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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则报道让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城市扩张速度惊人，但存在着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问题，农民工无法取得市民身份，市长们却反对改革现存的户口制度，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关键词】化地不化人 城市化改变
豪无疑问，作为“影响2l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的中国城市化，如今正走在飞速前进的快车道上，在一个国家中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①从1949年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国城市似乎找到了发展的“门路”。迅猛发展的城市经济和飞速扩张的城市，成为中国崛起最显眼的象征，不仅为世人所瞩目，也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一些问题的存在，比如有以下两组报道我们就不得不关注：第一组，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统计报告，报考中讲到，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与上年相比，上升1.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流动人口继续增加，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30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②第二组报道，今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目前调研报告已完成初稿，在经国家发改委审核讨论后，将适时报给国务院。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③
从这两组报道中我们能看到两个内涵。一是成绩显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意味着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有更少量的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口，剩余大量的人口会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三大产业的比例中，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低，非农业产值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大的阶段。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城市化率仅为l0.64%，而且还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地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工业生产能力都很小。至改革开放前，城市化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的起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1958到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到1977年，是反城市化时期。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人加速发展阶段，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从1978年的17.92%迅速提高到2011年的51.27%。这一进程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从1978到1984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初级城市化时期；二、从1985到1991年，是城市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双重推动城市化时期；三，从1992年至今，是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尤其是从1992年至今，城市化全面推进，以普遍的城市建设、小城镇扩展和广泛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大中型中心城市规模扩张迅速、城市建设加速、城市经济括跃，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个阶段，我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④如果从横向角度来比较，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及超常速度令世人惊奇。纵观世界各国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的过程，美国经历了40年，德国经历了8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英国经历了120年，而日本和前苏联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拂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正是党中央这一指导精神对中国2l世纪加速城市化进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问题突出，从报道一中，我们看到虽然我国城市化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因一些制度性问题未得到解决，如户口制度的存在，使许多常年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业户籍者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即成为半个“城里人”，而且这一趋势还正在逐步扩大，正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指出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30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而正是这种出生地决定的户口制度导致本地的非农户口居民很少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居民的社会待遇。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社会差距，有近20%的城市受访居民不愿与农村人成为亲家，部分外即使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也没有城市归属感。有些城市居民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仍存在社会排斥和歧视心理。城市化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会涌向城市，但我国的户口制度意味着为数众多的持农村户口的人即使生活在城市也无法享受持城市户口居民的待遇，这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发展，如何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恰恰是短缺经济时代产物的户口制度的改革从报道二中令人惊讶地得知遭到几乎所有市长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巨大问题。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土地财政成为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圈地运动”已经被一些学者用到我国快速城市化对土地侵蚀的论述之中，我国城市对农村圈地运动不再是“羊吃人”，更多的是城市的扩张。当前，我国城乡土地市场被人为分割成两部分，即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在这种“二元”的基础上，政府对土地的使用和配置形成了高度的管制模式，形成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而农村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换必须通过国家的征用，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农用地征用的垄断。而政府在这种“二元”的土地市场中占有绝对的支配权。因此.在现有土地二元结构下，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抬价出让农村集体土地，赚取土地市场中应属于农民的大部分收益。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人平均为每亩23.47万元，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从中可以看出，在二元的土地制度下，使原本归失地农民所得的一部分被掠夺了。以厦门为例，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次性投人使2004年度厦门市政府预算赤字达33.36亿元，而2002～2004年厦门市的土地批租/出让收入约40—44亿元/年，弥补了预算缺口，并使地方政府获得财政盈余。⑤由此可见，土地有偿出让对减缓政府资金压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投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已成为拓宽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在这种特殊土地制度下，在“制度型投入”城市化的基础上，中国的城市变成了巨型企业。城市是国家GDP创造和考核的主体单位，这使得城市化在整体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产业集聚型的城市化，以追求城市创造的GDP产值为主要目标。城市的发展在“五年一次的计划”中被一次次刷新，每一届城市政府都有新的、在“城市规划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化模式”。正因如此，市长们往往热衷于做的事情是城市的圈地运动，一个个城市新区拔地而起，城市规模像摊大饼一样迅速扩张，市长们对农民土地的热忱有增无减，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沦为失地农民，那么中国的市长们是否喜欢农民呢？答案是他们喜欢的是农民工，正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拿着低廉的报酬，干着这个城市最脏，最累的工作，而且城市新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城市的工业化的生产线也需要大量的农民工，那么既然市长需要农民工，为了城市的长远發展，为了农民工的不被歧视，他们为什么会反对改革饱受诟病的户口制度呢？ 答案还得从在现行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系找，各级城市政府都是“经济人”，在这些“经济人”之间还存在着极强的竞争性。面对财权和政绩竞争压力，各级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做大GDP规模，做多财政收入，各级领导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制，调集一切资源，搞园区开发，招商引资，大力推动本地产业发展。所有市长，当然代表的是城市利益。作为处于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优势一端，习惯于长期坐收“二元户籍”政策红利的城市，如果陡然承担户改责任而毫无反对意见，那倒让人颇感意外。
众所周知，户改的本质不是取消一个户口簿那般简单，更不是改头换面假以别的名称，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填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既包含户改对象即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包括类似城镇居民那样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城市必须努力创造更多平等的就业机会，一段时期内可能还得对新户改对象提供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以便他们能够尽快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落差。另一方面，城市还必须加大对原来农村人口的社会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这对很多城市而言，更是情非得已。
毫无疑问，户改所需巨大投资必将成为市长们忧心的重负。比如，2010年重庆市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户籍改革，据估算，“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而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这些成本包括“退出成本”用于对农村宅基地的改造及对承包地和林地的补偿，和“进入成本”用于“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原来计划两年内“转移300多万人，总的资金需求高达2010亿元”（《东方早报》2010年9月14日）。若仅以此为参照样本，全国8亿农村人口全部实现户改，仅资金需求之巨便令人不敢想象。
虽然这些资金需求并非短时间内供给，但显然压力重重。一则现阶段国内真正“富得流油”的城市并不多，且越往中西部，资金压力越大。地方政府数以万亿计的负债便可洞窥全貌；二则对于长期沉缅于“GDP政绩”模式的城市而言，户改必然打乱既有政绩评价模式，对于户改这样困难重重，短时期内对政绩无法形成明显促动的工作来说，市长缺乏热情自然不难理解。
不管市长们愿意与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已经持续不下去了，摊大饼的城市扩张已经敲响18亿亩耕地的警钟，我国已没多少耕地可以被占用。今后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从外延型大量搞城市圈地，一味做大城市规模到增强城市内生力，加快发展服务业，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这就必须改革户口制度，必须改变划地不化人的城市化道路。
第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变革城乡关系、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入手，尤其是要从粗放工业化带动的“划地不化人”向内涵集约发展的“划地又化人”⑧转变。因此，让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拥有合法的市民身份，能安居乐业，充实发展城市的第三产业，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
第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日益发达，但“三农”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形成了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并存的现象。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会造成我国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动荡不稳定状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也功亏一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改变划地不化人的城市化道路，积极改变不合理的户口制度，降低城镇化门槛，使城镇化进程顺利推进，提高城市居民的普遍生活归属感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杨保军，陈鹏，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怎么走城市规划学刊
[2]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
[3]财经国家周刊8月20日
[4]韩本毅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展望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章征涛，李世龙城市化的虚荣——对我国城市化现状的认识城市发展研究
[6]王桂新.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M]科学出版社
[7]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8]白永秀，王颂吉，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
王敏[1974-]，女，河南科技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黨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化地不化人 城市化改变
豪无疑问，作为“影响2l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的中国城市化，如今正走在飞速前进的快车道上，在一个国家中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①从1949年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国城市似乎找到了发展的“门路”。迅猛发展的城市经济和飞速扩张的城市，成为中国崛起最显眼的象征，不仅为世人所瞩目，也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一些问题的存在，比如有以下两组报道我们就不得不关注：第一组，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统计报告，报考中讲到，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与上年相比，上升1.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流动人口继续增加，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30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②第二组报道，今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目前调研报告已完成初稿，在经国家发改委审核讨论后，将适时报给国务院。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③
从这两组报道中我们能看到两个内涵。一是成绩显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意味着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有更少量的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口，剩余大量的人口会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三大产业的比例中，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低，非农业产值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大的阶段。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城市化率仅为l0.64%，而且还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地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工业生产能力都很小。至改革开放前，城市化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的起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1958到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到1977年，是反城市化时期。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人加速发展阶段，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从1978年的17.92%迅速提高到2011年的51.27%。这一进程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从1978到1984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初级城市化时期；二、从1985到1991年，是城市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双重推动城市化时期；三，从1992年至今，是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尤其是从1992年至今，城市化全面推进，以普遍的城市建设、小城镇扩展和广泛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大中型中心城市规模扩张迅速、城市建设加速、城市经济括跃，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个阶段，我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④如果从横向角度来比较，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及超常速度令世人惊奇。纵观世界各国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的过程，美国经历了40年，德国经历了8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英国经历了120年，而日本和前苏联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拂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正是党中央这一指导精神对中国2l世纪加速城市化进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问题突出，从报道一中，我们看到虽然我国城市化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因一些制度性问题未得到解决，如户口制度的存在，使许多常年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业户籍者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即成为半个“城里人”，而且这一趋势还正在逐步扩大，正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指出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30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而正是这种出生地决定的户口制度导致本地的非农户口居民很少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居民的社会待遇。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社会差距，有近20%的城市受访居民不愿与农村人成为亲家，部分外即使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也没有城市归属感。有些城市居民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仍存在社会排斥和歧视心理。城市化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会涌向城市，但我国的户口制度意味着为数众多的持农村户口的人即使生活在城市也无法享受持城市户口居民的待遇，这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发展，如何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恰恰是短缺经济时代产物的户口制度的改革从报道二中令人惊讶地得知遭到几乎所有市长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巨大问题。
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土地财政成为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圈地运动”已经被一些学者用到我国快速城市化对土地侵蚀的论述之中，我国城市对农村圈地运动不再是“羊吃人”，更多的是城市的扩张。当前，我国城乡土地市场被人为分割成两部分，即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在这种“二元”的基础上，政府对土地的使用和配置形成了高度的管制模式，形成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而农村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换必须通过国家的征用，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农用地征用的垄断。而政府在这种“二元”的土地市场中占有绝对的支配权。因此.在现有土地二元结构下，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抬价出让农村集体土地，赚取土地市场中应属于农民的大部分收益。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人平均为每亩23.47万元，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从中可以看出，在二元的土地制度下，使原本归失地农民所得的一部分被掠夺了。以厦门为例，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次性投人使2004年度厦门市政府预算赤字达33.36亿元，而2002～2004年厦门市的土地批租/出让收入约40—44亿元/年，弥补了预算缺口，并使地方政府获得财政盈余。⑤由此可见，土地有偿出让对减缓政府资金压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投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已成为拓宽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在这种特殊土地制度下，在“制度型投入”城市化的基础上，中国的城市变成了巨型企业。城市是国家GDP创造和考核的主体单位，这使得城市化在整体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产业集聚型的城市化，以追求城市创造的GDP产值为主要目标。城市的发展在“五年一次的计划”中被一次次刷新，每一届城市政府都有新的、在“城市规划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化模式”。正因如此，市长们往往热衷于做的事情是城市的圈地运动，一个个城市新区拔地而起，城市规模像摊大饼一样迅速扩张，市长们对农民土地的热忱有增无减，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沦为失地农民，那么中国的市长们是否喜欢农民呢？答案是他们喜欢的是农民工，正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拿着低廉的报酬，干着这个城市最脏，最累的工作，而且城市新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城市的工业化的生产线也需要大量的农民工，那么既然市长需要农民工，为了城市的长远發展，为了农民工的不被歧视，他们为什么会反对改革饱受诟病的户口制度呢？ 答案还得从在现行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系找，各级城市政府都是“经济人”，在这些“经济人”之间还存在着极强的竞争性。面对财权和政绩竞争压力，各级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做大GDP规模，做多财政收入，各级领导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制，调集一切资源，搞园区开发，招商引资，大力推动本地产业发展。所有市长，当然代表的是城市利益。作为处于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优势一端，习惯于长期坐收“二元户籍”政策红利的城市，如果陡然承担户改责任而毫无反对意见，那倒让人颇感意外。
众所周知，户改的本质不是取消一个户口簿那般简单，更不是改头换面假以别的名称，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填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既包含户改对象即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包括类似城镇居民那样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城市必须努力创造更多平等的就业机会，一段时期内可能还得对新户改对象提供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以便他们能够尽快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落差。另一方面，城市还必须加大对原来农村人口的社会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这对很多城市而言，更是情非得已。
毫无疑问，户改所需巨大投资必将成为市长们忧心的重负。比如，2010年重庆市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户籍改革，据估算，“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而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这些成本包括“退出成本”用于对农村宅基地的改造及对承包地和林地的补偿，和“进入成本”用于“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原来计划两年内“转移300多万人，总的资金需求高达2010亿元”（《东方早报》2010年9月14日）。若仅以此为参照样本，全国8亿农村人口全部实现户改，仅资金需求之巨便令人不敢想象。
虽然这些资金需求并非短时间内供给，但显然压力重重。一则现阶段国内真正“富得流油”的城市并不多，且越往中西部，资金压力越大。地方政府数以万亿计的负债便可洞窥全貌；二则对于长期沉缅于“GDP政绩”模式的城市而言，户改必然打乱既有政绩评价模式，对于户改这样困难重重，短时期内对政绩无法形成明显促动的工作来说，市长缺乏热情自然不难理解。
不管市长们愿意与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已经持续不下去了，摊大饼的城市扩张已经敲响18亿亩耕地的警钟，我国已没多少耕地可以被占用。今后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从外延型大量搞城市圈地，一味做大城市规模到增强城市内生力，加快发展服务业，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这就必须改革户口制度，必须改变划地不化人的城市化道路。
第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变革城乡关系、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入手，尤其是要从粗放工业化带动的“划地不化人”向内涵集约发展的“划地又化人”⑧转变。因此，让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拥有合法的市民身份，能安居乐业，充实发展城市的第三产业，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
第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城市经济日益发达，但“三农”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形成了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并存的现象。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会造成我国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动荡不稳定状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也功亏一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改变划地不化人的城市化道路，积极改变不合理的户口制度，降低城镇化门槛，使城镇化进程顺利推进，提高城市居民的普遍生活归属感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杨保军，陈鹏，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怎么走城市规划学刊
[2]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
[3]财经国家周刊8月20日
[4]韩本毅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展望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章征涛，李世龙城市化的虚荣——对我国城市化现状的认识城市发展研究
[6]王桂新.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M]科学出版社
[7]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8]白永秀，王颂吉，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
王敏[1974-]，女，河南科技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黨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