想结合起来，为建立和维护德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建党之初的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独裁、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到二战期间的反对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德国社民党始终致力于争取更多和平与自由、更多公正与民主。德国社民党骄傲地认为，自己在德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每每站在正确的一边，至少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了民主。 同样令德国社民党人深感自豪的是，他们是唯一勇于投票反对纳粹《授权法》的议会党团。1933年3月23日，帝国议会讨论纳粹制定的、旨在建立独裁政权的《授权法》。当时，左翼议员正因为国会纵火案而受到迫害，导致81名德国共产党议员全部缺席，德国社民党也有26名议员缺席。在纳粹党人的威胁下，保守的中央党议员游说社民党人说：“同意吧！没看见吗？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或者被驱逐。”然而最终，社民党议员反抗了所有的压迫和暴政，坚定地投了反对票。投票前，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克罗尔歌剧院的国会讲坛正义凛然地宣布：“我们的自由和性命可以被剥夺，但是尊严不可丢！”⑤——今天，这句话仍被镌刻在社民党总部的墙上。“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会从新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⑥尽管德国社民党的94张反对票未能阻止《授权法》的最终通过，但以巨大的勇气投出反对票这一行动本身就捍卫并彰显了德国社民党始终秉持的自由、民主的理念。
德国社民党人也曾为其毫不妥协的民主态度付出高昂代价。社民党员朱力斯·雷贝尔因反抗纳粹而被施以绞刑，他在临刑前留给亲人的信中写道：“为了美好的和公正的事业而献出生命是适当的代价。”⑦库尔特·舒马赫因投身抵抗运动，二战期间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10多年的艰苦岁月。战后，他成为德国社民党的著名领袖。
德国社民党认为自己是德国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虽然有时态度不够坚定，有时也犯过错误，但却从未背叛过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其150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没有历史污点的政党。或许正因如此，德国社民党才能够成为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用改名换姓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也善于和解。曾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在二战时期曾投身反抗纳粹的斗争，他本人无需为纳粹罪行负责，但他却为了整个民族的历史责任，于1970年12月7日的寒风中跪倒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定格了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一幕。一个总理跪下了，一个民族站起来。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为德国赢得了负责任国家的声誉。此外，勃兰特在上世纪70年代倡导的新东方政策对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始终把自己称作是“小人物”的政党，坚持站在“小人物”一边，为“小人物”服务。该党许多领导人都是从“小人物”成长起来，这些曾经的“小人物”为众多的“小人物”作出了大贡献。在社民党成立150周年的时候，德国有许多媒体不无嘲讽地称社民党为“老大妈”，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社民党眷顾“小人物”的拳拳之心并以为“小人物”谋利益为己任。
150多年来，“小人物”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社民党和其他工人组织长期奋斗的结果。例如，1900年前后为德国成年男子争取到普选权，社民党的选票因此快速上升；到1919年，又为妇女争取到选举权。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着为“小人物”抗争的德国社民党的存在，帝国统治者才不得不在19世纪80年代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包括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
缩短工作时间、获得8小时工作日的权利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19世纪后半叶，工人常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各国工人经历了艰难历程，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懈斗争。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⑧19世纪末，第二国际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仍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在德国，社民党和工会是领导工人斗争的主力，斗争使得工人工作时间逐渐降到每周60小时和每周48小时；上世纪50年代，经过社民党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为工人争取到每周5天工作日、40小时工作时间；到了80年代，某些行业甚至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5小时。
德国社民党和工会还推动了企业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从上世纪20年代起，德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共同决定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二战后，在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现代的职工共同决定法律体系，成为世界的样板。此外，解雇保护、带薪休假、母亲保护、劳动保护、失业保护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德国社民党和工会共同斗争的成果。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虽然相互独立，但又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持。工会曾是社民党扩大选民和党员方面的主要依赖力量，也曾是竞选时期社民党真诚可靠的伙伴。德国社民党最好的选举结果就是通过工会实现的——1972年大选时，工人选票占到了社民党总得票数的70%，勃兰特因而被称作是“工人的总理”。
从帝国时期开始，德国社民党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决定性的解放工具，是无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但是，直到二战之后的阿登纳时代，德国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德国社民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进行教育改革，实现了教育公正，使得众多德国工人家庭的子女能够上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最终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进而改变了德国的社会结构和社民党自身的结构，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社民党对妇女解放运动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德国社民党始终关注妇女解放问题，该党创始人倍倍尔于1879年出版了著名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这本书在初版之后的30年间，再版53次，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到1910年，德国社民党的女性党员人数达到8.3万人，1919年，37位德国社民党女议员进入帝国议会。二战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持续发展，德国社民党于1977年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并且在1988年做出规定，社民党领导机构中女性比例不低于40%。目前，德国社民党内的女政治家也日益增多，最近的两任党的总书记都是女性：即前任总书记、现任德国大联合政府劳动和社会部部长安德丽娅·纳勒斯和现任总书记雅丝敏·法依米。 德国社民党所取得的成就曾令某些社会学家认为，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如德国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曾在上世纪末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了。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公正的目标还远未达到。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之后，德国社会重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现象。瓦尔特·伍伦韦伯在《反社会的人》一书中将德国社会描述成三个平行的社会：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要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再是社会精英；领取救济金的社会底层开始往下一代遗传，而且不再怀有提高社会地位的上进心。这样的社会还远称不上是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此外，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各种差异造成的社会歧视现象也呈愈加严重的态势。这一切都构成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挑战。因此，作为解放者，德国社民党今后要走的道路依然漫长。
改革者：永远不变的精神
德国社民党之所以能够历经150年的岁月发展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利益集团政党，而是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很难持久，或早或晚会令自己变得多余。一个利益集团政党如果成功了，就会不断破坏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最终实现并满足了利益集团成员的利益；如果不成功，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就会离开，寻求新的、号称更有效的政党。德国议会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但却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德国社民党成立之初，德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工业发展刚刚起步。而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当今的德国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了。德国社民党的历史纵贯前工业社会至后工业社会，期间的历史发展天翻地覆，社会冲突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社民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迁移。
德国社民党起源于社会运动。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的主体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城市手工业者。因为19世纪中期的德国产业工人大都来自农业地区，缺乏组织传统和经验、团结互助的能力以及创建工人组织的指导思想。而诸如排字工人、皮匠、旋工、木工等城市手工业者却拥有上百年的行业协会传统。他们虽然不是现代工业工人，但却依靠组织能力、较好的教育程度和传播能力成为德国社民党的先驱。19世纪中叶，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晋升的希望破灭，在对传统的期望和对现实的失望的紧张关系中酝酿出新的抗议运动，并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加入。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主导了1863年到1933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直到一战后，大批从战场返回的士兵留在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壮大，并成为社民党的主体。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社民党面临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新挑战。在1949年8月举行的战后西德第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得29.2%的选票，131个议席；而联盟党则获得31%的选票，139个议席，并掌握了组阁权。此后的几次大选中，联盟党的得票率不断攀升，在1957年甚至获得50.2%的绝对多数票。同时，社民党的党员数量也开始急剧下降，从1947年的87.5万人降至1958年的62.4万人。⑨数次选举失败使社民党认识到：德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不及时调整党的纲领和政策，就难以重新执政。党的领袖库尔特·舒马赫认为，德国社民党必须扩展其社会基础，向中间阶层推进，最终达到议会民主制，党派多样化。
1957年选举失败之后，社民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重点是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特别是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仰；改变党的性质，使之向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它标志着德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决定性转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民主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保卫自由和公正，而且本身也要经受自由和公正的考验”；实现这项任务的途径是“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⑩
《哥德斯堡纲领》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该党也因而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于1966年参加了大联合政府，并于1969年开始执政。1969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之后，德国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战后第一个社民党的联邦总理。
《哥德斯堡纲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党变成一个体制内的政党。之后的几十年间，社民党不再一如既往地批判资本主义，而更多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社会改良，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对党的组织扩大和上台执政起了重大作用。社民党的开放政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社民党党员人数逐渐增加，1973年达到近100万人。党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工人比例下降，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上升。1960年入党的新党员中，工人占55.7%，职员和公务员占21.2%；到1969年，工人只占39.6%，职员和公务员却提升到33.6%；到1972年，工人比例下跌到34%，大学生却占到15.9%。这些变化表明党员的基础在变化，中间阶层开始逐渐成为社民党的主体。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工人运动结束了，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社民党时代也结束了。在这10年里，社民党逐渐远离了下层民众。社民党的大部分干部不再是工人居住区政治生活、业余生活和社区生活的组织者。社民党曾经的典型社会环境解体了，传统产业工人人数持续减少，中产阶级人数急剧上升，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主流位置。1982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职员占就业人口的66.1%，其中新中产阶级（职员和公务员）占49.3%，超过了工人的43.9%。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迅猛发展，对西欧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特别是中间阶层日益扩大，非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发展，对以中下群体为社会基础的西欧社会党产生了严重冲击。在德国，传统工人的数量急剧减少，所占比例已不足人口的5%。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所占比重的降低直接影响到社民党的政治基础，使社民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 为了应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新变化，也为了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社民党开始重新确定自己的依靠力量。社民党努力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以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奋斗目标，并且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调整政策的出发点，以期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为了满足中间阶层分享政治权力的愿望，社民党采取了权力下放和自治管理原则，强调以新的方式从政，实行“团结与开放”的政策，容纳所有派别和人士，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以中间阶层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形成新的阶级基础。
施罗德1998年提出的“新中间”思想就是从社会新变化出发进一步向中间层渗透，向全体选民最大限度地开放，寻求跨阶级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生存基础。社民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强调，要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要依靠从雇员到企业家，从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到工程师、科技人员，从工会员工到所有中间阶层的一切人，主张建立“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施罗德的“新中间”道路使得社民党连续赢得1998年和2002年的联邦选举。
从工人党到人民党，从产业工人到新中间，社民党审时度势，理论纲领和执政方略不断调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曾出不穷，尤其在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威胁方面，社民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是社民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过度的福利制度造成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沉重，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高居不下。为此，社民党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抉择。
2003年3月14日，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在国会宣布了题为“2010规划”的改革方案，其目标是在中短期内加强德国的经济实力、创造就业岗位并使福利体制现代化；改革措施涉及了从减税到劳动力市场改革，直到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领域，涉及了德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堪称德国战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场改革。其中最具争议的内容是“哈茨IV”改革方案，该方案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统一起来，结束了以往的双重保险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率。改革前，失业者可以领到原工资63%的救济金，最多可以领4年。改革后，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缩短为1年，之后只能领取每月约350欧元的基本保险。失业者领取保险金后必须接受任何被指派的合法工作。如果拒绝的话，保险金就可能被扣减。
这场改革是社民党主动调整福利制度，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放弃部分经过长期斗争才争取到的利益。然而，改革政策的实施却始终伴随着困难和阻力，社民党也因此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社民党左派反对在佣工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认为这将损害广大工人的利益；作为社民党最重要合作伙伴的工会，也因这场改革而同社民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认为社民党背离了其传统价值，因而对这场改革持公开的拒绝态度。最终，这股抵抗改革的力量从政治层面开展活动，于2005年1月22日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左翼政党——“选举替代”党。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加入“选举替代”党。2007年6月，德国左翼党——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党在柏林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
当然，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民党的尴尬处境，是社民党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与全球化时代的冲突的表现。社民党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出现、人口统计的变化、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公共财政预算危机等问题，从前的传统政策已经难以应付这一切了。而它所推行的社会福利改革政策触动了社民党基层党员及其支持者的敏感神经，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从工人阶级政党到新中间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传统选民基础的流失，新选民基础的动摇，不能不令社民党深刻反思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2010规划”虽然引发了众多争议，但10年之后的今天，呈现于世的是德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失业率不断下降。2012年，德国失业率仅为5.9%，在欧洲位于倒数第四位，仅高于奥地利、荷兰和卢森堡。“2010规划”在降低失业率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今天的欧洲经济危机中依然保持经济活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2010规划”。如果当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德国的福利制度或许支撑不到今天。
未来之路在何方？
2005年的联邦大选终结了始于1998年的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政府，开始了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大联合政府时期。在2009年的联邦大选中，德国社民党遭遇战后最惨痛的失败，失去执政党地位。2013年联邦大选之后，社民党再次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2013年11月27日，德国社民党和联盟党签订了联合执政协议，12月14日，社民党党员以75.96%支持率批准了这一协议，12月17日，社民党重新执政。
20多年来，德国社民党其实一直在进行着现代化的进程，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提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奋斗目标。虽然在日常政治中，德国社民党的工作似乎是围绕各级选举而进行，但实际上该党的最高目标不是执政，而是推动社会进步。
在150多年的历史中，德国社民党只有30多年是执政党，而有120年处于反对派地位，其中还有25年遭受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国家迫害。但德国社民党并不惧怕这种命运，事实上，社民党在反对派期间为工人阶级争取的利益并不亚于其执政期间。社民党在执政期间更关心国家的利益，在反对派期间更关心自身的建设。社民党的数次纲领修订，大都是在处于反对派期间完成的。
德国社民党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党的左侧有来自左翼党和绿党的挑战，传统选民不断流失，而右侧又有基民盟的挤压，许多问题的话语权被基民盟主导。社民党若要在当前复杂的政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第二，方向危机。突出表现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社民党的基本价值，但制定具体执政政策时却往往需要妥协。社民党作为左翼人民党的发展方向并不明确，直到今天，社民党还能感受到施罗德改革政策的余痛，这场改革对于德国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却导致了许多长期基础选民的流失和背离。第三，党员老龄化的挑战。新世纪的几次联邦大选中，德国社民党的支持者主要由6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在2009年大选中，18至24岁的女性选民中，仅有18%的人投票支持德国社民党。因此，德国社民党不仅要争取更多社会阶层的支持，更要争取年轻一代选民的支持。社民党要从组织上、选题上、沟通方式上进行改进，重新争取年轻一代选民。第四，领袖危机。150多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既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坚强不屈、果敢坚毅的革命者，也有伯恩施坦、考斯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等众多具有理论原创力的思想家，还有战后涌现出的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施罗德等一批出色的政治家。这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和辉煌成就无疑是德国社民党独有的精神财富和值得骄傲的宝贵传统。而现在的社民党领袖，大都是二战之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缺乏领袖人物所特有的人格魅力，特别是坚强的意志和号召力。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社民党现在仍是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占据着6个重要的内阁部长职位，包括外交部、经济和能源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以及环保和建设部等。16个联邦州中，社民党在13个州参与执政，3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中有22个是社民党人担任市长。因此，德国社民党自豪地宣称：“我们正在执政。”在与联盟党签订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德国社民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维护“小人物”利益的主张，包括工作年限达到45年之后可以在63岁、而不是到67岁退休；在全德国实行每小时8欧元最低工资；制止房租上涨；发展生态能源；提高监事会妇女比例；提高父母津贴；简化双重国籍等。在这个意义上，是否有理由希望德国社民党一如既往地为“小人物”争取更多的利益？
注释
Hans Matth?fer， Soziale Frage， Sozialistengesetz und Sozialreform im 19. Jahrhundert， p.25.
[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张文红译，重庆出版集团，2008年，第3、10、6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汉堡纲领）》，张文红译，殷叙彝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第8页。
Rede von Otto Wels am 23. M?rz 1933. http：//www.spd.de/linkableblob/5698/data/.
Ein Mann der Tat. http：//www.150-jahre-spd.de/86436/julius_leber_portraet_1944.html.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72、84页。
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王存福：《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德国研究》，2014年第1期，第46页。
郑红：《经济一枝独秀 “瘦身”10年德国跑得更快》，《人民日报》，2013年3月14日。
Die SPD Regiert. Das Land kommt voran. http：//www.spd.de/regierung/.
责 编/樊保玲
张文红，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政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德国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社会民主主义、欧洲政党政治。主要著作有《团结工会的兴与衰》、《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译著）、《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译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