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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就出版质量的提高而言，这是一件永无止境的工作。任何一位编辑、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出版物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读者，对出版物存在一些瑕疵会有充分的理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出版者可以放任这些错误的存在，严肃的学术著作尤其如此。下面由笔者最近读到的一部书入手，略谈一些感想。
《被遗忘的年代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十七世纪西欧社会变迁》是近年问世的由国内学者撰述的一部颇具新意的世界史研究著作，它在充分利用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西方相关研究，从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展现了西欧社会在十七世纪所呈现出的内涵复杂性和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它借鉴了较为新颖的环境史视角，详尽阐述了气候与社会及文明发展的关系，这在国内学术著作中应具开创意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晋新在“序言 ”中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这部著作的新意，其一是辨析、评判、梳理有致，“既有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探求历程的客观概述性介绍，也有对其争论重点的客观辨析;既对研究现状做了类似白描式的勾勒，又从史学研究变迁角度对这一现状得以生成的缘由加以阐释 ”，从而 “将学术问题置于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框架之下加以深入研讨 ”。其二是视角调整，多维关注，具体说就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有批判地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并有意识地引入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之中 ”。其三是对空间的关注，“将西方与整个文明世界并置一处，特别着重将西方社会的发展或变革置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空间格局下来加以考量 ”，揭示了十七世纪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艰难性、曲折性和多样性。虽然诚如作者孙义飞本人自承的那样这部书存在着诸多遗憾和无奈，但王教授的概括应当说是相当准确到位的。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仍有非常大的差距，但着力追赶，同时掌握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哪怕不多的独家见解，当予赞许。
不过，且不说研究本身的可以商榷之处（本文重点不在这里），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上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就书名而言，“被遗忘的年代 ”一词有些莫名其妙。固然，如作者所言，相形于之前的十六世纪和之后的十八世纪，十七世纪研究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受到的关注曾经非常不够，但以 “遗忘 ”来概括有些失之偏颇。近些年 “十七世纪危机 ”是国际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可见这一时代并未为人遗忘。就我国的世界史体系（据苏联体系建构）而言，十七世纪是重要一环，这个世纪长期被视为近代史的开端，其标志是一六四○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何曾被遗忘过？与此相关，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研究状况的概述不全面。本书第一章题为 “国内外研究状况 ”，但对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介绍甚详，对于国人研究基本上未置一词。国人真的是在这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吗？事实似乎不是如此。即便真是这样，那么本章章题也应做改变，仅写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就足矣。再次，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最起码应附有较完整的参考文献，再下些功夫，应附一个索引。然而，很遗憾，这部书这两块都付之阙如，而从前言、后记等推断，书稿原来至少应有参考文献，但图书正式出版时没有这些内容。这么做出于何种目的？节省篇幅？《被遗忘的年代》一书部头不大，只有区区二百三十八页、二十二万字，保留这些对学术著作可以说不可缺少的内容增加不了多少篇幅。有时你不能不感叹，即使大社，也时常存在一些出版不够专业的做法。此外，可以看出，这部书是从博士论文发展而来。不少出版社在出版这类著作时往往是照原样出版。虽然不否认一些博士论文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和学术质量，但太多的这类论文存在着严重的八股化倾向，甚至在文风上也是如此，比如通常都保有一个后记，对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挨个感激一通。由博士论文到可以立得住的学术著作要经过一个漫长、认真、痛苦的修改过程，国内尤其如此。我们无力改变学界现状尤其是现有教育体系，但至少应该让自己出版的图书符合学术规范。就此而言，总体上说，《被遗忘的年代》一书虽然不无新意，但从出版的角度、从编校质量的角度来说，不足之处仍非常多，存在明显的缺陷。
类似《被遗忘的年代》一书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学术出版物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不少更加严重。前几年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出版机构联名倡导编制索引，这无疑是件好事，也是中国学术出版达到国际水平必走的一步。
不过，编制索引（过去叫 “引得 ”）也是一门学问，不是想做就能做、想做就能做好的，我国学界和出版界都沒有受到过严格的训练，缺少较成熟的办法。就当下出版现状来说可以说是一团乱象，大量索引无法发挥查找的功能，相当多的条目在正文中找不到相关的内容。同时，条目的编排顺序混乱不堪，同一索引中，西人条目，或以姓排序（理应如此），或以名排列，比如 “恩格斯 ”一条放在E条下，“马克思 ”却在 K条，因为它以 “卡尔 ·马克思 ”为排序依据。
至于一些多音字，更是错误百出。比如 “单县 ”，被归到 D条之下， “铅山 ”被归到 Q条之下。西人著述可以理解，国人原创著作存在这样的错误，不能不让人失语。
说到译著，尤其是严肃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存在的问题似更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麟生先生曾撰《译书闲话》一文（刊《出版周刊》新 101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谈译书的选择、译书的方法、译书的工具等，特别强调真正以译书为生活的人，应具有一些基本的修养，同时，“译书的人，应当了解译书人所负的责任 ”。然而，现实情况是翻译已成为一种雕虫小技，稍有文化、精通外文即可为之，鲜少有人念及其中承载的文化责任。因此，一个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翻译几十种图书，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并非个别现象。这么做的结果自然可以想象，译著的质量也可以想见。一般的小社不说，即以一家以翻译出版国外学术名著的大社为例，其相当多的译著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一部名著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文明的发轫似乎是在亚非交接处，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流域以及埃及之间。”粗看没有什么，实际上存在架床叠屋的重复，关键是不了解专有名词本身的含义：
“美索不达米亚 ”一词本身就指 “两河之间的地区 ”，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相比之下，这仅为一些小错，更严重的错误，在目下的译著中举不胜举。出版以传承文化为指归，严肃的学术著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在
这方面不能不小心从事，对著译者而言如此，对出版者更是如此，因为它是最后一道关卡。笔者撰写这篇小文，其意主要也在此。
（《被遗忘的年代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十七世纪西欧社会变迁》，孙义飞著，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九年版）
《被遗忘的年代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十七世纪西欧社会变迁》是近年问世的由国内学者撰述的一部颇具新意的世界史研究著作，它在充分利用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西方相关研究，从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展现了西欧社会在十七世纪所呈现出的内涵复杂性和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它借鉴了较为新颖的环境史视角，详尽阐述了气候与社会及文明发展的关系，这在国内学术著作中应具开创意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晋新在“序言 ”中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这部著作的新意，其一是辨析、评判、梳理有致，“既有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探求历程的客观概述性介绍，也有对其争论重点的客观辨析;既对研究现状做了类似白描式的勾勒，又从史学研究变迁角度对这一现状得以生成的缘由加以阐释 ”，从而 “将学术问题置于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框架之下加以深入研讨 ”。其二是视角调整，多维关注，具体说就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有批判地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并有意识地引入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之中 ”。其三是对空间的关注，“将西方与整个文明世界并置一处，特别着重将西方社会的发展或变革置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空间格局下来加以考量 ”，揭示了十七世纪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艰难性、曲折性和多样性。虽然诚如作者孙义飞本人自承的那样这部书存在着诸多遗憾和无奈，但王教授的概括应当说是相当准确到位的。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仍有非常大的差距，但着力追赶，同时掌握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哪怕不多的独家见解，当予赞许。
不过，且不说研究本身的可以商榷之处（本文重点不在这里），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上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就书名而言，“被遗忘的年代 ”一词有些莫名其妙。固然，如作者所言，相形于之前的十六世纪和之后的十八世纪，十七世纪研究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受到的关注曾经非常不够，但以 “遗忘 ”来概括有些失之偏颇。近些年 “十七世纪危机 ”是国际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可见这一时代并未为人遗忘。就我国的世界史体系（据苏联体系建构）而言，十七世纪是重要一环，这个世纪长期被视为近代史的开端，其标志是一六四○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何曾被遗忘过？与此相关，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研究状况的概述不全面。本书第一章题为 “国内外研究状况 ”，但对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介绍甚详，对于国人研究基本上未置一词。国人真的是在这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吗？事实似乎不是如此。即便真是这样，那么本章章题也应做改变，仅写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就足矣。再次，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最起码应附有较完整的参考文献，再下些功夫，应附一个索引。然而，很遗憾，这部书这两块都付之阙如，而从前言、后记等推断，书稿原来至少应有参考文献，但图书正式出版时没有这些内容。这么做出于何种目的？节省篇幅？《被遗忘的年代》一书部头不大，只有区区二百三十八页、二十二万字，保留这些对学术著作可以说不可缺少的内容增加不了多少篇幅。有时你不能不感叹，即使大社，也时常存在一些出版不够专业的做法。此外，可以看出，这部书是从博士论文发展而来。不少出版社在出版这类著作时往往是照原样出版。虽然不否认一些博士论文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和学术质量，但太多的这类论文存在着严重的八股化倾向，甚至在文风上也是如此，比如通常都保有一个后记，对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挨个感激一通。由博士论文到可以立得住的学术著作要经过一个漫长、认真、痛苦的修改过程，国内尤其如此。我们无力改变学界现状尤其是现有教育体系，但至少应该让自己出版的图书符合学术规范。就此而言，总体上说，《被遗忘的年代》一书虽然不无新意，但从出版的角度、从编校质量的角度来说，不足之处仍非常多，存在明显的缺陷。
类似《被遗忘的年代》一书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学术出版物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不少更加严重。前几年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出版机构联名倡导编制索引，这无疑是件好事，也是中国学术出版达到国际水平必走的一步。
不过，编制索引（过去叫 “引得 ”）也是一门学问，不是想做就能做、想做就能做好的，我国学界和出版界都沒有受到过严格的训练，缺少较成熟的办法。就当下出版现状来说可以说是一团乱象，大量索引无法发挥查找的功能，相当多的条目在正文中找不到相关的内容。同时，条目的编排顺序混乱不堪，同一索引中，西人条目，或以姓排序（理应如此），或以名排列，比如 “恩格斯 ”一条放在E条下，“马克思 ”却在 K条，因为它以 “卡尔 ·马克思 ”为排序依据。
至于一些多音字，更是错误百出。比如 “单县 ”，被归到 D条之下， “铅山 ”被归到 Q条之下。西人著述可以理解，国人原创著作存在这样的错误，不能不让人失语。
说到译著，尤其是严肃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存在的问题似更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麟生先生曾撰《译书闲话》一文（刊《出版周刊》新 101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谈译书的选择、译书的方法、译书的工具等，特别强调真正以译书为生活的人，应具有一些基本的修养，同时，“译书的人，应当了解译书人所负的责任 ”。然而，现实情况是翻译已成为一种雕虫小技，稍有文化、精通外文即可为之，鲜少有人念及其中承载的文化责任。因此，一个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翻译几十种图书，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并非个别现象。这么做的结果自然可以想象，译著的质量也可以想见。一般的小社不说，即以一家以翻译出版国外学术名著的大社为例，其相当多的译著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一部名著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文明的发轫似乎是在亚非交接处，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流域以及埃及之间。”粗看没有什么，实际上存在架床叠屋的重复，关键是不了解专有名词本身的含义：
“美索不达米亚 ”一词本身就指 “两河之间的地区 ”，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相比之下，这仅为一些小错，更严重的错误，在目下的译著中举不胜举。出版以传承文化为指归，严肃的学术著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在
这方面不能不小心从事，对著译者而言如此，对出版者更是如此，因为它是最后一道关卡。笔者撰写这篇小文，其意主要也在此。
（《被遗忘的年代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十七世纪西欧社会变迁》，孙义飞著，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