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德，是古代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其内容涵盖了“道”“德”“法”三方面的问题。“道”，是为官的原则；“德”，是为官的修养道德；“法”，是对为官者权力的规制。古代官德不仅包括古人居官从政的具体道德准则，同时还体现着古人的治国方略和制度设计，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如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明德慎罚”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以实现“保民”，通过修德性、行德政、施德教，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宽猛相济”思想，认为应针对社会形势的需要，灵活确定统治策略，让强硬的治理措施与宽仁的统治策略相互补充；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思想，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些向世人展示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于“德”的深刻理解，而作为一个明智的历史文化继承者，我们对古代官德内涵的界定及解读也需要放宽视野。
　　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德规定既有共同点，又各有侧重。如西周有智、仁、圣、义、中、和“六德”，以及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等等。总体上看这些规定既反映了古代从政者的道德修养和素质要求，也确定并引导着从政者职业操守的具体准则。
　　以上关于官吏职业道德操守的具体规定，大多是关乎道德修养的范畴。从中可以看出，首先，古人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说执政者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偏袒少数人利益，不结党营私，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国家就能兴旺发达。其次，古人认为清廉勤谨是最重要的官德，“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这一点受到普遍认同。纵观历史资料和文献的记载，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大多强调公、善、慎、廉等方面，这四个字形成了对古人为官的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
　　对古代官德要求的归纳整理，不仅能够体会古人政治智慧的传统魅力，也能够将其中部分内容适应时代需要进行转化应用，促进“现代官德”的确立及构筑，继而提升现代政府官员的执政道德观，有益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
　　其一，官德维系着为官者的仕途升迁和政绩评价。中国古代官德是古人在长期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历史财富，无论其“修身、爱民、纳谏、尊贤”的归纳，还是“公、廉、慎、勤”的具体准则的总结，都是后世可以传承延续的宝贵遗产，更是现代执政者从政道德的有益借鉴。
　　其二，官德引导着政府官员的从政道德风气和整体社会风气。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统治者的德行就像风一样对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官德不仅事关执政者安身立命之基，更是关乎民风、国风的大事。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仅是对领导干部执政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能否清正廉洁、和谐有序的重要因素。
　　其三，官德关系到权力法规的运行和具体执政效果。为官者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是官德更重要，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中国古代的“德”与“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但古人相信“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无德者执政无德政，无德者立法无善法，这种对于德与法的辩证看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其四，官德体现了治国方略的价值取舍，反映了执政措施对形势的适用判断。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博大精深，古代官德中蕴含的丰富内容，是古人在长期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历史财富，不仅仅是古人从政的道德价值观，也体现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执政者针对不同社会形势需要，对治国方略的判断取舍。其中因形势不同而采取不同治理方法、选择任用不同官员等有效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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