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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美美、中非希望工程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2011年的中国慈善界扯上了太多丑闻。当谎言和非议、作假与腐败让整个公益事业都蒙上灰色之时，一项叫做“免费午餐计划”的民间慈善行动却独独亮眼。
孩子是最大公约数
2011年2月，调查记者邓飞出席一次活动时偶然得知，一些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吃不上营养午餐，他深为震惊。实地探访之后，才发现状况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孩子们中午只能喝凉水或者在小卖部买假冒伪劣食品充饥。
个人的触动直接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慈善行动。4月，邓飞联合500多名记者和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了“免费午餐”计划，倡议按照3元一餐的标准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短短几个月，筹集善款2500多万，覆盖13个省区的110多所学校。在此过程中，微博的能量被释放到了最大化，人财物的调集和监督机制的执行，无不与之相关。90多万名市民群体成为捐助主力，窥得商机的企业也抛出“橄榄枝”，寻求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行动开展半年之后，便引来了政府的回应。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这种源自草根、蓬勃而起，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公益行动，在中国的公益史上尚属首次，无论其成长的速度、规模还是路径，都足以载入中国并不漫长的公益历史。民间社会、商业力量、公共财政聚集在这场慈善行动中，形成了强大合力。用邓飞的话来说，儿童的问题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由于牵扯较少的社会弊病和体制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最大共识。
在对一些官方机构日渐产生失望情绪的公益生态下，社会的捐助意愿和能力开始向民间慈善分流，“免费午餐”的成功离不开这个大气候，而在诸多的公益项目中自成格局，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汇集最大资源的根本所在。
从一开始，“免费午餐”便带有独特的温情色彩，蓬头垢面、处于饥饿的孩童戳痛了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屠童事件、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佛山小悦悦的遭遇，当儿童的教育环境和生命安全成为整个社会的忧虑时，民众的爱心便自然而然被激发出来，形成共鸣。打动心灵的瞬间有时候比直白的宣导更为奏效，正如20多年前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而建立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感动了全体中国人，以致于“希望工程”在其最为活跃的时候，几乎成为中国慈善的代名词。所不同的是，“免费午餐”的指向不是校舍建设和物质条件，而是公共服务未能企及的儿童营养保障，但对底层儿童的关怀却是其与“希望工程”的共通之处。
在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阶层和地区间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扩大，每当这种鸿沟和断裂以极端的血淋淋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总是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爱心，这个时候，也总是会有一个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和人物横空出世，用符合各自时代特色的路径来解决问题，当年是体制内的徐永光，如今是更加民间化的邓飞。
“希望工程”和“免费午餐”的奇迹都让世人相信，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一点也不缺乏爱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圣贤典籍里的社会理想，依旧深埋在国人隐秘的内心，只不过是暂时被物欲横流的迷乱世界遮蔽了，被体制化的不公和焦虑冲淡了。
当人们看到一个更加透明、公正和有道德感召力的公益项目时，他们的爱心汇聚便能创造出动人的奇迹。这个奇迹给中国的2011，带去了几抹亮色，让国人想起这一年的时候，能够抚平一些道德滑坡的群体焦虑感，能够减轻一些对佛山小悦悦、“甘肃校车”事件中逝去的幼小生命的愧疚感。
官民接力
当年的“希望工程”后来因为财务制度上的瑕疵而遭到了不少质疑，但这些原本既不严重也不复杂的问题却一直也没有彻底讲清，这让创始人徐永光至今都深受困扰。随着募得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庞大，可以想见，今天的“免费午餐”在未来的运作中也一定会遭遇这些问题，但时代背景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间公益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更少的制度束缚，邓飞和他的伙伴们显然也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由于为记者群体所推动，“免费午餐”具有先天的媒介资源优势，筹款的去向和实际效果能够在微博和大众媒体上及时公布。如果说，基于感性的出发点是它的柔软外在，那么对于公开透明的坚持则是其硬实内里。善款首先进入合法的公募账户，每两个月向学校打一次款，每所受捐助的学校都要在微博上发布款项的使用情况，确保3元钱能够真正落到儿童的餐桌上。“免费午餐”计划实行之初，邓飞和他的团队就为申请学校定下了三条标线：确为贫困学校、没有食堂、大部分儿童中午是饥饿的；学校的所在地具备基本的道路条件、方便食品运输；要有基本的信息发布渠道、方便管理和监督。如果一个学校不具备上网或其他可以接受监督的条件，宁可先放弃。事实上，正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标准化、流程化和对公开透明的严苛要求，才产生了“免费午餐”的公信力，从而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这恐怕是对整个公益界最大的启示，坚持公开透明才是立足之道。
“免费午餐”计划成形之初，走“战略公益”路线的发起团队就希望政府能够在两年内接手，形成公共政策，进而上升到立法层面，当国家全面负责学生营养午餐事宜之时，原来的民间公益团队便可以回到监督者的位置。中央财政160亿抛出，意味着他们的第一项目标提前一年半完成。在整个过程中，对地方政府的游说也未曾间断，湖南新晃和广西马山两地政府已经与基金会签约，为当地的“免费午餐”提供分别为每餐1元和2.5元的财政拨款。
民间探索、政府接力，“免费午餐”为处在纷乱之中的公益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对它评价甚高，称之为“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慈善与公共政策相对接的时候，它的意义便超出了调节社会资源的范畴，最终惠及更广大的人群。
孩子是最大公约数
2011年2月，调查记者邓飞出席一次活动时偶然得知，一些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吃不上营养午餐，他深为震惊。实地探访之后，才发现状况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孩子们中午只能喝凉水或者在小卖部买假冒伪劣食品充饥。
个人的触动直接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慈善行动。4月，邓飞联合500多名记者和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了“免费午餐”计划，倡议按照3元一餐的标准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短短几个月，筹集善款2500多万，覆盖13个省区的110多所学校。在此过程中，微博的能量被释放到了最大化，人财物的调集和监督机制的执行，无不与之相关。90多万名市民群体成为捐助主力，窥得商机的企业也抛出“橄榄枝”，寻求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行动开展半年之后，便引来了政府的回应。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这种源自草根、蓬勃而起，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公益行动，在中国的公益史上尚属首次，无论其成长的速度、规模还是路径，都足以载入中国并不漫长的公益历史。民间社会、商业力量、公共财政聚集在这场慈善行动中，形成了强大合力。用邓飞的话来说，儿童的问题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由于牵扯较少的社会弊病和体制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最大共识。
在对一些官方机构日渐产生失望情绪的公益生态下，社会的捐助意愿和能力开始向民间慈善分流，“免费午餐”的成功离不开这个大气候，而在诸多的公益项目中自成格局，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汇集最大资源的根本所在。
从一开始，“免费午餐”便带有独特的温情色彩，蓬头垢面、处于饥饿的孩童戳痛了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屠童事件、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佛山小悦悦的遭遇，当儿童的教育环境和生命安全成为整个社会的忧虑时，民众的爱心便自然而然被激发出来，形成共鸣。打动心灵的瞬间有时候比直白的宣导更为奏效，正如20多年前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而建立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感动了全体中国人，以致于“希望工程”在其最为活跃的时候，几乎成为中国慈善的代名词。所不同的是，“免费午餐”的指向不是校舍建设和物质条件，而是公共服务未能企及的儿童营养保障，但对底层儿童的关怀却是其与“希望工程”的共通之处。
在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阶层和地区间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扩大，每当这种鸿沟和断裂以极端的血淋淋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总是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爱心，这个时候，也总是会有一个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和人物横空出世，用符合各自时代特色的路径来解决问题，当年是体制内的徐永光，如今是更加民间化的邓飞。
“希望工程”和“免费午餐”的奇迹都让世人相信，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一点也不缺乏爱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圣贤典籍里的社会理想，依旧深埋在国人隐秘的内心，只不过是暂时被物欲横流的迷乱世界遮蔽了，被体制化的不公和焦虑冲淡了。
当人们看到一个更加透明、公正和有道德感召力的公益项目时，他们的爱心汇聚便能创造出动人的奇迹。这个奇迹给中国的2011，带去了几抹亮色，让国人想起这一年的时候，能够抚平一些道德滑坡的群体焦虑感，能够减轻一些对佛山小悦悦、“甘肃校车”事件中逝去的幼小生命的愧疚感。
官民接力
当年的“希望工程”后来因为财务制度上的瑕疵而遭到了不少质疑，但这些原本既不严重也不复杂的问题却一直也没有彻底讲清，这让创始人徐永光至今都深受困扰。随着募得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庞大，可以想见，今天的“免费午餐”在未来的运作中也一定会遭遇这些问题，但时代背景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间公益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更少的制度束缚，邓飞和他的伙伴们显然也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由于为记者群体所推动，“免费午餐”具有先天的媒介资源优势，筹款的去向和实际效果能够在微博和大众媒体上及时公布。如果说，基于感性的出发点是它的柔软外在，那么对于公开透明的坚持则是其硬实内里。善款首先进入合法的公募账户，每两个月向学校打一次款，每所受捐助的学校都要在微博上发布款项的使用情况，确保3元钱能够真正落到儿童的餐桌上。“免费午餐”计划实行之初，邓飞和他的团队就为申请学校定下了三条标线：确为贫困学校、没有食堂、大部分儿童中午是饥饿的；学校的所在地具备基本的道路条件、方便食品运输；要有基本的信息发布渠道、方便管理和监督。如果一个学校不具备上网或其他可以接受监督的条件，宁可先放弃。事实上，正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标准化、流程化和对公开透明的严苛要求，才产生了“免费午餐”的公信力，从而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这恐怕是对整个公益界最大的启示，坚持公开透明才是立足之道。
“免费午餐”计划成形之初，走“战略公益”路线的发起团队就希望政府能够在两年内接手，形成公共政策，进而上升到立法层面，当国家全面负责学生营养午餐事宜之时，原来的民间公益团队便可以回到监督者的位置。中央财政160亿抛出，意味着他们的第一项目标提前一年半完成。在整个过程中，对地方政府的游说也未曾间断，湖南新晃和广西马山两地政府已经与基金会签约，为当地的“免费午餐”提供分别为每餐1元和2.5元的财政拨款。
民间探索、政府接力，“免费午餐”为处在纷乱之中的公益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对它评价甚高，称之为“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慈善与公共政策相对接的时候，它的意义便超出了调节社会资源的范畴，最终惠及更广大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