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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对影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四种主要变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正是在旧制度的崩塌和各个行动者之间不断的冲突和竞争中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必然的产物。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农民革命；制度生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20-03
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最终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说。本文试图借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来对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进行历史的和制度的考察，并从新观念的输入、外部压力、旧制度的崩溃和精英的作用等变量切入进行分析。
一、分析框架：制度生成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强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处于中观层面的制度来连接微观层面的政治行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它既包含了政党制度、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了惯例、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其中，制度生成理论是与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同为构成历史制度主义的三大理论之一。
（一）制度起源观。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某一个新制度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然和既存的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和对一部分人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无视和威胁，当权力量较少的一方的利益被侵犯或产生扩大他们自身利益的机会时，旧制度下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就会产生改变旧制度的要求和行为，甚至为此而不断斗争。旧制度不仅制约着新制度的产生，也还不断地激励和催生着新制度。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潜在冲突；或者旧制度在新的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1]正因如此，新制度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旧制度的形塑和影响。
（二）制度起源的变量。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起源观里，旧制度、环境和行动者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和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着旧制度的变迁方式和新制度的形成过程。
1.旧制度。旧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偏好的集结，旧制度会给予一部分人较大的权力、利益和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限制。当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试图并有能力改变既存制度时，新制度就诞生了。
2.环境。环境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类。当外部环境对旧制度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而旧制度本身无法化解或是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外部压力的时候，旧制度可能就会濒临崩溃；当制度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旧制度就会按照制度内部各方力量对比的强弱进行调整或重构。
3.行动者。任何制度的起源都需要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做出切实的、旨在实现新制度的行动。当处于旧制度之中不利地位的行动者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时，由于其所遵从的指导思想不同，所以新制度会在暴力或者温和的情况下产生。
（三）制度生成的模式。三种制度起源的不同原因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制度生成模式。第一，当旧制度面临新的压力时，在旧制度内部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在冲突中产生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中，旧制度内部各方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成为引起新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旧制度本身可能会激励新制度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中，旧制度是制度起源的主要因素。第三，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在这种情况中，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制度起源的关键因素。
二、影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变量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从历史制度主义看来，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其形成主要存在着新观念的输入、旧制度的崩溃、外部的巨大压力和政治精英的推动等四个变量。
（一）新观念的输入。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对于一种不同于旧有制度的外部新观念的输入，一旦旧制度内部有成员认同了这种新观念，就必然会引起冲突或利益重组，从而使新制度代替旧有制度。大革命以前，虽然农民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本身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始终无法将革命潜力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必须要经过来自外界的、有组织的动员，否则中国农民不会自发的产生和投身革命。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则将先进的思想观念带给了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从而使农民发挥出了革命潜力，同时也促进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大革命时期，众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中，特别是在农村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首先，共产党员积极地在各地举办农民学校，帮助农民识字扫盲、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和马克思主义等等，以帮助农民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在武汉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属此例。其次，共产党员积极鼓励贫困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以农民运动来反对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接受了新观念的广大农民被共产党员成功的动员和组织了起来，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发展得异常迅速。到1925年中期，在广东省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并迅速向周围其他省扩散开去。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具有自主性且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革命力量展现出巨大的革命潜力，有力地冲击了旧式农村的社会结构。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农民运动惨遭镇压之后，由于新观念对农民阶级的启迪和大革命的洗礼，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仍然持续不断。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时常发生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农民起义。“群众革命（特别是在农村）已获得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任何党派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2]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民革命的力量，才能在举行秋收起义后转向井冈山，依靠农民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二）旧制度的崩溃。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定偏好的集结，都会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将另一部分人置于不利地位，因此，任何制度都包含了潜在的关于权力、利益的冲突和竞争，而新制度的诞生则取决于各方力量的最终对比。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而这一时期旧制度的动摇和崩溃对毛泽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农村旧制度的动摇。随着农村的革命运动疾风骤雨般的发展，农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打破了旧式农村社会由地主和乡绅掌握地方性社团的传统，新成立的农民协会明确的反对当地的地主和乡绅，并积极支援正在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从而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旧式的农村社会结构，成为了旧式地主在农村进行统治的主要威胁。
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始终注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在1926年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实际考察。在考察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当地农协的干部和群众座谈，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见证了农民运动对旧式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动摇。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取得的成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推崇，认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3]。农民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农民阶级中蕴含的巨大的革命潜力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农民革命的研究上来，成为其农民革命思想逐渐形成的开端。
2.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的崩溃。随着革命的顺利进行和逐渐深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极大地威胁到了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构成的国民党右派的利益，最终，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国共合作这一制度的崩溃。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的崩溃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不能照搬苏联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模式，农民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具有极端重要性。
（三）外部的巨大压力。制度生成理论认为，外部巨大压力的持续存在会导致旧制度内部各方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以期化解和适应压力，但这就会引起新的冲突，从而造就新制度的产生。对于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产生，外部存在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右派的残酷镇压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员和工会、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和屠杀、农村的农民运动也遭到镇压，党在各个城市的组织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组织结构濒临崩溃。而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不仅彻底结束了国共合作，还使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外部压力更加严峻。“曾经拥有数以千万计成员的农民协会遭到了野蛮的镇压，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迅猛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曾给农村的变革带来过希望，如今却近乎于完全销声匿迹了。”[5]而此时遭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党处于分散无组织状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我们党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下党的政策、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也使在大革命时期党内关于是否应该重视和扩大农民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的分歧有了答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农民运动问题发言时曾明确指出：“农民要革命……广大的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见革命。”[6]由此可见，面对国民党当局施加的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更加坚定的认识到了农民革命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并决定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样，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新的、以农民革命为重点的制度政策逐渐形成了。
（四）政治精英的推动。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任何社会的剧烈变革都离不开政治主体，即行动者的推动，而在政治领域，政治精英往往扮演了这种角色。不可否认，在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的归纳和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1.理论层面。首先，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农村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并对当时迅速发展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实地调查，相继撰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多篇关于农民革命的文章，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其次，在大革命失败、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渺茫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四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着重强调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在当时的极端重要性，并建议将两者在革命的过程中结合起来，即就是将农民和武装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其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再次，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日趋成熟，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一系列关于农民革命问题及其规律的著作，系统论述了农民革命思想和农民革命道路理论，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2.实践层面。首先，毛泽东曾于1925年在韶山亲自开展、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组建了我们党历史上成立较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韶山支部，有力地吸收了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发展了农民革命力量。其次，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成功领导秋收起义，随后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进行农民革命和游击战争。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使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推动了农民革命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面同时不断认识、深化农民革命思想，使农民革命思想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25.
[2][4][5][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杜蒲，李玉玲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3.12.1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农民革命；制度生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20-03
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最终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说。本文试图借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来对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进行历史的和制度的考察，并从新观念的输入、外部压力、旧制度的崩溃和精英的作用等变量切入进行分析。
一、分析框架：制度生成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强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处于中观层面的制度来连接微观层面的政治行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它既包含了政党制度、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了惯例、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其中，制度生成理论是与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同为构成历史制度主义的三大理论之一。
（一）制度起源观。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某一个新制度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然和既存的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和对一部分人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无视和威胁，当权力量较少的一方的利益被侵犯或产生扩大他们自身利益的机会时，旧制度下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就会产生改变旧制度的要求和行为，甚至为此而不断斗争。旧制度不仅制约着新制度的产生，也还不断地激励和催生着新制度。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潜在冲突；或者旧制度在新的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1]正因如此，新制度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旧制度的形塑和影响。
（二）制度起源的变量。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起源观里，旧制度、环境和行动者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和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着旧制度的变迁方式和新制度的形成过程。
1.旧制度。旧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偏好的集结，旧制度会给予一部分人较大的权力、利益和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限制。当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试图并有能力改变既存制度时，新制度就诞生了。
2.环境。环境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类。当外部环境对旧制度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而旧制度本身无法化解或是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外部压力的时候，旧制度可能就会濒临崩溃；当制度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旧制度就会按照制度内部各方力量对比的强弱进行调整或重构。
3.行动者。任何制度的起源都需要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做出切实的、旨在实现新制度的行动。当处于旧制度之中不利地位的行动者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时，由于其所遵从的指导思想不同，所以新制度会在暴力或者温和的情况下产生。
（三）制度生成的模式。三种制度起源的不同原因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制度生成模式。第一，当旧制度面临新的压力时，在旧制度内部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在冲突中产生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中，旧制度内部各方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成为引起新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旧制度本身可能会激励新制度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中，旧制度是制度起源的主要因素。第三，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在这种情况中，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制度起源的关键因素。
二、影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变量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从历史制度主义看来，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其形成主要存在着新观念的输入、旧制度的崩溃、外部的巨大压力和政治精英的推动等四个变量。
（一）新观念的输入。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对于一种不同于旧有制度的外部新观念的输入，一旦旧制度内部有成员认同了这种新观念，就必然会引起冲突或利益重组，从而使新制度代替旧有制度。大革命以前，虽然农民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本身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始终无法将革命潜力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必须要经过来自外界的、有组织的动员，否则中国农民不会自发的产生和投身革命。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则将先进的思想观念带给了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从而使农民发挥出了革命潜力，同时也促进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大革命时期，众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中，特别是在农村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首先，共产党员积极地在各地举办农民学校，帮助农民识字扫盲、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和马克思主义等等，以帮助农民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在武汉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属此例。其次，共产党员积极鼓励贫困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以农民运动来反对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接受了新观念的广大农民被共产党员成功的动员和组织了起来，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发展得异常迅速。到1925年中期，在广东省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并迅速向周围其他省扩散开去。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具有自主性且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革命力量展现出巨大的革命潜力，有力地冲击了旧式农村的社会结构。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农民运动惨遭镇压之后，由于新观念对农民阶级的启迪和大革命的洗礼，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仍然持续不断。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时常发生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农民起义。“群众革命（特别是在农村）已获得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任何党派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2]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民革命的力量，才能在举行秋收起义后转向井冈山，依靠农民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二）旧制度的崩溃。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定偏好的集结，都会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将另一部分人置于不利地位，因此，任何制度都包含了潜在的关于权力、利益的冲突和竞争，而新制度的诞生则取决于各方力量的最终对比。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而这一时期旧制度的动摇和崩溃对毛泽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农村旧制度的动摇。随着农村的革命运动疾风骤雨般的发展，农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打破了旧式农村社会由地主和乡绅掌握地方性社团的传统，新成立的农民协会明确的反对当地的地主和乡绅，并积极支援正在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从而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旧式的农村社会结构，成为了旧式地主在农村进行统治的主要威胁。
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始终注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在1926年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实际考察。在考察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当地农协的干部和群众座谈，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见证了农民运动对旧式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动摇。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取得的成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推崇，认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3]。农民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农民阶级中蕴含的巨大的革命潜力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农民革命的研究上来，成为其农民革命思想逐渐形成的开端。
2.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的崩溃。随着革命的顺利进行和逐渐深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极大地威胁到了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构成的国民党右派的利益，最终，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国共合作这一制度的崩溃。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的崩溃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不能照搬苏联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模式，农民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具有极端重要性。
（三）外部的巨大压力。制度生成理论认为，外部巨大压力的持续存在会导致旧制度内部各方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以期化解和适应压力，但这就会引起新的冲突，从而造就新制度的产生。对于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产生，外部存在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右派的残酷镇压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员和工会、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和屠杀、农村的农民运动也遭到镇压，党在各个城市的组织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组织结构濒临崩溃。而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不仅彻底结束了国共合作，还使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外部压力更加严峻。“曾经拥有数以千万计成员的农民协会遭到了野蛮的镇压，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迅猛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曾给农村的变革带来过希望，如今却近乎于完全销声匿迹了。”[5]而此时遭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党处于分散无组织状态，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我们党在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制度下党的政策、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也使在大革命时期党内关于是否应该重视和扩大农民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的分歧有了答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农民运动问题发言时曾明确指出：“农民要革命……广大的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见革命。”[6]由此可见，面对国民党当局施加的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更加坚定的认识到了农民革命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并决定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样，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新的、以农民革命为重点的制度政策逐渐形成了。
（四）政治精英的推动。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任何社会的剧烈变革都离不开政治主体，即行动者的推动，而在政治领域，政治精英往往扮演了这种角色。不可否认，在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的归纳和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1.理论层面。首先，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农村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并对当时迅速发展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实地调查，相继撰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多篇关于农民革命的文章，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其次，在大革命失败、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渺茫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四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着重强调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在当时的极端重要性，并建议将两者在革命的过程中结合起来，即就是将农民和武装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其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再次，在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日趋成熟，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一系列关于农民革命问题及其规律的著作，系统论述了农民革命思想和农民革命道路理论，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2.实践层面。首先，毛泽东曾于1925年在韶山亲自开展、领导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组建了我们党历史上成立较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韶山支部，有力地吸收了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发展了农民革命力量。其次，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成功领导秋收起义，随后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进行农民革命和游击战争。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使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推动了农民革命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面同时不断认识、深化农民革命思想，使农民革命思想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25.
[2][4][5][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杜蒲，李玉玲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3.12.1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