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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日抗战经济准备意识经历了萌发、形成、强化三个阶段,国家层面由国防设计委员会(后为资源委员会)负责重点准备,社会层面则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作为广泛的准备,最终形成以国防需要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蒋介石的对日抗战经济准备意识具有萌发早、受干扰、完备迟并随民族危机的加剧而逐步加强的特点。虽然实际行动及成效与意识设想有较大差距,但其一定程度上的及时性和正确性,是中国能经受住日本第一阶段军事攻势、将之拖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